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印佛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1931年7月6日出生于泰兴市。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1952年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被分配至地质部直属321地质队，在安徽铜官山从事矿产地质勘查。1955年调至华东地质局机关工作。1956年被派往中苏技术合作扬子江中下游铜矿普查队工作。1957年底调回321地质队任技术负责人。1965年至1974年，由地质部先后派往越南、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外地质技术工作。1978年以来，先后任安徽省地质矿产局副总工程师、副局长、总工程师。现供职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安徽省地质学会理事长、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常印佛说，他父亲是一个性情淡泊的人，在给他起名字的时候，想到了苏东坡的朋友佛印和尚，于是给他取名：印佛。他说父亲的意思，并不一定真的让他去成佛，但是在印象里头，要有一种佛家的思想。
记：你是我们泰兴人，对泰兴有怎样的记忆？
常：我父母都是泰兴人，就住在泰兴城里，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父亲读的是上海龙门高等师范，母亲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我是他们的独生子。我小学跟初中都是在泰兴上的，当时正值日寇侵占，原来的学校都解体了，汉奸伪政府虽也开办了学校，但是没什么人去读，很多离开学校岗位的老师，他们联合起来以私塾的名义招收一些学生，我当时就是上的这样的私塾学校。后来有了私立学校，我读初中的那个学校，是由泰兴城里几位有名望、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他们以私塾的名义组织的一个学塾。学塾可以不教日语———因为当时“正规”的学校都要教日语的，所以政治色彩淡薄，江南、江北包括上海一些很有名的中学里的老师，都纷纷跑到小城市来教书，我们那个学塾就有好几位老师是扬州中学来的，他们都是为了避开日伪的牵连、影响，到偏僻一些的县城里面去支援教育，这也是那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情。
记：你在这里一直学习到什么时候？
常：一直学到日本投降以后，这一年我正好读初三。
记：就是说你在泰兴上学读书，一直读到抗日战争结束。
常：哎，整个的抗战时期。1946年以后我离开了泰兴，考上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在那儿没有其他的干扰，很顺利地读完了高中，后来就考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地质系。
记：选择地质系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吗？当时你对地质有怎样的概念？
常：当时这个概念不是太清楚，但是当时的青年人受到科学救国观念的影响，觉得我们国家贫穷落后，要开发富源，所以我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就选了地质系和水利系，为国家开发矿产或水力资源。
记：在大学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搞一些地质方面的科学研究？
常：没有，学生一般不搞科研，在学校是一个充实知识的阶段。
记：真正开始搞科研是在什么时候？
常：那是在工作以后。1952年国家要准备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正规的经济建设，这样就要摸清楚国内的家底，包括矿产资源到底有多少。但地质工作人员在以前是很薄弱的，当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包括我们这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地质系学生，累计起来在地质岗位上的，不到300人。这样国家就采取集中使用的办法，首先成立了地质部，同时地质部组织了6个直属队，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直属队之一的铜官山地质队，在铜陵及其外围地区工作了3年。
记：铜陵是你地质事业的起点。
常：哎。我一开始去的这个单位，是属于生产型的，但地质工作本身又具有调查研究性质，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找矿，并且是以找铜矿为主。当时我们国家铜缺得很厉害，要建立铜的冶炼基地，铜陵是其中之一，地质部派了当时有名的专家郭文魁来担任队长，当然队里还有其他很多专家，我就在他们手下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基本上全套的找矿勘探过程，包括在野外的研究性工作都参与了。作为一个矿床地质工作者，我在这3年得到一个多方面的基础锻炼，少走了一些弯路。
记：作为你个人来讲，这3年可以说受益匪浅了。
常：是啊，第二年队上就派我出去独立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跑的地方比较多，江北、江南跑了好些地方，并且在野外调查的过程里面，又发现了一些矿藏，其中有两处矿床后来都开采了，都是效益很好的中等规模的基地了。当时铜陵主要的铜矿山———铜官山最终勘探报告，也是我在1955年执笔编制出来的。
记：与苏联专家合作找矿应该也是你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节点吧？
常：当时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大家都很羡慕的，所以很多老同志都跟我讲，你去了，就等于是到苏联留学去了。事实上呢，跟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的那两年时间，我确实收益很大，我在业务上真的补充了不少。
当时全国都在学苏联，学术上也是学苏联，但是只有直接跟着苏联人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因为国情不一样，苏联人的那套方法，有些地方是不适合于中国的，但是有很多东西，应该说我们中国是不如他们的。26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原来那个队上去担任技术负责人，实行总工程师制的时候，我被任命为队上的总工程师，其实当时我是有点心虚的，26岁不还是个小伙子嘛。我在这队上持续工作了7年，在找矿和科研方面出了一些成果。
记：后来的援外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常：1965年，我是作为地质部的专家被派到越南去的，担任援越的一个专家小组的组长。到了1970年，那时候我们国家跟阿尔巴尼亚关系非常好，地质部又组织了一个比较大的队伍，叫地质部援阿尔巴尼亚地质大队，我担任这个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在阿尔巴尼亚又呆了几年。所以“文革”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在国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搞业务，这一点对我这一生来讲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这个10年没有荒废，相反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提高。
记：你主要的成就，是在安徽铜陵做起的，这跟安徽的地质情况有没有关系？
常：那当然有关系的，我工作的铜陵，从找矿来讲，在安徽也是一个第一等的好地方啊，就是矿比较多。所以这也是个客观的有利条件，我在清华的老同学就说，你真是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记：就算是在一个好地方，矿藏具体怎么找得到呢？
常：早期就靠两条腿了，到野外去找矿，这种矿叫“露头矿”，是在地面上就可以找到的，找这种矿要有观察的能力，但是不需要太高的学术水平或者技术含量，因为像铜铁那样都属于易识别矿，人跑到那儿去就可找到，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它有时候在深山老林里头，要不是认真负责去找的话，也不一定看得见。随着地面找矿的深入，找出来的矿越多，未发现的露头矿就渐少了，尤其是1958年大炼钢铁，全民上山找矿，把山上角落里的一些东西都找出来了，所以后来就要靠一些先进的方法和理论了。
记：具体是什么方法、理论？
常：所谓方法，就是要用科学方法去分析，这一地区可能有什么样的矿，这种矿需要用什么技术方法把它探出来。在理论方面，就是成矿的规律的研究，因为矿藏也不是到处都能有的，它是在整个地质作用过程里头产生的，这个过程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成矿，这就需要研究。
记：在铜陵你发现的“隐蔽基底构造带”是怎样的一种理论？
常：这是我在321队当总工程师的第一项理论性的成果，属于成矿规律方面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发现铜陵有一条地表看不见，但是隐伏在下面的“构造”———构造是地质上的术语，地下不是有石头吗？如果这个石头在地下某个地方扰动甚至错裂开来了，这个就叫构造。有了构造，下面的岩浆就从这个地方冒出来了，铜陵这边的矿就跟岩浆有关系，是岩浆带上来的，我们叫它“构造岩浆带”，这反映出深部的一种变化、异常。当时讲这个的人比较少，国外讲的也不多，而我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就提出来并发表了文章，称它为“隐蔽基底构造带”。“隐蔽基底构造带”就像我们房子建的屋基一样的，这个构造在房子里面看不见，它是在基础下面的，弄不好一个地震来了，这个房子可能就要垮掉，就是类似这种性质的意思。
记：你在矿床类型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常：矿床类型很多，有水成的矿———水下沉积的，也有火成的矿———岩浆带上来的，可是在铜陵这一带，有一种矿床很特别，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主要是火成性质的，有时候又像是水成性质的。大家争论不休，后来我通过研究，尤其是吸收了国外的一些新的理论，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复合成矿，就是既确有水成因素，又确有火成因素，我管它叫“层控矽卡岩型矿床”，层控指水成因素，而矽卡岩则是火成作用产物。这个观点发表出去以后，也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记：这又是一种开创性的观点？
常：哎，是带有一种开创性的，这也是我们这儿，包括铜陵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复合矿床的特色，其实国内外这类情况也不少。
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你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研究中，又取得了重大成果。
常：当时接受了地质部的任务，对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的规律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地质上有几种成矿背景或类型，有的是在海洋跟陆地交接的地方，有的是在陆地的大山脉里头，有的就在陆地内部，针对陆内的一个成矿带，我提出了陆内成矿带的形成、发展，然后到最后定格的一套成矿模式，这个也是引起了一些重视吧。
记：这是你事业的一个高峰，之后的发展是怎样的？
常：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因为现在浅部矿找得比较多了，尤其我国中东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也方便，技术条件也比较好的，它就要往深部找，但往深部找难度就大多了。所以现在中国科学院提出来要“攻深找盲”，深，就是向深部进军；盲，就是地表看不见的盲矿，人看不见的盲区。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把找矿勘探的过程分成3个阶段：首先是从“点上入手、由点到面”，等到面上工作做得多了，那就进入“区域展开，重点突破”阶段，最后浅部矿找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要做三维立体勘察，进入深部找矿的阶段。
记：这个观点是你在找矿勘探学里面的看法，综合起来说，你的工作还有前面谈到的纯理论的研究矿床本身的矿床学，以及研究成矿规律性的区域成矿学，说到底，这三个方面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矿找出来。
常：对对对，就这个事，我这一辈子就是搞了这三方面的工作。
记：你所作的这些研究，就目前而言，有着哪些现实意义？
常：前一时期我们国家走了一段弯路，觉得我们自己采矿很费事，成本也高，还不如买矿，所以当时有一个通俗性的讲法，叫作“采矿不如买矿”。后来又慢慢形成了一个方针，叫作“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就是我们要用资源，既要用国内资源，又要用国外资源，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大家都去买国外的资源。后来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抬高，像铁矿国际上就在卡压中国，这几年的价格，差不多都是翻番地往上滚啊，搞得我们很被动。所以国家就下决心，要加强地质工作，200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资源上不可能主要依赖国外，应该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一些国外资源。所以有人认为我们的矿业属于夕阳产业，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不是很完全的。
记：1991年你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个院士的评选，有什么不同之处？
常：1991年评了以后，当时就出了一个问题，那一次有200多人增选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属于生产单位总工程师这一级的，大概只有30几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许多有水平、有才能、有成就的总工程师都没有能进来。所以我们科学院里有好几位老前辈，像王大珩先生等，就积极主张成立工程院。后来1994年就正式建立中国工程院，除遴选了几十位院士外，还请科学院从科学院院士里面推荐了30位有工程背景的科学家，来帮助组建工程院，包括钱学森、张光斗这些老的科学家，其中也包括了泰州的李德仁院士和我，所以我是作为工程院的首批院士参加工程院的工作的。
记：回顾数十年的地质工作，你有怎样的感想？
常：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华东地质局机关工作了近一年，深感地质工作者的发展天地首先是在野外一线，所以当我从机关派往中苏技术合作地质队时，有一种鱼归大海的愉快感。1956年夏，我在离开南京去安庆的船上，曾写了一首诗：“月光如泻笼江干，一曲离歌秣陵关。星火危崖采石渡，紫烟青霭铜官山。三载征程兴未尽，期年伏枥当思还。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间。”可以说，这首诗表达了我一辈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筚路蓝缕
常印佛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在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理论研究与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区域成矿学领域，他早期发现了铜陵近东西向隐蔽基底断裂带，后来通过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整体研究，提出了一个有关陆内成矿带的构造背景、地质环境、成矿特征和富集规律的系统的理论认识，丰富了陆内成矿理论，指导了找矿预测；在矿床学领域，他提出的“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的建议和分类，以及所建立的相应成矿模式，发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指导了找寻矽卡岩型铜矿的找矿实践；在找矿勘探学领域，他将我国固体矿产普查划分为三个历史演变阶段，提出了第二轮普查、深部探测和立体填图的建议，并获得了一批成果；在直接指导找矿方面，他为铜陵有色冶炼基地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后备资源。
常印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一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安徽省科技成就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援外技术工作中，被所在国分别授予二等和一等劳动勋章；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