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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是一位中国科学家110岁诞辰。
他曾经享誉世界物理学界，却在声名鼎盛时悄然藏身戈壁荒漠；
他的发现至少帮助6人获得诺奖，他却因为一次选择此生与诺贝尔奖无缘；
太空中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名字却在绝密档案柜中一锁就是17年……
他叫王淦昌。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叫做枫塘湾的小镇。
4岁失怙，13岁失恃，王淦昌跟随亲戚到上海读书。
1924年，17岁的王淦昌高中毕业。在租界林立、纸醉金迷的旧上海，这位中学时就自学微积分课程的“学霸”，却没有大学可以上，只能到一所技工学校学习修汽车。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纱厂工人罢工领袖顾正红。英租界捕头爱伏生悍然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学生4人，重伤30人，史称“五卅惨案”。
第二天，王淦昌和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当队伍走到英租界时，王淦昌被一个印度巡捕抓住。巡捕告诉他们，这里是英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发传单。
王淦昌说：“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们才来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我们在为祖国的命运呼喊拼搏，你却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
良知未泯的印度巡捕深受触动，将学生们带到僻静处，悄悄地放了。
随后，王淦昌远赴北平，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教授。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带领北京各界群众五千余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命令北洋政府撤除大沽口炮台的无理要求，却遭到反动政府屠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酿成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惨案。
王淦昌在游行队伍中，亲眼目睹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悲愤难平。
叶企孙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
这句话，让王淦昌记了一辈子。
1929年大学毕业后，王淦昌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助教，在其指导下，历时半年实验，专注于清华园周围氡气强度变化研究，并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大气放射性和北平的气候》。
1930年，王淦昌考取官费留学生，远渡重洋，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女核物理学家L•迈特纳。
1931年，王淦昌首次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一种实验构想。第二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用此方法发现中子，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让当初因为王淦昌来自“中国这个近代物理学荒漠”而轻视其建议的迈特纳后悔不迭。
1933年底，年仅26岁的王淦昌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不少德国科学家劝他留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一定能让你大展宏图。战火中的中国，哪里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王淦昌却说：“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就是报效祖国。”
1934年，王淦昌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这位年轻的“娃娃教授”，培养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一批高徒。
1941年，王淦昌又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建议，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后，K.C.Wang（王淦昌）名震世界物理学界。
1956年，美国科学家莱因斯首次在实验中观测到中微子，并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迄今，在中微子研究领域，已有5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荣获诺奖，这里面，没有一个中国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王淦昌拥有同样水平的实验设备，他将是世界上第一个探测到中微子的人！
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研究。
1949年初，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一个用于研究宇宙射线的“云室”和一批电子设备，费尽周折带回祖国。
1950年4月，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之邀，王淦昌成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研究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奔赴朝鲜战场，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和投掷放射性物质。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和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
1959年3月，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存在的证据。不料，3个月后，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苏关系裂痕加深。“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原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物理学研究项目，自此无人领衔。
彼时，国内正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王淦昌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赶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将一张14万卢布的存折交到刘晓大使手中，请他想办法送回国内。
这笔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的巨款，是他在苏联工作期间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的！
刘大使知道王淦昌和妻子带着4个孩子，生活也很拮据，一再婉拒。
王淦昌动情地说，“游子在外，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眼看着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意吗？”
1960年12月，王淦昌奉召归国。4个月后，他出现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和时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正在那里等着他。
刘杰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要求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口信。他恳切地说：“王教授，我们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和杜布纳的研究完全不同。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
“现在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间，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如何？”
略一沉吟，王淦昌坚定地说——
“我愿以身许国！”
3天后，他放下自己回国后已经开始研究的理论物理研究课题，告别家中老小，孤身一人来到核武器研究所。
从此，在世界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王淦昌仿佛凭空消失了。
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通信地址变成了神秘的信箱代号；他放弃了功成名就的基本粒子研究，改做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应用研究；他从此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从不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离诺贝尔奖渐行渐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1976年11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迄今最大当量（5百万吨）核试验。
渡尽劫波，核云散尽。
1978年，王淦昌终于调回北京，担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熟悉他的人们才第一次知道，核武器研究基地那个沉默寡言的“王京”研究员，就是鼎鼎大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同年，获准公开身份的王淦昌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当了大官、入了党，王老仍然保持着在戈壁高原的简朴生活。但他坚持每月都从工资里拿出三分之一（100元）缴纳党费，要知道，当时，国家二级工的工资每月才只有30元！
党支部的同志劝他不用交那么多党费，王老却说，“党章规定党员可以自愿缴纳党费。”他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感情。
70年代末，在王淦昌的直接领导下，原子能研究所及时开展电子束和激光约束核聚变基础性研究，为通过受控核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他又因核武器研制、试验方面的工作，同时荣获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上世纪80、90年代，已届古稀之年的王淦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科研和工作活力。82岁高龄时，还登上几十米高处的工地察看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
在核电站建设上，王淦昌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设备为辅。
当有人认为发展核电只需从国外引进时，王淦昌说：“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个现代化，而必须自己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
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终结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5枚精确制导炸弹炸醒了中国！又一项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堪比“两弹一星”的绝密工程“995工程”随即启动。
同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大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个中深意，不言自明。
然而，金灿灿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已不能别在王淦昌先生襟前。一年前的12月10日，先生溘然长逝……
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开拓者，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首倡者……
对王淦昌先生一生的成就，曾有人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英雄埋名十七年，以身许国一辈子。
王淦昌先生千古！！！（作者署名：科罗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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