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组织院士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撑服务，是我国的工程科技思想库，同时，在工程教育领域也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咨询功能。1998年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建设，在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历届教育委员会主任和顾问的领导与支持下，为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成立以来，院士领衔开展工程教育领域的咨询课题百余项，提供的咨询报告和意见建议广受赞誉；在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共同设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推动我国形成了一支聚焦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科研队伍，影响深远。时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国工程院成立30周年，本刊近期将对中国工程院成立三十周年所开展的工程教育重点工作开展系列访谈，以期勾勒中国工程教育发展与改革史，回顾中国工程教育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提炼中国模式，展望我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与未来。

    本文是中国工程院成立三十周年系列选题文章的第一篇，为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首任主任朱高峰院士专访。朱高峰院士是通信技术与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多项关于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课题，对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与建议。朱院士在本次访谈中分享了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成立缘起与早期发展情况，对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工科人才培养问题以及宏观教育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设性建议。

01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的成立

    问：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缘何成立？其主要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成立后有哪些标志性的行动？

    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与中国科学院作为实体机构不同，中国工程院参照了国外的情况，是一个虚体机构。因为工程的范围庞大，一个实体机构无法涵盖各行各业的内容。中国工程院对国家的工程发展提出见解，不是站在具体的某个单位或部门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家或学科的角度。我国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咨询机构，但是缺少一个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具有宏观视野、摆脱部门内部利益纠葛的虚体机构。
 

    1998年6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第四次院士大会上殷切希望两院院士要“以更大的精力关心与培养人才”。[1]中国工程院院士们认为，工程院要面向经济建设，面向全国工程科技队伍，关心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和健康成长，关心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工程院主席团于1998年11月10日研究决定设立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1]
 

    1998年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成立，此时正是中国工程院第一届主席团任期末。教育委员会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工程院有如张维先生和张光斗先生等在教育方面有相当成就的诸多专家，这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第二，中国工程院本身有责任对工程人才、工程教育方面提出见解，供有关方面参考；第三，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工程院，如美国工程院、瑞典工程院对教育方面都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们也应该做些教育方面的工作，起到应起的作用。
 

    教育委员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自成立之初就很明确，总结来说就是为我国工程教育发展、为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建言献策，做好事、办实事。教育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是组织调研，开展课题研究，教育部、部分高校也共同参与，对具体问题提出见解。至于具体的政策实施，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是要看相关部门的意见采纳情况。

02

中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问：教育委员会成立正是世纪之交，当时的教育改革发展背景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我国工程教育、工程人才培养有哪些影响或值得关注的方面？

    世纪之交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教育上也有较大的变革。当时陈至立①刚从上海调到北京任教育部长，我和张维先生同她交流，汇报了我们的一些想法，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国家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要与国家整体情况相符合，人才培养要符合国家需要。当时有观点认为义务教育的教师数量要与总人口成比例，如一个班级60人，对应一位教师；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个比例也要变化，教师的数量要不断增长。关于工科人才培养，当时我们提出工程技术人员数量要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产业规模、产业发展需求成比例。
 

    但接下来出台了高等教育大扩招的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涉及学生、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再往上是国家管理，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管理一定要结合具体事实情况。实行大扩招，追求的是人才培养规模与人口成比例，而不是与产业成比例。发展到今天，从入学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教育的转变。数据很喜人，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培养的人才在质量上是否符合需要，二是数量上是否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正在大面积合并、撤办，而大学仍在拼命扩招。我国大学入学率现已超过60%，有学者估计可能会上升到70%，甚至是100%。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少子化、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快，人口结构增长分化、区域性别比例呈现两极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程教育仍处于资源扩张阶段，作为投入要素的人口与作为人才供给要素的教育在未来将出现严重的供需矛盾，并深入影响经济产业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各个方面。[2]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大学都面临关停，而我国高校依旧在扩招。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就业问题，现今我们应对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推迟就业。推迟就业的整体趋势也导致了教育效率的降低。[3]7既然如此，我们要反思，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我认为教育强国的内涵主要包括数量、质量、结构、效率、效益、可持续性六个部分。[3]6教育数量的确是基础，但数量涉及总量和比例两个方面。人才培养不能只追求总量，不考虑比例，不能忽略教育强国内涵的其他方面，不能忽略教育的战略性问题。要结合社会发展情况，明确教育的地位、作用与意义，要通盘考虑。
 

    问：工程教育主要是培养工程科技人才，您对近些年我国的工科人才培养工作有什么思考或建议？
 

    工科提出要培养卓越工程师，原来的提法是“工程师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工业化，急需大量人才，许多工科学生提前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作出了突出贡献，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批工科院校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从“摇篮”变成“卓越”，这一跨度太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具体实施中有许多问题。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国家卓越工程师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4]，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国家卓越工程师81人。现在每个高校都要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每个高校培养几百人，但是这两个同样的名字（编者注：即卓越工程师与卓越工程师学院）混在一块容易带来歧义。
 

    此外，“新工科”到底指什么？是指原来没有的、新出现的学科，新开设的专业，新设立的方向？还是将原来的“旧工科”整个改造成一个新的工科？怎么改造？从什么角度去改造？例如机械工程就不再是机械工程了，还是说变成“新机械工程”？教育上会产生一些新名词、新提法，但是不能为了新而新，要考虑为什么提出，有什么意义。
 

    问：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必须要经历工程科学知识的学习、工程实践的训练和工程实际的体验三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我国的工程教育环节中有哪些不足，该如何应对？
 

    中国工程院在调研和咨询课题研究中发现工程教育主要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如学校发展目标与模式趋同化、教学中缺乏实践环节、教学体系不适应工程特点、对创新与创业教育重视不足、学生综合能力素质薄弱。一些高等工科院校在办学定位上往往过于追求理论意义上的科学化，而忽略了学校自身的办学理念与特色。在学校各项评定指标中，一味地强调科学研究、学术论文的发表，忽视了工程实践教学的特性与研究，忽略了工程实践教学内容的时代性与系统性。
 

    实践教育的问题对工程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都很重要。实践问题包括教师的实践经验、学生的实践机会等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没有实践环节，工程教育便达不到目的。[5]从具体实践上来说，比如浙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但校企合作却不成熟，浪费了企业资源。过去企业与学校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校学生实习，通过执行国家命令的方式，可以实现学生实习实践的顺畅运转。这些部门被撤销以后，就很难再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了。学校和企业都有难处，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尤其要为企业考虑。学校与企业联系，不能只是宣讲专业办学、过往成绩等。不能单纯为了完成学校教学计划而安排实习，学校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应当参考企业的意见，培养计划的设置要符合企业需要，要考虑到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有什么利益等。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关系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利益，只有兼顾三方利益，校企合作才能顺利推进。

03

中国工程教育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 

    问：您认为现阶段我们工程教育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工程教育面向未来应当如何培养工程人才？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

    我个人感觉，教育问题主要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关。比如，能否很好地处理教育部与人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学生毕业以后，教育部管理不及，但实际上又没有其他部门管理。例如每年工科毕业生约有300万人，推理出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约有5000万人，但工程技术人员的数据从何而来，如何统计得知？从2020年国家人口统计资料中看到，全国工程技术人员有1500多万人，这么大的差额到哪里去了，无人过问。我国建立了学位制度，但是没有建立科学完整的职业资格制度和职称制度，前者不能覆盖绝大多数专业，后者不能覆盖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学生毕业以后，只有成为公务员或进入国企，才能通过获评工程师职称等形式被列入统计数据。职业资格制度仅有少量职业如律师、医师，执行较好，但医师资格在国际上不被承认，这说明教育与人事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当然统计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我们国家机构设置与其他国家有什么异同，不同时期各个机构应有的具体职责及其互相协调配合关系。

    培养工程科技人才需要关注理论体系的重构问题。现在中学阶段教授数理化，有的学校还让学生接触微积分，学生到了大学还学这些内容，大学阶段前两年不学习学科的核心理论，只有第三、第四年学习专业理论。应试教育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中学应付考试，大学注重绩点。过去普遍认为接受十二年基础教育后，学生进入大学会相对轻松，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在“绩点”面前，紧迫程度甚至比中学更严重。用这种捆绑式方法如何培养人才？只会把学生搞得毫无活力，死气沉沉。要把学生从应试教育里解放出来，大学应该摆脱原有的教育和学习方式，要让学生充满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使课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技能真正结合。国外有一种方法是项目体验式学习（PBL），让学生在项目研究中学习理论。方法各有千秋，目的是要让学生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

    优质的教育需要培养学生三种素质并将三者融合在一起，一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的知识，二是获得的能力，三是拥有的品德。在知识方面，主要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能力方面，主要包括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及学习能力。在品德方面，涉及个人、群体、社会三个维度。[3]6

    此外，要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也要给教师创造实践机会，这很重要。首先要明确教师参与实践的目的，教师在一线了解一些必要的基本操作，清楚关键操作的变量对实际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其次还要明确参与实践的方式：一种是深入企业的各个生产流程，了解各岗位、流程的具体内容；另一种是带着校企合作的项目，解决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问：从您指出的问题来看，我国工程和工程教育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战略层面的问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横跨科学技术、工程、产业来考虑、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您认为战略层次的人才应当如何培养？

    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有两个领域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建筑领域。预制建筑仅有少量实施，例如在建造港珠澳大桥的过程中把材料运到现场拼装，建筑行业许多流程在工厂中可以机械化，但到了建筑工地却无法实行机械化。二是农业领域。我不赞同中国将一直维持“大国小农”的说法，小农的生产单位小，生产率难以提高，所以要提倡农业工业化，如以色列的农业滴灌技术很实用便捷，中国很多地方也缺水，可以大面积推广这种技术。

    这其实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要具备战略视野，能够综合考虑，全盘规划， 不能仅仅依靠某个领域的理论专家。农业、金融、教育都是一个道理。怎么培养战略家？宋健同志说，“有大的‘战役’才有领军的‘统帅’”[6]。群体中的人虽然各有特点，但从其优秀程度来分，是呈正态分布的。“现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观念，总想去培养卓越人才，实际上卓越人才主要不是靠人为培养出来的，刻意为之往往导致拔苗助长。”[7]人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天赋，二要肯努力，三要有伯乐（机遇）。从历史上看，从国内外来看，卓越人才首先要有超人的天赋，天赋可以是各个方面的，不仅限于智商或体能。对于具有卓越天赋的人，其成长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有人（即伯乐）能识别并且能给其提供或创造适于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另一种是社会条件比较宽松，能给予其自我奋斗、脱颖而出的可能。[7]

    问：您认为当前工程教育改革或建设当中，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尽管有不妥之处，但是发展速度很快，许多方面已经走在国际前列，教育则不是这样。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受教育不足，可以通过实践弥补；现在的教育尽管并不理想，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人会通过实践向好转变。教育的好与不好，也很难直接比较。如我们该怎么和欧林工学院比较？欧林工学院只培养本科生，从实践开始，但是培养成本太高，我国难以效仿。目前的问题是在少子化的情况下，劳动人口比重越来越小，怎么办？我们的咨询课题提出的建议是提高教育的效率。美国的教育制度中有一条规定中学生可以学习大学的内容，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以后，上了大学可以获得学分认定，不必再上这门课，可以提前毕业，加速人才成长。要允许杰出人才超出学校规定的一般要求，来更大程度地激发潜力。

    这些年的教育可能走了弯路，可以逐步改过来。我们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将教育整个连贯起来，改变应试教育方式，使学生能够有活跃的思维能力，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在大学阶段能够真正融入专业学习，形成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教育，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问题。当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回归工程，说明他们也走了弯路，去工业化以后，工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并不知道或者说难以给出具体的思考。因为我们也存在许多问题，这是现实，因此我们需要改进。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具体如何实施，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问：您认为工程院教育委员会下一步应该重点推动哪些方面的工作？有哪些建议？

    我希望由中国工程院牵头推进组织中国工程师协会，让工程师真正走向社会，成为一股力量，这对整个工程教育来说很重要。在国际交流中，国外依托工程师协会，而我国没有对应的主体。中国工程院是层次比较高的机构，《华盛顿协议》是教育互认，工程师认证等大量工作也需要一个主体来承担。目前在国际交流中只有建筑师互认，为方便开展国际交流活动，还需要解决其他领域的工程师相互认证等问题。

    ①1997年陈至立从上海调到北京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1998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改名为教育部，陈至立任部长、党组书记，2003年升为国务委员。

    参考文献

    [1] 中国工程院.委员会介绍[EB/OL].（2014-12-25）[2024-06-24]. https://www.cae.cn/cae/html/main/col78/column_78_1.html#anchor_point.

    [2] 王迪，李江，朱高峰.少子化趋势对工程教育未来发展的影响初探[J].科教发展研究，2023，3（2）：2-23.

    [3] 朱高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4（1）：5.

    [4]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国家卓越工程师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的决定[EB/OL].（2024-01-19）[2024-03-27].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7131.htm.

    [5] 朱高峰.中国工程教育的现状和展望[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6（1）：13-20.

    [6] 张巧玲.中国工程院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座谈会发言摘登[EB/OL].（2011-11-28）[2024-03-27]. 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11/251345.shtm.

    [7] 朱高峰.全社会树立大人才观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J].科教发展研究，2022，2（1）：10.

    引用此文

    朱高峰.中国工程院与中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朱高峰院士访谈录[J]. 科教发展研究，2024，4（2）.
 

    ZHU Gaofeng.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Academician[J].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udies, 2024,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