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同时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院官微推出“亲历者说”系列文章，重拾那些记忆深处的难忘时刻，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让我们追寻先辈足迹，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和“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院训，在新时代以拼搏和奋斗谱写无愧先辈、无愧时代、无愧祖国的新篇章。

    王乃彦，1935年11月2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世界核聚变理事会理事，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和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主席。王乃彦参加并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在国内测得第一批中子数据；参加了核武器试验中的近区物理测试工作，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试验数据。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在苏联杜布纳核子研究所，从使馆拿到核爆的纪录片，回去之后请杜布纳核子研究所的各实验室领导，中子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和组长等外国朋友，在杜布纳学者之宫一起观看。

    当时我们实验室主任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弗朗克，副主任也是苏联有名的核物理学家。他们看了之后，都非常激动，苏联人也想不到中国会这么快就研制出原子弹。我那会儿知道和我一起在杜布纳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已经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比如王淦昌、周光召、唐孝威、吕敏等。我内心也非常激动，希望回国后也能够参与其中。

青年王乃彦在苏联的工作照

    1965年，我结束了在苏联长达6年的工作和学习回到国内。回到原子能院，得知自己要去驻马店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可高兴了，还买了旧军大衣、棉衣棉裤等。到了编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我的名字，着急了，去找当时的人事处长，说怎么把我给漏了。人家说，没有漏，王乃彦同志，你马上要到九院去报到。

    就这样，1965年夏，我来到了位于青海海晏县金银滩、代号青海西宁曙光机械厂的地方，开始参与我国第三次核武器试验。这次是要走改进型原子弹的路线，我负责测量中子。那时干劲十足，天天都睡在办公室。通常晚上干到十一点多，把铺盖往办公桌上铺好就睡，早上再收拾起来开始工作，办公室与宿舍合二为一。

    那次试验，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搬铅砖，因为测量中子要用铅砖做屏蔽体。几大卡车的铅砖运过去，一块铅砖重四、五公斤左右，一只手可以托起两块铅砖。这次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发展余地有限，所以当时就作出了要突破氢弹的决定。从那时起，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工作，主要从事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

1966年：首次氢弹原理实验

    1966年12月，开始做氢弹原理性试验。当时九院共分为四个部：理论部、设计部、实验部和生产部。理论部是龙头，负责原理设计。我那时在实验部，实验部最大的任务是检验理论是否可行，我大部分精力是做热实验。热实验非常关键，剂量也很大。当时院里的总负责是邓稼先。
 

    邓稼先明确告诉我，“老王，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务，要说明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王乃彦与师友合影（右二为钱三强，左三为王乃彦）

    这次氢弹原理性试验采取地面试验，因为所有的测量设备都放在地面，聚焦对准爆心，有利于安排更多的物理诊断测试项目，然后才能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实验。我们有500米、1000米、1500米的地下工号，工号顶上都是探头，探头都对准爆心。

    我们有六个确保项目，一定要保证测量到。任务很艰巨，大家都全力以赴，也准备得非常充分。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监测氢弹发生作用的过程。在120米高的铁塔里测量武器的性能，完成这一任务本来就有很大的困难，再加上那时已是12月，天寒地冻，我和项目组的同志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这一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和插雷管的同志们一起下了铁塔，回到指挥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引爆了。

    12月28日，氢弹引爆后，试验非常成功，而且发现威力比理论设计的更大。大部队撤退后，现场只留下7个人，我是队长，我们7人要负责去地下500米深的工号取测试结果。众多探测器都通过电缆把工号顶上探测器测到的信号传到地下工号，记录到示波器里，这样才能知道中子、伽马、X射线等一整套数据。

    试验过后，从直升飞机上往下看，120米高的铁塔已化为乌有，工号破坏得很厉害，工号顶也受到损伤，会造成放射性物质往下漏，会导致记录着很多数据曲线的底片发黑。再看看工号的铁门，都已严重变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非常着急要进到工号里面取出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第一梯队是防化兵部队，边开进边监测剂量进行汇报。第二梯队是工程兵，他们的任务是打开铁门。当时的场面很震撼，尘土飞扬。我们是第三梯队，进去一次剂量是好几年的量。

    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路面被毁坏得很厉害，坑坑洼洼，吉普车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汽车的颠簸，一次次把我们的头顶到汽车的顶棚，撞得头都麻木了。到达工号后，我们迅速从吉普车上跳下，以最快速度提着铅罐往里冲，用最快速度把底片放进铅罐。这些操作全是在没有灯的地下工号完成的，事先已经演练过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我们不仅用数据说明了成功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威力比理论设计要大的原因。结果皆大欢喜，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等都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于敏跟我说：“老王，原来做这个试验心里还有点拿不准，敢做不敢做都是个问题，最后下了决心去做，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1969年：首次地下核试验

    1966年12月28日的第一次氢弹原理性试验，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空投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后，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核试验。他们还断言中国再过20年也掌握不了地下核试验技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启动地下核试验筹备工作，试验地点是在新疆罗布泊附近的马兰基地。1969年9月，国家综合战略考虑以及为了向国庆20周年献礼，决定进行中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作为科研人员也参与了这次试验。

王乃彦（右）与王淦昌（左）合影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是在1969年9月23日0点15分进行的，试验区突然像地动山摇奔腾一样地爆发出一阵巨响，地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将试验区的山体都震得猛烈摇晃起来，堪比强烈的地震。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指示的“不哑炮，不冒顶，不放枪”的要求，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但是上级要求很高，要求我们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中的关键技术。在国际上美国和苏联都是做了几十次和近百次的试验才完成的，这是因为在地下核试验中有极强的电磁干扰信号，有远距离的讯号传输问题等等。

    在21基地程开甲院士和九院王淦昌院士的领导下开展了联合攻关，我们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一难关，在第二次地下平洞试验中完美地解决了。

    第三次地下平洞试验时，我们不仅完全掌握了地下平洞试验中的关键技术，而且物理测试的项目全面开花，全面大丰收。朱光亚主任在宝鸡会议上做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总结，宣布我们通过了地下平洞核试验关，从此我们开始了地下竖井核试验的征程！

1975年：第二次地下核试验

    1975年，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来了，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张爱萍是现场总指挥。这一次主要汲取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的电磁干扰问题，把洞里的示波器、计数器等设备都放在洞外。

    我因为在这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中，受到了很严重的意外照射，被送到306医院检查治疗。治疗还没结束，一个通知下来，我们就马上往试验现场出发了。

    本来每一次进去回收都是我带队，因为我是组长、室主任，又是党员，带头义不容辞。但这一次，领导不同意我进去。就换了其他的7人小组。我只能到达警戒线。

    我当时就站在警戒线旁，后面一公里多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员都拿望远镜。张爱萍、张振寰、朱光亚、王淦昌等都在指挥台上站着。爆炸之后，回收的队伍就进去了。最先进去的是防化兵车队，后面隔开一段距离是负责回收的7人小组。

    距离目的地还有几百米的时候，防化兵掉头回来了，告诉回收队要后撤，不能继续前进。负责回收带队的同志从吉普车上下来说：“已经那么近了！怎么不能进啊，东西都在里面呢！”

    防化兵打开吉普车门，把带队的同志塞进吉普车，把门咣就关上了，边关门边说：“服从命令听指挥，赶快回去！”

    就这样，回收队就撤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说：“王主任，赶紧向指挥部报告，队伍被防化兵挡住了，请指挥部批准冲进去把测试车开回来。”

    我马上乘吉普车去一公里以外的指挥部报告，到指挥部之后，正好碰见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走过来，他看见我就问：“王乃彦干啥？”

    我说：“向指挥部报告回收队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请指挥部给命令让我们继续进去，那个底片太重要了，如果再不回收，时间长了底片就会发黑失效了。”

    他说：“王乃彦，你学物理的，应该懂得，那里面那么大的放射性，防化兵都不让你们进去，你的底片都黑了，都完了，不用进去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事情你没有责任，你们同志都没有责任，但是不能乱来，乱来出了事故要找你算账。

    听了他的意见，我想是对的，就回去把指挥部的意见告诉了同志们。

    虽然指挥部给出了意见，但实际上大家不是这么考虑的。之后同志们回去洗澡吃饭，正准备休息时，同志们来报告了，说第九作业队的同志已经把测试车全部开回来了。

    我马上问照片洗了没有，得知洗出来的照片都有扫描线，还有好多没有冲洗完。我赶紧去找当时核工业部的副部长、第九作业队的政委赵敬朴同志。他听了之后说：“王乃彦啊，你们这样是违反纪律的，非得挨批评不行，我马上向张爱萍同志报告。”

    后来我问赵敬朴同志在他报告完之后，张爱萍将军的态度怎么样，都说了什么。赵敬朴说，“张爱萍将军态度很严肃，没说什么，但我跟他说了你们洗出来的照片都有径迹。”他还让我们做好挨批的准备。

    我回去跟同志们说了之后，大家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说挨批就挨批吧，反正把底片拿到了。我当时也跟他们说，没关系，我和你们一起挨批，因为我是头。

    随着一张张照片冲洗出来，我们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数据，大家非常激动，觉得就算挨批也是值得的。后来开总结会，本来我们是硬着头皮上去等着张爱萍将军批评呢，结果张爱萍将军在会上特别高兴，还吟颂诗句：十年重返阳关道……讲到第九作业队时，张爱萍将军说：“你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证明了你们的队伍是能打硬仗的队伍，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队伍。”这是张爱萍将军给予第九作业队的高度评价。

    口述人丨王乃彦

    整理丨董建丽

    制作丨陈琬

    责校丨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