陈志南，1952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药物专家，专业技术少将，长期从事细胞与分子医学基础和转化研究。原创性发现炎-癌相关分子CD147在癌进展中多时相、多阶段、多节点调控机制；首次发现恶性疟疾、COVID-19等重大疾病感染宿主细胞通用型特异受体；新靶点自主抗体药物和免疫细胞治疗产品研发等领域居国际领先。国家分子医学转化中心主任。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曾以为，这位出身于医学世家的工程院院士，天赋过人，精力充沛，勤奋自律，成就非凡，定是带着医学大家的使命走来，卓荦冠群，风正帆悬。采访中才得知，原来人生起步阶段的陈志南，医途异常坎坷，也曾如寻常人一般随时代的大潮翻卷浮沉。

    1964 年秋，陈志南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前黄重点中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是学校团委唯一的初中委员。作为“前黄”的优等生，就好比一只脚踏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门槛。“上医科大，做一名好医生”，实现这一夙愿似乎近在咫尺了。然而，3 年苦读之后，“文革”开始了，停课又停学，理想变得遥遥无期。1968 年，16 岁的陈志南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江苏省武进县漕桥乡，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知青生活。

    巨大的生活落差，前途未卜的内心煎熬，梦想破灭的挫败感、对困顿现实的无奈感，在知青中蔓延。但陈志南没有怨天尤人，天性里追求优秀的那股子倔强，让他下决心，哪怕是时代潮流里的一粒沙，也要做一颗闪亮的沙粒。把平凡事做到极致，在低谷中坚守出类拔萃，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交待。

    陈志南说，自己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确实需要一些意志的磨练，下乡就是最好契机。他认真向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和耕种经验，不出半年，100 多斤的担子他挑起来就走，插秧也插得又快又好。村里最壮的劳力一天能挣 100 个工分，只有十六七岁、身体单薄的陈志南竟挣到了 90 分，与许多老把式不相上下。他还发挥自己的优势，经常帮生产大队写墙报、做报道，村上的父老乡亲们都很喜欢这个好学又勤快的小伙子，连续两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知青，去南京出席了表彰大会。

    荣誉和赞扬并没有让陈志南忘乎所以。白天下地干农活儿，晚上别人打扑克、侃大山，陈志南却拿出高中课本细细研读。无缘高中，是他此生最遗憾的错过，他一定要努力把失去的补回来。

    数、理、化、语文、外语……学校开设的文化课一门儿也没落下。有人说，“学校停课，高考取消，学这些还有什么用？”在当时形势下，陈志南其实也看不到未来，但不管怎样，他不愿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

    两年后，陈志南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基层卫生兵，他所在的某部是拥有光荣传统的“铁锤之团”，在那里他接受了英雄史诗的熏陶和战斗意志的考验，奠定了人生基色。由于表现突出，入伍仅半年，陈志南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机遇不负有心人。一天，陈志南听说，军区要组织文化课选拔，成绩突出的有望上军校，好消息让陈志南兴奋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长期文化课补习的日积月累，一下子派上了用场，他一路过关斩将，先后顺利被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和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从田间地头一路走来，绕了一大圈，终于抓住了学医的机会，陈志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股子高兴劲儿用到学习上，自然是继续发扬死磕和较劲儿的精神，愈发彰显出“学霸”本色，门门课程必须在 90 分以上，否则，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一时期奠定的扎实医学基础理论功底，也为他日后从事科研和继续深造创造了条件。

    对于早年这些兜兜转转的经历，陈志南无怨无悔，相反，说起这些还一改往日的沉静与内敛，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在他看来，那一时期的与普通农民、基层官兵，水乳交融、你中有我般的亲密接触，让他获得了在学校里永远得不到的历练和成长，应该说，没有知青陈志南、战士陈志南，就没有如今的陈志南。

手术台很小 梦想很大

    完成本科学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方案下来，陈志南再次与梦想完美错过——虽然如愿留校，却被分配到训练部病理学教研室，这意味着与当临床医生无缘了。

    看病理切片、做尸体解剖……冷冰冰的工作环境，弥漫着福尔马林的气味，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与他一直以来对医学的认知形成巨大反差。实习期间和带教老师们一起在门诊、病房、手术室救死扶伤的火热场景，一遍遍刷新着他的记忆，刺激着他的自尊。

    “别人学医是给病人做手术，我是给死人做解剖。”陈志南人生第一次感到了委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命运的走向总是差强人意？

    优秀的人不会总是沉浸在自怨自艾里，陈志南很快就找到了说服自己热爱病理解剖的理由。“我的梦想是官兵无恙、百姓安康，上不了手术台，但坚守讲台、实验台，同样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梦想。”

    于是，他把对医学的热情倾注到教学工作中。陈志南带的第一届学生 78 级，是恢复高考后四医大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授课任务重，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陈志南认真备课，不懂就学，耐心地教导加虚心地求教，给老教员和学员们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学效果也出乎意料地好，这让陈志南第一次在教学中找到了乐趣。

    在病理教研室的师长，尤其是老师刘彦仿教授的指点、教导下，陈志南也很快对肿瘤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教研室领导对他的专业发展非常重视，派遣他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学习单克隆抗体技术，一年多时间虽短，却从此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抗体药物研究的终身事业。

只有勤奋者理解成功

    单克隆抗体，1975 年英美两位分子生物学家克勒和米尔斯坦的重磅发明，他们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上世纪 80 年代初这方面研究方兴未艾，在世界范围都还是一项突破性免疫学新技术。

    将一个肿瘤细胞与另一个含有特定抗原基因的细胞杂交，长出新的杂交瘤细胞来，它既有肿瘤细胞的无限生长能力，又能分泌抗体，把这样单个克隆的细胞挑出来放大，产生抗体即免疫球蛋白。这种抗体又具有识别抗原的能力，能像导弹一样直击特定癌细胞。

    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陈志南在对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学习研究中，感悟到了基础研究的神奇力量，心灵深层的激情再次涌动。

    那个年代，实验仪器设备不具备现今的高通量技术能力，都是靠人工耗费大量时间一个一个去做检测。

    一年 365 天全年无休，不分白天黑夜每天 12 到 16 小时……看到自己精心培养的杂交瘤细胞在培养板里一天天生长出来，陈志南别提多高兴了。但单克隆抗体制备成功，仅仅意味着掌握了杂交瘤技术，拿到生物医学科学大门的钥匙，而要如何运用和发展这项技术，才是一个更加广博的科研天地。于是，真正意义上“五加二、白加黑”的劳动密集型研究，又从上海一直做到了西安。

    陈志南的妻子朱平，是他研究生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每天两个人一同培养细胞，一做做到天亮，两岁的儿子请保姆代为照看。有一次，孩子生病，因为初期没有重视，转成了重症肺炎，还上了呼吸机。

    孩子在抢救，陈志南在门外痛心疾首，无论如何科学研究的代价都不应让幼小的孩子承担呀，他和爱人商量，以后一定要妥善安排好工作和家庭，哪怕自己付出再多的辛苦，也不能让孩子再遭罪。

    好在上天眷顾，孩子最终化险为夷了。

    就这样，通过几万个克隆，整整做了三年，陈志南终于在 1987 年获得了在肝癌组织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的单克隆抗体 HAb18，开启了 HAb18G/CD147 分子相关的炎 - 癌系列研究，不仅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且随着研究走向深入在某些方面达到并保持了国际领先。    

科技终须以人为本

    上世纪 80 年代，王大珩等 4 位院士提出，中国也要搞高技术研究，获得小平同志亲自签批认可，从此诞生了中国的“863 计划”，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

    1991 年，陈志南拿到了“863 计划”生物领域一个大课题，并担任课题组长，经费 84 万，听上去不多，但那是月工资一两百块的年代。当时拿这么大一个课题，在四医大是第一个，在军队也为数不多。为此，学校专门成立 863 课题组，由陈志南牵头，开始独立管理运行。

    起初，课题组一共 5 个人，地点设在教学实验楼北面的一个三层小楼。白天跑跑颠颠做沟通，晚上点灯熬油搞科研，事无巨细都要他们自己处理。当然，最令人头疼的还是研究进展的踟蹰不前。

    特异性单抗的获得只是成功的第一步。HAb18 单抗对肝癌组织有特异性，对正常组织低表达，但还有少量的癌周肝组织、包括肝硬化组织有交叉反应。这个科学的难题一直困扰着陈志南和他的研究团队。

    很快他们又遭遇到真正的危机。80 年代单抗研究掀起的世界性热潮到了 90年代却好像突然遭遇了冰冻。最初投入这项研究的学者们渐渐发现，单抗药物研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相比于化学药物，生物药开发周期长，技术瓶颈解决困难，生产质控条件苛刻，生产线投入门槛高。而同一时期，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让很多学者都纷纷涌向基因克隆和基因组学研究。有的为了快出成果，则选择去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项目。

    低谷中，陈志南也曾考虑，是否要换一个方向？但是技术的难题未曾解开，抗体的应用尚未实现，他又怎么能放得下这个如同自己孩子一样的科研项目？在陈志南看来。科学研究不应该只为了发几篇文章或者申请几个专利，而是应该致力于为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服务。

    一年、两年、三年，拿着国家的经费支持，却迟迟出不了成果，对陈志南和研究团队来说，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没有压力的人生是不完美的，陈志南打定主意，既然得到了这个特异性抗体，就一定要让它能够为人类造福。

    秉持执着的信念，他带领团队冲破重重难关，终于在 2007 年成功上市了肝癌单抗靶向药物“利卡汀”，也是国内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类药物，并且首次在国际上解析了 HAb18G/CD147 这个复杂糖蛋白胞外段的晶体结构，使得该项研究真正走向了“中国创造”。

    而这，距离他最初得到这个抗体，已经过去整整 20 年。

在更大的平台上造福人类

    2007 年，陈志南以他在抗体靶向药物及肿瘤生物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让一般人看来已经功成名就的陈志南，依然一刻也不停歇。

    2006 年，陈志南团队开始聚焦 HAb18G/CD147 在炎癌链中促进肿瘤增殖的机理，获得 973 前期研究专项。经过两年探索性研究，又有新的发现——肿瘤的发生发展错综复杂，犹如一张大网，从哪一个节点开始，又到哪一个节点终止？带着这个重大的科学问题，2009 年和 2015 年，他们又连续获得“肿瘤相关分子在癌进展中的多相调控机制”和“炎 - 癌生物信号交互调控癌进展及阻抑治疗分子机制”两项“973”首席科学家项目。陈志南带领团队，向新的重大科学前沿发起“冲锋”。

    伴随着一路攻城拔寨，学科也一步步发展壮大。1999 年，在“863 课题组”的基础上，建制成立了四医大细胞工程研究中心，2000 年，进一步建制成立细胞生物学教研室，2007 年入选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学科。

    倾力提携晚进，奖掖后学，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让学科形成矩阵梯队，始终保持创新活力。无论是新一代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如边惠洁、蒋建利、李玲，还是青年学术骨干吴佼、翟月、王珂、耿杰杰，以至于每名研究生，陈志南都用心为他们规划未来、指点迷津。

    1999 年，学生蒋建利研究生毕业刚两年，也正是学科爬坡的艰难时期，缺人、缺资金、缺认可，蒋建利整天陪着老师东奔西跑，是他的得力助手，此时陈志南却决意送他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深造。许多年以后，蒋建利依然清楚记得那天的情景，陈志南送他到深圳罗湖口岸，坐哪趟车、到了生活怎么安排，每一个细节都叮嘱好几遍，然后目送蒋建利过关，直到他淹没在人海里，陈志南依然久久没有离开。

    当时的细胞生物学科编制少，缺乏人才骨干，陈志南放眼未来，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先后派出边惠洁、李玲等 10 位教授、副教授及 2 位博士后、实验师赴德国癌症研究所、美国哈弗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MD 安德森、纪念斯隆凯瑟琳癌症中心、丹麦隆德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研究所长期深造，学成全部回校。

    34 岁的教授吴佼刚入科时，听说陈院士会亲自带她，喜出望外。果然，接下来她发现，每一个研究课题陈院士都会亲自把关，即使当上院士之后，依然经常带着学生在实验室观察细胞生物学行为变化，一看一整天。亲自进行细胞融合、抗体制备等示范性实验，学生手法不到位，做不好，老师一上手成了，学生们面面相觑，不得不佩服陈院士的言传身教。世纪初年，“转化医学”这个新的前沿词汇进入到陈志南的视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从实验台到病床旁”的研究模式将成为医学研究新趋势。2010 年，他牵头成立了“中国转化医学与生物技术创新联盟”, 并通过总部向国家部委建议，筹建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经过多次调研、论证，“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西安）——国家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在西安定点建设，成为我国五个国家级转化科学中心之一，也是首个分子医学领域国家大科学中心。

    平台越来越大，陈志南也越来越忙。跑政府谈建设地块、对接企业做成果转化，还有各种会议、评审、讲座……他总是以分钟为单位安排自己的日程和作息。出差连轴转，中间哪怕有一天间隔，也要飞回西安，安排好实验室的工作。去年有一天，陈志南去北京开会，为节省时间，定了最晚的航班，结果飞机延误到凌晨 2 点才起飞，到目的地已是早晨 5 点多，他靠在床边打了个盹，用冷水洗了把脸，7:30 准时出席预备会。

    工作再忙，对学科的教育管理却从来没有松懈。新人入科，陈志南会亲自介绍学科发展成长历史，会带着全科人一起讨论凝练科室文化，也会亲笔手书条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高屋建瓴”，挂在会议室，或者赠送给学科骨干作为期许和勉励。同事们一起加班到深夜，陈志南会亲手做了热腾腾的饭菜拿到科里，给大家做宵夜。当然，陈志南的管理并不只是柔性的。他强调最多的莫过于科学精神，希望大家务必保持严谨求实。如果有研究生胆敢抖个机灵，汇报实验进展时有人为加工处理，陈志南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穿，他会毫不客气地当场指出，也告诫在场所有人，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丝侥幸心理都会贻害无穷。

    道阻且长，但陈志南带领他的团队已在路上，不管有多少险阻，他们都会向着这个目标，行进。

    （作者：魏 纹  校对：李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