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消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
安徽省原地矿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
常印佛
于2024年4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
在合肥逝世，享年93岁
常印佛先生一生致力于
地质科学研究和实践
对我国乃至世界地质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
常印佛院士（来源：中国科学院官网）
常印佛，1931年7月6日生于江苏泰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1965年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矿产勘查工作；1965-1974年由原地质部先后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外地质技术工作；1977年起，先后任安徽省地质局（后改称地质矿产局）副总工程师、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院长、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教授级高工、合肥工业大学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常印佛长期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大型勘查和科研项目，在地质科技管理和政策制定方面作出贡献。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地质工作，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亲自赶到各地开会、考察。他曾以诗明志:“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间。”
从小立志做一个地质学家
常印佛1931年出生于江苏泰兴，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动荡。1940年，常印佛的父亲去世后，他便与母亲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常印佛很早就从长辈和老师口中知道了泰兴当地的两位名人丁文江和严爽。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领导了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严爽则是著名的采矿和石油工程专家。常印佛当时理想就是效仿丁文江和严爽，做一个地质学家，把祖国地下的资源开采出来，让国家变得富强。故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和第二志愿分别选择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最终被前者录取。
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为常印佛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授常印佛专业课的老师中，有10位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
1952年毕业后，常印佛被分配到安徽铜陵321地质队。在最初三年里，他几乎把地质工作的所有工种都摸了一遍：看管钻机、岩芯编录、区域测量、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等等。他有近半时间在野外度过，先后到青石山、贵池铜山、湖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并迅速成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李四光的一句名言被常印佛奉为座右铭：“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
1955年起，常印佛被调至华东地质局有色金属办公室工作一年，随后又重返长江中下游野外一线，先后在374队和321队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直到1964年底。到30岁左右，他已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质地貌，多种矿床类型及分布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常印佛寄语年轻地质工作者：“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对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积极鼓励他们去野外，起码在野外工作五到十年，然后再选择研究机构、学校，从事教学、科研都行，但是最基本的素质要在野外培养出来。”
常印佛曾先后被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做地质援助工作。当时，援越地质专家在老街地区的勘查工作，总结了当地铜矿成矿规律，在主要规模的找矿远景方面具有较大贡献，地质报告获得越南政府高度认可，为越南矿产开发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常印佛作为援越地质专家组的负责人，作出了较大贡献，在项目结束次年获得越南国会颁发的二级劳动勋章；在阿尔巴尼亚，常印佛作为援阿地质大队总工程师，负责全区整个项目的地质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在他所负责的成矿带内，经过实际调查，推翻了原先对地形构造的认识，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控矿规律，并扩大了矿产储量。常印佛获阿尔巴尼亚政府授予的一级劳动勋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常印佛曾先后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局长等职。在1985年地质部在太原召开的固体矿产普查会议上，常印佛代表安徽省地质局发言。他首次提出把全国矿产普查工作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积极倡导遵循由浅到深，由“点”到“面”再到“体”的地质认识规律，指出在当下技术和方法手段允许，且工业开采能力有长足进步的条件下，应向深部找矿，并建议在重要成矿远景区开展立体地质填图。
在上世纪80年代，他先是推掉了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局长的任命意向，又婉拒担任地质部地矿司司长职务，专心守在总工程师位置上。
“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能力的科学家”
常印佛是从野外走出的地质学家，一生著述不多，但都极有分量。实践性强，成为他学术的最大特征。
1979年和1980年，常印佛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地质部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在院士评选大会上，一位地理学界的资深院士在听完对常印佛的介绍后发言：“科学院学部委员多数都是作理论研究的，现在地学部正需要这样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能力的科学家。”
当选为院士后，常印佛继续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持或参与指导完成“九五”“十五”期间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安徽省科研项目。只要有机会常印佛仍亲自到野外，放大镜随身必带，每到一地都会用它仔细端详岩石。他把野外当作课堂和实验室，从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从那里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
进入晚年后，常印佛更多地是为地质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
对于从事一辈子的地质工作，常印佛称之为“与大山结缘”。“问花花解语，听月月有声。”他这样形容所看到和理解的自然界，无论是崇山深谷，还是穷乡僻壤，自然界无处不充满生机。尽管野外地质工作艰辛，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畏途，但只要真正投入到把自己和大自然互相交融的境界中去，就会发现其中乐趣无穷。
“探宝建功铜官山，成矿是论矽卡岩，淡泊名利耕不辍，初心使命一如坚。”这是常印佛对自己地质生涯的总结。
延伸阅读
与大山结缘的道路
常印佛
我出生于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是一片港汊交错的平原，童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山，只是在晴朗的日子登上城楼，极目远眺，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江南岸苍茫的山影，想不到日后竟然终身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小学和初中岁月的，艰难而屈辱的现实，长辈和老师的教导促使我们当时的同龄人——实际上是一群半大孩子，也暗下决心，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进入高中以后，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将各种资源开发出来，现在看来这是很幼稚的想法，那时确实是驱使我报考地质的真正动力。高中毕业时，许多亲友劝我不要学地质，理由是生活不安定，且很艰苦，又不能很好地照顾年老的亲人，因为我既无姐妹，又无兄弟，家中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位年弱多病的老人急需照应。他们认为我数理成绩不错，力劝我学其他工程科学，于国于家于个人都能兼顾。我权衡再三，在取得母亲的谅解下，终于选择了地质作为终身事业。记得那年按照惯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地质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从此我就走上了与大山结缘的道路。
我的高中学业是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完成的，教务主任陈杰夫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教育家，他的办学方针是以启发学生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为主。入大学以后，清华大学当时还是一所综合大学，更是提倡全面发展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地质系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最深也最直接，正是从他们那里我才初步了解地质科学。如孟宪民先生在授课时就不止一次地提醒同学不要迷信书本，在地质学领域里未知的东西实在太多，需要以实际为师，去深入挖掘和总结。他在上矿床学课时，成矿理论讲得并不多，而是引用许多典型矿床实例，让同学们自己去领会。参加工作以后，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郭文魁先生，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耐心的诱导，使我们这些新兵又受到一次“再教育”，从他那里我感到一切地质现象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要用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思维认识其本质和相互联系。老师们的指导使我对地质科学产生了愈来愈浓的兴趣，尽管在实践中遇到的失败往往要多于成功，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的信心和探索的勇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地质工作者提供无限广阔的机会，我也是在这“咚咚”的战鼓声中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战斗，眼看新矿床的发现，新矿山的建设，自己也分享到一份又一份的喜悦。
野外地质工作，既要付出脑力，又要付出体力。最简单的断层或接触关系，要找到并弄清它，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再加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和不便，所以被一些人视为畏途，但只要真正投入到把自己和大自然互相交融的境界中去，就会发现其中的乐趣无穷。无论是崇山深谷，还是穷乡僻壤，自然界总是充满着生机，可以说是“问花花解语，听月月有声”，而世代蕃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乐观精神。
最初三年的野外生活，使我初步锻炼了一个野外地质工作者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后来我被调入华东地质局机关，虽然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但我一刻也没有忘怀野外生活，我总认为年轻地质工作者只有到大自然这个地质实验室去跌打滚爬，才能真正做出一点东西来。
机会终于来了，将近一年之后我又被调去一个中苏技术合作队，在由南京至安庆的轮船上，经过采石矶、铜官山等熟悉的地点，心情十分激动，我从来没有作过诗，这时也诌了一首：
月光如泻笼江干，一曲离歌秣陵关。
星火危崖采石渡，紫烟青霭铜官山。
三载征程兴未尽，期年伏枥当思还。
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间。
这也许是一个重返前线的战士和开发祖国富源的尖兵的心声吧！
（注：此文收录于《科学的道路》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本文有删减。）
来源/《中国科学报》《安徽日报》等 编辑/宫 莉
审核/李晓娜
审签/张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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