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德民院士，人们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形象，严肃，严谨，还有高冷。借“感动石油人物”颁奖典礼的契机，我们的三位同仁有幸走近王院士。
 

    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他们一直被感动、温暖等情愫包围，并用文字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王德民院士。

    读了他们的文字，编辑只想到了一个词：纯粹。这是一个多么纯粹的人啊！纯粹到他的心里只惦记一件事，他的所有事情都围绕这一件事来做；纯粹到无论问他什么问题，答案最终都会和他珍视的石油科研工作联系在一起。

    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敬可亲可爱的老人啊！他亲切幽默，和年轻人谈笑风生；他不搞特殊，大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不愿麻烦别人，有绅士般的生活准则；他也会网购……

    那么多您想象不到的王德民院士的另一面，都在70后、80后、90后三位作者的文字里……（文字：邵美玲）

    少年之气 赤子之心

    特约记者 刘波 （70后）

    陪同王德民院士参加“感动石油人物”颁奖典礼，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科研之外的王德民。

    同在一个办公楼工作，如果我晚些下班，有时就会在电梯间偶遇王院士。他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身材笔挺，气质清癯。再往前，在2016年“王德民星”命名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上，作为记者，我远远地看着台上这位闪闪发光的科研偶像。

    第一次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整个典礼的行程，我自认为做了充分准备，但面对他的一连串问题，我还是卡壳了。比如，会议要求穿正装，他会问：“正装是夹克还是西服？如果穿西服，我用不用扎领带？”他的严谨、认真，让我脸上一阵阵发烧。

    后来，我慢慢发现，他是不想搞特殊，要和其他领奖人员穿得一样。

    来北京参加颁奖典礼时，考虑到他87岁的高龄，大家建议他不用参加两次走台和彩排，只参加领奖环节。他瞪大了眼睛，很惊讶：“我来了就是参加活动的，为什么不全程参加呢？”他说，“我和其他获奖人员是一样的，是其中的一分子，不要搞特殊。”

    不想搞特殊。在北京的3天时间里，他拒绝了我们安排的单间吃饭，和大家一起在几百人的大厅里吃自助餐。他吃得很简单，餐盘里只摆着两片面包——一片粗粮面包，一片燕麦面包，旁边还有一杯清水。

    他每次都等一桌人坐齐了才动筷子。有一次，他摆好餐盘等了快20分钟。我想起身叫大家快点，他看清我的用意，拦住我说：“不用着急，别去催。”

    他无分别心地对待每个人，绅士般的言谈举止让人感受到极大的真诚与被尊重。

    在电梯间，身穿蓝色工装的“断指铁人”王尚典想和他合影。他欣然配合：“您说怎么照，需要我怎么来照？”面对大家说的敬重、崇拜、偶像之类的话，他连说“不要不要”，说：“我们都是在石油行业，是在不同的岗位（作贡献）。”同是大庆油田的张金友尊敬地称他是让人敬仰的老前辈，他说：“不不，搞页岩油，您是先锋。”

    北京之行让王院士暂时远离了科研，获得短暂的放松。他说：“我把一切交给你们了，听你们指挥，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望着德高望重的他，想到他是那么珍惜时间的人，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眼眶发热。

    王院士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高冷，他很幽默，谈笑不断，和我们聊得很开心。

    吃饭时，他会谈到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比如，因为曾在路边看到屠宰户给活羊注水的残忍，他就很少吃羊肉。他说：“这可没有科学性，是我‘印象派’的选择，你们不用像我一样。”说起他平时会网购，大家很意外。他很认真地说：“这不正常吗？我没有时间去超市，网上都有的。”

    现在的他，生活简单，住在30年前单位分的老房子里，吃着简单、省时的食物，此次领奖穿的是10多年前的已经稍显肥大的西服。他说简单舒适就好。现在的他，心思也很简单，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全面完成四次采油技术体系，全部时间都围着这个转。

    他的衣食住行很少依赖别人。当我们想给他开车门，或者想要搀扶他时，他都会严肃拒绝。他说：“如果我身体不行了，给别人添麻烦，我就不应该去上班了。”

    有人说，王院士工作起来像按时间运转的刻板的发条，对工作要求很严甚至苛刻。我想，那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习惯和标准。这也体现在生活中。我们到宾馆房间找他，按约定时间掐着点刚要敲门，房间里同时传来他定好的闹铃声。退房时，大床上两对枕头摆得整整齐齐，被子铺得平平整整，房间里干净得像没入住过一样。

    他是极其较真的，但又非常宽容。在审看他的新闻报道时，他很尊重作者，基本不提修改意见。但他认为该更正的就会强调：“那个成果是团队一起干的，不是我个人，你这样写不科学。”

    在新闻报道里，我写了他毕业来大庆前回绝了母亲的挽留。他说，这写得对，也不对。我很好奇地询问当时的情况。毕竟他家境优渥，放弃留校机会来到那时荒原一片的大庆，他母亲会是怎样的心情？他回忆说，母亲当时只问了他一句话：“你愿意去那个地方吗？”王德民回答：“愿意。”母亲便没说别的，为他收拾行装。

    我想起在《王德民传》中看到的描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同事看到王德民嘴角沾着奶粉末，那是母亲寄来的奶粉。为了挤出科研时间，他直接干咽了下去。这本传记再次提到王德民的母亲时，是母亲临终他匆匆赶回。这位母亲最宝贝的老儿子扎根大庆，一干就是65年。

    大庆的冬天非常冷，很多老人去海南等温暖的地方过冬。王院士本也可以回到北京，做学术交流、讲讲课，退休生活也会很轻松惬意。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一件未完的事，就是退休后已经攻关近20年的四次采油技术。

    他的人生很纯粹，一生都在追求石油科技的创新，饱含着“大国小家”的情怀。“大国”当然指国家；“小家”，我想不是他自己的家，是大庆。

    今年，王德民院士88岁了。他已不如网上热传的那张18岁入学照片那般年轻帅气，但当他讲起石油、讲起大庆、讲起技术，眉宇间恍然透出的俊朗少年之气，会直击人的心灵深处。他以一生许石油，以一生许大庆，不带一丝杂念，没有任何保留。

    这少年之气，是赤子之心。

    心中最牵挂那盏灯

    本报记者 马莹莹 （80后）

    第二届“感动石油人物”颁奖典礼前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约访87岁的王德民院士。没想到，得知采访要求后，老先生欣然应允，并说：“可以随便问。”

    一个小时的采访，一段人生旅程的讲述，我更愿称之为一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对话，一次对赤诚之心、清澈之爱的具象化感受。

    “早上8点一刻钟到办公室，上午浏览资料和石油资讯，中午在办公室简单吃点午餐，下午4点钟是固定的打电话时间，了解当天科研现场的技术问题，晚上回家看资料、想方案……我很少在半夜12点钟前休息。”这份让很多年轻人自愧不如的日程表，王德民院士退休后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原因只有一个，他在赶路：“我很着急。不是着急，是非常着急！”

    “我们国家还很缺油，很多大油田已经进入开发中后期，产量高峰期已经过去，急需新的开发技术进行接替，而新技术不能等到油田的产量下来了再去接替。一个油田产量降下来再让它上去是很难的，所以我特别着急。”

    一生都在致力于为国家多产油的强烈使命感，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充满急迫：“不敢停，不能停。”

    停不下来的最大动力是国家需要。“国家需要油，我又是搞油的，我的工作就应该是多产油，这就是最大的动力。”

    在与时间的赛跑中，王德民院士退休之后的科研成果数量比在职时还多。在他看来，改进的东西好搞，创新的东西风险大。如果只是改进技术、很少量地提升产量，那不是他眼中的创新。他喜欢挑战难度大的：“不干怎么知道呢？就要在‘没希望’的地方找突破。”

    超群的先行者越往前越是孤独。在他的科技人生中，他提出一个新的技术路线往往曲高和寡，不被马上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是异想天开。但他知道自己能做到，油田需要、国家需要，他就必须做到！

    他说：“越是难的，我越喜欢干。特别是很难的还是国家需要的，我就更喜欢去做。”他认为自己并不比别人聪明，只是能够找到方向，能够坚持。

    “我能做到，那我怎么能不做呢？我知道我能做到，那我还能停吗？如果我不做，那就是最大的自私！”王院士的眼神执着专注。这句“最大的自私”瞬间击中了我，我不禁在心中自问：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竟能让一位耄耋老人认为，“停下脚步”是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最大自私”？

    正是这种对国家、对油田深切的爱，让王德民院士全身心地投入“让油田出更多油”的科研中。每天15分钟的锻炼，他雷打不动：“我要趁着现在身体还行多做一些，不奢望身体可以一直行，只是希望通过锻炼能够让衰老慢一点，让我有时间多做一些工作，争取让油田产量箭头上翘得更高一点。”

    为了争分夺秒地投入科研，他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到了极致——每天午饭是一碗简单的开水泡燕麦片、一个水果，哪怕烧壶热水，水放多了他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机场转机、坐车、深夜安静之时，都是他非常珍惜的深度思考时间：“从1960年到现在，这么多项目，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想方案，基本都是在这些地方想的，而且大都是持续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四次采油的同井注采方案就是在机场转机时想到的。”

    现在，王德民院士依然坚持到生产一线，看试验数据、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荣誉、成果、专利并不能成为他的兴奋点。他说，真正让他兴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二是真正多出油了。

    一生为油，初心如磐。如果说石油是王德民院士一生的追求，那么大庆就是他心中最牵挂的那盏灯。“我希望国家的石油产量能够箭头上翘，越来越高；我也希望大庆因油而更兴旺，晚上看到楼房的灯亮得越来越多。我觉得我有责任多做一些，为大庆尽一份力。”采访的最后，他讲出自己最大的愿望。

他的愿望里都是国家与大庆，唯独没有他自己。

    最是率真动人心

    通讯员 梁良 （90后）

    记得上次来东北是2013年冬天，赴沈阳考点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艺考。我坐在从北京开往东北的大巴车里往窗外看，沿途只有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白雪黑土、白山黑水，整个城市像加了层黑白滤镜。

    10年后的今天，带着采访与拍摄王德民院士的任务，我乘坐北京飞往大庆的飞机，再次被窗外的黑白景象感染到了。层叠的白云，广阔的黑土地，这片土地热烈又荒蛮，那些关于“东北”文艺作品里展现的出走又归来的乡愁，此刻更具象了。

    于是，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里冒出：王德民院士第一次从北京来到大庆，看到的是何种景象？又产生了何种感受呢？

    在此之前，我对王德民院士的了解仅停留在他人的描述、报道以及影像资料中：极度认真，过分严谨，不爱笑。这样的评价很容易被解读为：不好打交道。直到见到他本人，那些刻板印象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采访初期，王德民院士反复强调：“你不要有压力，畅所欲言。”他说，这两天的时间里他会全力配合。“你问到的，我知道的都会说；几十年前的事，记得的也都会说。”王德民院士认真而坦率地向我表态，“我记性很好，好多事都还没忘。”他随后笑了一下。我比了个OK的手势。他说：“这个是OK的意思，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是这么用的，我们那个时候不这么用。”之后，他笑得更开心了。

    在两天短暂的接触中，谈及有趣的地方、聊到轻松的话题，王德民院士都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像一位亲切的朋友。而在谈论专业、严肃的话题时，他又会端出严肃的表情，态度无比认真，更像传闻中那位不苟言笑的重量级院士。

    我想，那些关于王德民院士不爱笑的传闻，是因为他长期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几乎将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科研。我试着询问王老在生活中有没有交朋友的习惯，他说几乎没有，有也是一起搞科研的。总之，无论问他什么与工作无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会和他最珍视的科研工作扯上关系。

    正如我问，怎么能做到每天坚持健身？他反问我：“不健身我怎么保持好的身体状态？不保持好的身体状态我怎么工作？如果我不健身，我早就跟大多数老头似的这样走路了。”说着还模仿起苍老的状态。他是如此幽默风趣。

    言谈中，他表露出的追求与想法极其纯粹，体现了一生致力于石油事业的科研工作者风范。我看到了一位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实干家。他的坦诚、率真，让我脑海中蹦出的词就是“可爱”“可敬”。他科学严谨的态度让他对每件事都抱有好奇心，要弄清楚来龙去脉。他是一个不爱用太多形容词修饰话语，却要对自己话语中每个名词进行严谨“注解”的“实诚人”。一提起专业问题他就侃侃而谈，连说了一上午，水都没喝几口。

    在这样的轻松氛围感染下，我在采访的最后问出那个在飞机上思考到的问题：“大庆对您来说算第二故乡吗？”他说：“我没想过，甚至没有故乡这个概念。北京、唐山，我小时候都住过，可在大庆住得最久，占据我生命70%的时间，是有感情的。我希望看到这个城市的灯亮得更多。石油的产量搞上去了，大庆经济就好了，灯就会亮得更多。”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反复强调希望大庆好，希望国家好，所以要多出油。这是他唯一想做到的事。

    对四次采油的进度，他十分着急。在完成一线采访的回程路上，他说：“我有点不高兴，进度太慢了。”对这项他正在开展的前无古人的创新工作，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你是做编导的，你既要会写，又要会拍，还要会剪辑，这很难。”可就像他说的，他的所有科研成果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基于国家的实际需求和石油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迎难而上解决问题的。他说只有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才能进步。

    在分别时我问：“您觉得您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没什么不一样，只不过职责不同。你是负责挖掘内心世界的，我是改变外部世界的。你干不好你失职，我干不好我失职。没什么不一样，只是程度不同。”

    于是，我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他做一切的内在动因，是一个很率真的想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的呢？

    编辑：郭梓沣

    责编：金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