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6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在上海逝世,享年113岁。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中共老一辈的教育家,在孙儿施一公归国和创办西湖大学时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
以下是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在《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一书中记录的他和爷爷施平的相处点滴。施一公写道,“爷爷的一生是个奇迹”。
2014年7月31日,施一公在上海华东医院看望爷爷
爷爷原名施尔宜,参加革命以后,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改名为施平。据说,我家祖上是将军,明朝嘉靖年间,举家从江西迁到云南戍边,在当地曾是名门望族。大姚县姓施的人很多,占据当地人口中的一定比例。施家祠堂直到2016年才被拆除,后来在原址上盖了一栋红砖青瓦的二层小楼,用作当地党支部学习基地。
施平的浙江大学毕业证书
爷爷一生的经历映衬着中国过去百年极不平凡、跌宕起伏的历史,他的人生画卷在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中展开。爷爷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大哥原本在大姚主持家业,新中国成立后因地主身份被镇压,三弟后来经商,四弟则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爷爷15岁时离开大姚到昆明求学,在那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1931年,爷爷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在学校里认识了我的奶奶杨琳。
大学期间,爷爷要求进步,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曾以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和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38年,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浙江省云和县、庆元县的县委书记,组织抗日工作。1941年,爷爷参加新四军,从事民运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之后,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从出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施怀琳。1953年,爷爷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孙晓村校长一起开拓进取,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后来,爷爷还担任了该校代校长。
1941年,施平摄于苏中抗日根据地
1960年,在“反右”运动中,爷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62年平反恢复工作后,他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副主任。1967年,上海造反派掀起“一月革命”风暴,爷爷投入监狱,被关押四年半。1973年出狱后,爷爷又被送至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爷爷第二次得到平反,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回到了他熟悉的大学校园,他在学校拨乱反正,倡导改革,支持学术。
1983年,爷爷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直至1985年离休。
01 儿童时期对爷爷的印象
父亲应该是特别崇拜爷爷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爷爷,言语之中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那时候虽然跟爷爷素未谋面,但我知道爷爷是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对爷爷的经历很是引以为豪。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常常会添枝加叶地描述我爷爷的英雄事迹,心里颇为骄傲。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延续,爷爷被关押在上海的监狱里接受改造。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里面,身患重病,情况非常糟糕。当时,父亲焦急万分,但对我们守口如瓶,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揪心而又无法解释的悲剧。
1954年施平在莫斯科
1970年,我和哥哥姐姐跟随父母,从汝南县小郭庄去了一趟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爷爷,但爷爷还被关在监狱,未能如愿。那时我才三岁,还不懂事,对所见所闻完全没有记忆,只有在上海火车站前面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的黑白照片,提醒我年幼时去过上海。
1972年,全家福,摄于驻马店镇照相馆(后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大姐施玉芬、爸爸、妈妈;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哥哥施毅坚 、施一公、二姐施云楠)
02 与爷爷相见
1981年暑假,我结束了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习,和在郑州九中读高中的二姐云楠一起,坐绿皮火车从郑州去上海。当时的火车行驶速度很慢,虽然我们买的是快车票,但近1000公里的路程还是花了十六七个小时。正值酷暑,车上拥挤闷热,让人心烦意乱。我们还遇到不讲道理的壮汉非要挤占姐姐和我的座位,而姐姐又晕车……总之,一路颠簸,疲惫不堪,但我们内心仍充满着即将见到爷爷的期待和憧憬。
不过,姐姐和我其实也都很忐忑。在我们心里,爷爷经历过战争岁月,在多处担任要职,是做大事、见过大世面的人,又长期生活在摩登的上海。而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土里土气。我们担心自己会不会给爸爸妈妈丢脸?会不会被爷爷看不起?叔叔和姑姑会不会不待见我们?
1975年,与父母在驻马店合影
然而,所有这些思绪,都在抵达上海之后被一个突发事件打断了。当年郑州到上海的普通列车的全价票为每人14元,坐快车需要加一个加快费用,每人3.3元,所以总价是17.3元。如果是孩子探亲,则可以买半价票。为了省钱,姐姐和我以探望爷爷为名,都买了半价学生票,加上加快费用,每人10.3元。但万万没想到,在上海火车站出站的时候,我们被一个年轻的检票员拦了下来。他上下打量我们,不相信我们是来探亲的,把我和姐姐带到了一间小屋里审讯,逼问我们爷爷在哪里工作。
我和姐姐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都害怕给爷爷惹乱子,不敢回答。于是,检票员咄咄逼人,要求我们补票,还威胁说要将我们移送公安机关。可是我们身上一共只带了5元钱,不够补票的钱,只好告诉检票员,爷爷是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检票员愣了一下,问我要了爷爷的电话号码。过了一会儿,他说电话打不通,而且号码不是华东师大的。他的气焰也因此更加嚣张,便让我俩一个待在屋里,另一个出去找钱。我和姐姐在惊恐中商量后,决定由我去爷爷家里借钱。我出了上海站,转了两趟公交车,终于找到爷爷家。幸好叔叔施小平在家,我一五一十地讲了情况,然后拿着20元钱原路返回,补交了差价,才把姐姐从小屋里“救”了出来。
历经旅途颠簸和上海火车站检票员的恐吓,姐姐和我终于到了爷爷家。晚上6点多,爷爷下班回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爷爷,感觉很亲切又很陌生,叫了声“爷爷”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表现得很拘谨。爷爷倒是十分随和,简单问了我们几句之后,就招呼全家一起吃晚餐。我谨遵爸爸妈妈的教诲,不只挑有肉的菜吃。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等到大家都吃完了,我才吃得半饱,便赶紧把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
1980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与学生交谈。图源华东师范大学官网
晚餐后,爷爷坐下来跟姐姐和我聊天。小平叔叔先向爷爷讲述了我们补票的事情,爷爷听后非常生气,说检票员胡来,怎么能这么欺负外地孩子呢?上海人的形象都被这些人搞坏掉了!爷爷还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们只有家里的电话,但检票员说没人接。小平叔叔赶忙说自己一直在家,没人打电话来。
随后,爷爷仔仔细细地询问了我们郑州家里的事,特别是我大姐、哥哥、二姐和我的情况,得知我们几个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他特别高兴,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像爸爸一样考上大学。我们与爷爷的谈话也就20分钟,然后他就回书房处理公务了。奶奶蒋炜给了姐姐和我一大笔钱,印象中应该是30元,让我们在上海好好玩玩。
这趟上海之行,我们姐弟俩愉快地玩儿了近三周,充分感受到我国这座最现代化城市的魅力。我很喜欢在上海逛街,氛围令人感觉很惬意,街边林立着许多有特色的建筑和精致的小店,摩登又复古的气息扑面而来。爷爷家在静安区,和我爸爸从小就很亲的大姑妈住在虹口区,她的小女儿俞掌华和我哥哥年龄相仿,待我如亲弟弟。我常常坐公交车去大姑妈家里跟掌华玩儿,也逐渐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上海话,其中“一角一张”(上海话发音类似于“一锅一匝”)用于公交车上购票很合适,但我的发音还是不太像本地人。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说上海话,被售票员识破了外地人的身份,还调侃了我一句“侬个小赤佬”,搞得我很狼狈。
此后,我又至少两次暑假去上海找爷爷。我惊奇地发现,上了年纪的爷爷居然跟我一样爱吃甜食!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奶奶都会切一个西红柿,放在小碗里,撒上白糖,给爷爷加餐。爷爷吃几片之后,就会拿给我吃,西红柿很甜,糖放得很足。
03 在美国招待爷爷
1990年3月底,母亲和姐姐陪我来到上海,做出国前的准备,住在爷爷家。4月2日一早,一家人到虹桥机场为我送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和亲人们挥手告别,乘坐国航CA981航班,踏上了奔赴大洋彼岸的征途。和爷爷这一别,就是整整6年。直到1996年,已经85岁高龄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来美国,我和妻子仁滨带着两位老人在巴尔的摩玩儿了两天,又驱车到70公里外的华盛顿玩儿了两天。
2007年,全家福,施一公和阳阳、雪儿、妻子赵仁滨(从左至右)
爷爷特别喜欢游玩,更酷爱拍照。他随身携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傻瓜自动相机,还有一个是比较专业的手动单反相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新鲜或美好的景象,不管是花草、树木还是建筑、人物,他都要拍照。
华盛顿的中心广场附近有很多景点,爷爷说都要去看一遍。当天一大早,我们驾车从巴尔的摩出发,上午9点之前就抵达中心广场。我们先去参观了美国国会山,然后驱车前往中心广场另一端的华盛顿纪念碑,紧接着旁边不远就是美国总统府白宫,但那时已经过了参观时间,我们只能在外面合影留念。中心广场两侧有几家非常著名的博物馆,其中必参观的是美国国家艺术馆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只能走马观花,挑着重点简略欣赏。
1990年4月2日,家人在上海虹桥机场送施一公赴美留学(从左至右为奶奶蒋炜、爷爷施平、妈妈姜小英、姐姐施云楠)
爷爷似乎不知道累。走了一天的路,29岁的我全身疲乏,两腿又酸又累,但85岁的爷爷兴致盎然、意犹未尽,总想再多看一会儿,多拍几张照片。好不容易下午5点左右结束了整整一天在华盛顿中心广场的徒步游,我开车回巴尔的摩,奶奶一上车就睡着了,而爷爷则是一路欣赏窗外的风景,偶尔拿出相机来拍照,还时不时地跟我聊上几句。
爷爷回到上海之后,希望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出版成影集,印刷1000本。因为都是彩色照片,又必须用油光纸印刷,费用很高,出版社需要作者自己购买所有影集,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10万元。爷爷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拿了出来,但只有几万元,于是只能求助于美国的子孙后辈。我当时是博士后,仁滨还是博士生,我们商量之后,给爷爷寄了一张支票。爷爷特别高兴,给我们留了好几本影集。我们也很开心,这么高龄的老人有个人爱好,真好。
1997年8月,施一公在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04 爷爷是我的坚强后盾
2006年,我决定全职回国。没想到,亲戚朋友几乎一致反对,但爷爷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你1995年就博士毕业了,现在都2006年了,早该回来建设国家了!”有了爷爷做后盾,我心里感觉非常踏实。我想,爷爷的意见也可以代表九泉之下父亲的意见,我回国就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2007年5月初,仁滨和我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女阳阳、雪儿从普林斯顿来到上海爷爷家里。这是96岁高龄的爷爷第一次见到曾孙和曾孙女,听到孩子们叫他“太爷爷”,他好不开心!晚餐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此后,每逢到上海出差,只要时间充裕,我就会去看望爷爷。
2015年,我和一群同道开始创办西湖大学,爷爷对此非常关心,对学校有很多憧憬和希望。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要问我很多跟西湖大学有关的事情。2017年,适逢浙大120周年校庆,爷爷作为老校友录制了纪念视频,在视频最后,他特别鼓励广大浙大校友要帮助、支持西湖大学。2019年初,爷爷给我寄来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写道:“我很想念你,我本想去杭州看你和西湖大学,但我从2014年就因病到华东医院治疗,说是终身的病,到现在还没有治愈的药,只能天天打针吃药,防止它发展。本来从上海坐车到杭州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医生不让我外出,所以我去不了杭州。”爷爷还说,西湖大学很好,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得到了国家的批准,也备受大家的重视和期望,全家人都很高兴,也很兴奋。爷爷随信寄来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让我认真阅读,学习参考。
05 热爱生活的老顽童
和爷爷接触,常常会对“返老还童”和“老顽童”这两个词有更深入的理解。爷爷的血糖偏高,是不能多吃甜食的,但他酷爱糖果和各种饮料。叔叔告诉我,有一天阿姨没有留心,104岁的爷爷自己溜达下楼,到街上买了一桶肯德基的炸鸡和一大瓶可乐。等到阿姨发现的时候,两升装的可乐还剩个底儿,炸鸡也被吃光了。当然,后果也是有的,血糖飙升之后,爷爷不得不求助于医生,把血糖降下来。2016年春节,仁滨和我带着阳阳、雪儿到上海过节,大年初二到爷爷家里,因为人多,不容易做饭,便决定点外卖。结果餐馆的外卖都订满了,最后小平叔叔只好到楼下的肯德基买了三大桶炸鸡和几瓶可乐,四代人聚在一起吃炸鸡、喝可乐过年,我看就数爷爷最开心。
晚年的施平老人俨然是一个“文艺青年”:爱摄影,爱旅游,爱看书,爱写作。澎湃新闻 图
过了两天,仁滨和我请爷爷到当地有名的餐馆吃饭,爷爷还是钟爱甜食,菜品里他最喜欢的还是松鼠鳜鱼这样的甜酸口味。午餐后外出步行时,爷爷走到一个商店橱窗前就不走了,他仔细打量橱窗里的各种纪念品和礼品。我走过去,爷爷就一个劲儿地夸里面的纪念币设计得好,一边夸一边看着我。小平叔叔走过来告诉我:“小公,爷爷想要这个纪念币!”我才恍然大悟,马上进店把这套纪念币买了下来,送给爷爷当新年礼物,老人家笑得可开心了。一回到家,爷爷就拿出放大镜,花了好一会儿,仔仔细细地研究这套纪念币。后来,仁滨和我给了爷爷压岁钱,爷爷也很开心,像个孩子一样把红包里的百元大钞拿出来一张张数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再放回去。
施平。微信公众号“新四军纪念馆”图
爷爷毕竟年过百岁,身体机能开始慢慢退化。为了保障爷爷的身体健康,从几年前开始,他就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医生不再允许他回家里过夜。爷爷最明显的症状是双腿肌肉萎缩,直到2017年,106岁的爷爷都能自己行走,后来就慢慢依赖轮椅,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自己站立或行走了。不过,即便在轮椅上,爷爷也常常请求护士推着他到医院的花园里赏花、拍照。爷爷前后一共出版过5本影集,大多数是花卉和自然景色,俨然是一位“文艺青年”。
虽然无法行走,但爷爷的头脑依然灵活,尤其乐于关注新鲜事物。直到2019年,他每天都会阅读报纸、杂志,看电视新闻,也常常问一些时髦的问题。有一次,爷爷突然问我:“机器学习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搞得我一时回答不上来。爷爷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还尤其希望详细了解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我每次去看望爷爷,他都会问我很多专业问题。爷爷的听力很弱,一直用助听器进行交流。2018年以后,爷爷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旁人大声说话他也很难听到。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时,我们会通过文字进行交流。爷爷会把问题手写在本子上,然后我写字回复他。爷爷会架起眼镜仔细端着本子看,再写下一个问题或评论。这样的交流很慢,但每次都让我记忆深刻、格外珍惜。
百岁施平(摄于2010年9月)。微信公众号“新四军纪念馆”图
我特别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亲奶奶杨琳的身世。奶奶在生下父亲18天之后,牺牲在杭州的国民党监狱里。我问爷爷,奶奶是共产党员吗?爷爷告诉我,国民党逮捕她是认定她的共产党身份的,但是她从来没跟爷爷说过。按照组织规定,在革命年代,夫妻之间是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党员身份的,因为要杀头,所以尽量不连累亲人。2020年10月下旬,我来到爷爷战斗过的庆元县,站在咏归桥上,忍不住感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变迁。
爷爷的一生充满坎坷,好几次经历生死攸关的至暗时刻,但他始终意志坚定、乐观豁达、不屈不挠,毕生都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爷爷在他的文集里,自喻是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匍匐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东拨土,西拨土,种鲜花,去杂芜。”他用人生书写的传奇故事,他的勇气、智慧和乐观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向理想前行,继续勇敢地拨土、种花、去芜。
来源:本文节选自《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一书,作者:施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