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水稻，割完一茬，又生一茬；

    一片稻田，种下一次，竟能收获两回；

    一碗寻常的白米饭，冒着热气，米香扑鼻……

    可若将时间倒转几十年，这平淡无奇的景象却是无数人梦中都不敢想的奢望。“吃饱饭”，是当时许多人日复一日的渴望。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样的岁月，一位农家少年把“让大家都有一碗饭吃”当作毕生的追求。如今，他84岁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他就做了一件事——用科技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他是谢华安，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因常年躬耕于田间地头，被更多人称为“稻田里的院士”——他培育的“汕优63”，曾经是全国种得最多的杂交水稻，养活了许多人；他钻研的再生稻技术，让水稻“一种两收”实现了高产稳产，给农民带来了更多收成。

    （一）一粒种子能改变什么？

    饥饿，是谢华安人生最早的记忆，也是他最深的痛。

    1941年，谢华安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的一个小山村。他出生时，国家正处于抗战时期，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我的童年是在半饥半饱中度过的。所以我从小就懂得大家有一碗饭吃是多么好。”

    这句话他说得平静，却折射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无数农民的困顿——土地贫瘠、农具简陋、种子瘦弱，加上天灾与虫害不断，即便终年劳碌，仍难换得一餐温饱。

    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饿”，让他早早明白了粮食的重量，也推动他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从报考农业学校起，他把整个人生“种”进了田里。一年365天，超过80%的时间，他都与水稻育种相伴。

    然而，让水稻高产，首先离不开一粒优质的种子。培育一粒好种子，更是一场复杂艰难的跋涉。对于谢华安来说，成百上千次的筛选、试验已是常态。

    在早期研究中，他更像一个农民，日复一日地穿梭在田间地头，观察稻苗的长势。风吹日晒，在他脸上留下了黝黑的印记，一双手也因常年与泥土和稻穗打交道，变得粗糙干裂，布满老茧与沟壑。

    为了守护试验田，他与团队不仅要忍受蚂蟥、蚊虫与毒蛇的侵扰，还要日夜轮守：白天防止牛羊啃食秧苗，夜晚则手持竹棍、打着手电在田埂间驱赶老鼠，有时一守就是一个通宵。干粮配开水，就是他们常年的田间伙食。

    可这些，谢华安并不在意。他常说，自己首先是一位“为农业生产直接服务”的科学家，“我们水稻育种一是为高产服务，二是为农民增收、服务农民种植好的品种。”在他心里，那一粒种子，不只是一株稻的起点——它意味着收成，意味着温饱，意味着农民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二）一粒好种子，如何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这条路，谢华安和团队攻坚了整整几十年。

    谢华安很清楚，实验室里的数据再漂亮，也不代表田间就能丰收。对水稻来说，真正的考验在田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稻瘟病如“瘟神”般肆虐南方稻田，许多看似高产的品种一旦染病便成片倒伏、绝收，不少农民因此欠收甚至颗粒无收。

    抗病，成了水稻育种路上最险峻的关隘。“要育成新的抗病品种，确实非常难。”谢华安回忆。

    为攻克这一关，他走了一条异常艰难的路——把育种材料“赶”到病害最重的地方去。他在三明市五县稻瘟病发病最严重的地方，年复一年地种下成千上万份育种材料，接受最严酷的自然筛选。“经过这样强大的稻瘟病压力下筛选，我们确立抗稻瘟病这个目标，与植保学科合作建立了一套抗稻瘟病鉴定程序。”

    正是这套近乎“自讨苦吃”的严苛体系，最终淬炼出了中国水稻的传奇品种——“汕优63”。它凝聚了谢华安对“好种子”的理解：“真正的大品种，必须是丰产性、优质性、抗病性和广适应性的综合。”

    1986年，“汕优63”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海南岛到齐鲁大地……“汕优63”累计推广10多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创造了中国稻作史的纪录。

    这个成就，也得到了袁隆平先生的由衷肯定。谢华安清晰地记得：“1986年袁隆平先生到福建来开会，一见面就说，老谢，祝贺你，你的‘汕优63’已经是全国最大面积的品种。”

    然而，盛名之下，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因为一粒种子，肩负着亿万人的饭碗。对于谢华安来说，每一年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说：“我每一年都睡不好觉。一个品种，种植那么大面积，一旦出问题，对整个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很大。”谢华安坦言，每到病虫害高发期，他都如履薄冰，“四处打听有没有警报声，直到2001年以后，‘汕优63’慢慢退下来，才稍微轻松一点。”

    （三）一粒种子，如何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一碗饭可以拯救一条人命，一粒种子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作为农业的“芯片”，种业安全就是粮食安全的命脉。没有自主可控、持续创新的种源，再高的产量也如沙上筑塔，难抵未知风险。

    如今，中国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生产出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粮食，成功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水稻作为主粮，支撑起了这一成就。

    过去几十年，为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科学家们推动了水稻培育两场“绿色革命”：第一次是高秆变矮秆，通过水稻矮化育种，亩产提高了将近20%；第二次是常规稻变杂交稻，发现了“野败”基因，进而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培育出杂交稻，使我国水稻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但在谢华安看来，餐桌上的丰盛，并不能消除未来的隐忧。比如，“某一种病虫害的大面积发生、某一时期的高温低温，随时都威胁着粮食生产”；比如，在人们由吃饱向吃好的需求转变下，当下及未来的粮食生产，是否一味地追求高产？

    对于这些问题，谢华安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更应该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性的格局来保证我们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谢华安看来，“建立种质资源库，尤其是长期库，是为子孙后代存下生命的钥匙。”

    好的基因在哪里？在他试验田的一角，长着一片看似不起眼的“野草”，他却视若珍宝：“这是野生稻，被称为‘稻种里的大熊猫’。”千百年来，它们经历了严寒、干旱等恶劣气候的考验，是大自然筛选出的生命宝库。“今天，要把野生稻、农家品种看成未来的基因库。”这些古老的基因，正是应对气候变化、培育下一代超级稻的起点。

    （四）我们离种业强国还有多远？

    从童年对一碗饭的渴望，到让亿万人吃饱的贡献；从一个人行走阡陌，到带领团队眺望未来……谢华安的育种之路始终未曾停歇。

    随着时代发展，已届耄耋之年的谢华安，又将目光投向“耐储存”这一关乎粮食减损与战略安全的新课题。“我们瞄的目标，是为大众健康，为今后的安全。”从对抗饥荒、抵御病害，到减少产后损失、提升战略储备能力，他始终瞄准国家粮食安全最迫切、最前沿的需求。

    除此之外，谢华安更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人才。他常说：“种业创新是一个‘万岁课题’，一代一代人都会用更好的办法，育出更好的品种。”他坦言做农业很不容易，常常“受大自然的制约太大”，但仍鼓励年轻人“学农、爱农、干农”，希望他们“要有担当的精神，为国为民担当”。

    在他看来，未来的种业强国不仅需要培育出集“丰产性、优质性、抗性、广适应性”于一体的“超级品种”，更需要培养出能应对气候挑战、保障粮食安全的“领军人才”。正如他为后代留存野生稻这一“基因库”，培育青年，是他心中另一种形式的“播种”。

    谢华安用一生，把论文写在稻田里。

    他守护的，从来不只是稻穗，而是一个民族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底气。

    稻香万里，国士在田；一生一事，唯愿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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