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外研社“红楼”在北京西三环边耸立起来，让当时以平房“灰”为主色调的北京瞬间亮了起来。与百年校园文化内涵相契合的外研红，让大家记住了建筑师崔愷的名字。

    1957年8月13日，崔愷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4年，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并进入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工作。

    崔愷长期致力于建筑创作以及建筑学术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设计大量国家级和地方重要建筑达130余项，是国内作品最多的建筑师之一。首都博物馆、北京丰泽园饭店、河南殷墟博物馆、奥林匹克公园下沉庭院、拉萨火车站、2019年世园会中国馆、外研社大楼……公众身边一座座熟悉的建筑，是他的职业生涯最生动的注脚。

    2000年，崔愷当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他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梁思成建筑奖”等荣誉。并出版《工程报告》《德胜尚城》《本土设计》《中间建筑》《本土设计II》等著作。

    “本土设计”是崔愷建筑设计理念的关键词。

    他倡导并推动中国建筑本土创作与研究，提出“本土设计”创作理论。“本土设计应该与地方环境、人文和生活以及当地材料、适用技术相结合，尤其要注重绿色节俭的理念，让建筑尊重自然，让生活回归自然，这是保护生态环境，让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他这样解读这一理念。

    “我心中有一棵树，以立足本土的理性主义为主干，扎根在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的沃土上，生发出可以在城市、在乡土、在历史街区出现的有不同特色的建筑。”

    崔愷说，所有这些建筑都是跟特定土地发生了关系的，它们像是这棵大树的一片绿叶。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是他对中国建筑创作未来发展的憧憬。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愷。受访者供图

    崔愷注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在平谷干了三年农活的知青崔愷走上考场。由于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他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却因缘际会考取了心仪的建筑学专业，来到“第二志愿”天津大学读书，为他的建筑师生涯打下了根基。

    填高考志愿之前，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崔愷曾觉得，教师是理想职业。研究生毕业时，清华大学和母校天津大学都向他抛来橄榄枝，希望他在“象牙塔”任教。但此时他已摩拳擦掌，准备在建筑师的岗位上“实战”一番了。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愷表示，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建筑教育语境。寄语未来的建筑师时，崔愷希望他们向生活学习，“因为未来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你的笔下”。

崔愷对未来建筑师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谈学习环境：高考前曾下乡干了三年农活

    新京报：听说你从小喜欢画画，并对建筑产生兴趣，有什么缘由吗？

    崔愷：我1957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在母亲单位的机关院里长大。那个大院位于景山东街，是京师大学堂旧址，所以我对古都的历史环境和风貌很有感触。我母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整个机关大院文化氛围很好，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也是得益于这种氛围。

    那时候我们有少年之家，放学以后，大孩子组织小孩子画画。我自己也很喜欢静，放学后经常到母亲的办公室找一张书桌画画，慢慢养成了习惯。在当时的背景下，我所就读的景山学校教学环境比较好，从小学的高年级到初中都有绘画组，美术老师会教有兴趣的孩子画画，由此，我开始逐渐接触相对专业的绘画，比如色彩、素描等。

    我父亲在五机部（第五机械工业部）设计院工作，他本身是暖通空调专业的，但很喜欢建筑设计。初中时，我到父亲位于兰州的单位度暑假，他就找来建筑师同事沈老师，指导我画画。当时我照着全国美展的作品，画尺寸很大的铅笔画挂在家里。沈老师帮我指导，还提出了意见。我这才知道建筑师需要会绘画，当时也萌生了学建筑设计的想法。

    新京报：你高中时期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的？

    崔愷：我的高中时代受社会背景影响比较大。景山学校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办的高中，并选送了一部分优秀的学生就读。当时景山学校有12个初中班，高中只收两个班，所以有类似考高中的环节，我学习成绩不错，顺利进入高中。上高中后，我们加强了数理化的学习。

    念到高二时，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家一门心思下乡，想扎根农村干一番事业，我们整个高二几乎都在农科院开门办学，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种水稻。1975年高中毕业时，我积极争取到平谷大华山插队当知青，那时候，对于上大学已经没有太多奢望了。

    1976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想回城参加悼念活动。直到1月底春节，我才到了天安门广场，看着大家为周总理敬献花圈上的许多诗词，我久久不愿离去，结果被冻感冒了，之后转成了肝炎，就在城里住院休养。那年还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和主席逝世，真是难忘的一年。

    秋天回乡时，政治语境不一样了，“四人帮”已被打倒，但当时是否能上大学仍不明朗，我们继续干农活。当时，北京一些单位、工厂到我们公社去招工，有七八个知青选择了参加工作，后来可能是由于上了班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生活压力等原因，他们没有上大学，而我们公社留在农村的知青，后来陆续考上了大学。

    谈高考：做错一道数学题，考入天大建筑系

    新京报：得知恢复高考后，你是如何准备的？

    崔愷：我从小住的人教社大院的家长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大概1977年初时就听到了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家里问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复习。

    我所在的村子很小，只有34户人家，知青是重要的劳动力。我在村里干活也一直干得很好，还当了基建民兵的排长，所以不太可能完全放下农活回城复习，我就利用春节时候找了一些复习资料，连同高中课本一起带回农村，边干农活边复习。

    学业已经放下了两年，需要重新温习做题。但我们复习那会儿正赶上夏收、秋收。农忙时，知青只能白天出工，晚上复习。当时村里电力不是很足，我们晚上在油灯下看书，几个同学一起背公式，相互帮助。

    由于我是得完肝炎回村的，村里比较照顾我，没让我在大田里干活，给了我一个“美差”——看青，就是看护山上的果木。我们村的山场很大，早上天没亮我就上山了，往往等到天黑之后才能下山。虽然辛苦，但好在这个任务比较灵活，我背着课本和手电筒上山，利用空闲的时间背书。我的复习条件比下大田的同学好一点。

    新京报：你还记得参加高考的具体细节吗？

    崔愷：初冬时节，我们在大华山公社参加高考。我们村离公社有8里多地，一大早，大家就带着干粮浩浩荡荡奔赴考场了。当时上过中学的农村青年也一起参加，村里还派了辆拖拉机，拉大家前往考场。

    一上午考完，农村青年基本上都走了。很多人以为高考像以前工农兵学员选拔一样，问一些常识问题，到了考场才知道是发卷子做题，很多人答不上来。到了下午，考场上剩下的基本都是知青了。当时公社党委副书记也是我们景山学校高年级的下乡知青，他在监考时走到我旁边看了看。考完试后，他跟我说，“你考得不错”，我当时很兴奋。

    新京报：你在填报志愿时是如何考虑的？

    崔愷：当时高考是考前报志愿，我想报清华建筑系，但当年清华建筑学专业没有招生，我就报了清华物理专业。第二志愿报的是天津大学建筑系。

    考完回家，我和大院里的孩子们互相对题，发现有一道数学题我套错了公式。因为这道题，我没有去成清华。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内心不是特别喜欢物理专业，只是希望上最好的高校。

    但是上了天津大学，由此走到建筑师这条路上来，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幸运。

    谈大学生活：老师亲自画讲义，师生结下深厚友谊

    新京报：你入学时，大学校园的环境和教学条件是什么样的？

    崔愷：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天津也是重灾区，天津大学的操场上搭满了市民的抗震棚。我们没有操场，在学校的小马路上体育课。但是教学楼的条件挺好的，我所在的校区是上世纪50年代建校，是徐中老先生带着许多青年教师设计的，建筑很有特色，一直被保护和使用得很好。

    在我们77级学生入校之前，已经有1975年和1976年两届工农兵选拔大学生，教学楼一直处于使用状态。我们77级是考试进来的，老师们对我们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和关注，授课非常用心。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国外资料很少，也没有复印机，老师用钢笔画了很多讲义、资料和范图，编辑成册，印成油印本给我们看。能遇到这些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老师们的倾心付出让我们倍加感动。

在天津大学读书期间的崔愷。受访者供图

    我们需要画大图，每个人面前不是小书桌，而是大图桌。我们班有34个学生，教室里共有五六排大图桌，上设计课时，每一排有一个老师，每个老师负责6个学生，所以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多，他们给学生讲设计的道理，画图的技巧，还上手改图，让我们很钦佩，师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诸如彭一刚先生、童鹤龄先生、张文忠先生等等许多老师，水平都很高，在全国建筑教师中都是很优秀的。我们作为学生真幸运！

    新京报：学建筑专业，你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崔愷：大学期间，我们的学习风气特别好，大家都很珍惜时间，每天“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或图书馆，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同学们常常熬夜画图，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是天津人，周末回家。我们几个外地的同学留在学校，经常出去逛街。因为对建筑专业来讲，观察城市是很重要的。天津的五大道、解放桥、海河沿线，我都观察和学习过，这对理解城市和建筑很重要。甚至在今天，那些城市空间的记忆对我们做城市设计都有很大启发。

    我不是“死读书”的人，周末操场上有露天电影，我很喜欢看。业余时间，我们还去水上公园写生。老师说，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才多艺，我的同学中有画油画的、写书法、搞篆刻的，其中不乏高手。

    读本科的最后一年，《建筑师》杂志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我和另外三位同学联合做方案，获得一等奖，此外，天津大学还获得了好几个奖项，当时老师们也特别高兴。后来，天大获奖似乎成了规律，逢单是设计奖最多，逢双论文奖最多，好多年都保持着优势，说明天大老师教得好，学生也努力。

    新京报：你研究生毕业后，为何没有留校任教？而是选择去设计院？

    崔愷：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需要高学历的人才。临近研究生毕业时，很多单位非常需要我们。后来听老师说，清华大学到天津大学揽才，希望我去教书，因为他们尤其想要插过队、有社会经验的人。我的母校天津大学也动员我留校充实师资队伍。

    但是我当时一腔热情想去设计院工作，用所学的知识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当时曾经指导过我的沈老师已经调到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了，我去她的办公室参观，看到设计院正在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国家图书馆），那些又大又漂亮的效果图深深吸引了我，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些援外项目的设计方案，心生羡慕。所以下决心要“实战”去当建筑师，不想呆在校园里“坐而论道”了。后来，听说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的刘世瑾老院长和石学海老总亲自到学校来要毕业生，使我如愿以偿。

    新京报：对于即将高考的学子，你对他们有何建议？

    崔愷：这些年，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建筑教育语境。我希望报考建筑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也要向生活学习，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出自他们的笔下。

    人物简介

    崔愷，1957年8月13日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