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彭慧胜教授团队通过解决科学问题，实现了新材料的研发，并打通了规模化制备的技术路，为锂电池产业开辟了一条可能的新赛道。虽然科学界企业界都给予成果极高评价，甚至该成果已完成中试，但却迟迟未能落地。

    不难发现，其实在科学界，这并非孤例。彭慧胜正在遇到的种种挑战，可以说是不少科学家在试图走通从科研到产业之路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对彭慧胜们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接力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愿意和他们一起冒险，为研究埋单的人。

    从实验室的一项成果，发展成一个可以落地的产业，其间究竟要打通几重难关？这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出台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不断通过试点，突破了一些原本的成果转化“禁区”，为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赋能。但是，要让成果转化路走得更顺畅，或许，除了进一步突破眼前政策层面的堵点，还要有一些“朝前看”的远见和魄力。眼下，上海等地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各类基金投资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但就企业而言，更要有一起“下场”、参与转化的勇气。

    从科研规律来讲，当科学家在完成基础研究时，未必清楚知道这项研究的具体应用场景在哪里。基础研究成果要继续转化，应该由企业家来完成“下一步”。因为，再厉害的科学家也有其局限性，他们善于发现或者发明，而应用场景却往往来自产业的真实需求。包括彭慧胜在内的不少科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谈到过，他们对于自己成果应用场景的想象都还十分有限。

    从科学史上看，不少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研发来自于科学家，但让成果起作用的是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奥斯特无意间发现了通电导线旁边的磁针会改变方向，并因此发现了电流磁效应。随后法国的安培、美国的约瑟夫·亨利、英国的法拉第都在电磁领域有众多发现。但这些电学先驱几乎都是科学家或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发明家。直到德国发明家、商业巨子维尔纳·冯·西门子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能工作的直流发电机，其后，美国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在1887年发明了多相交流发电机，并与电气公司合作为全美国提供照明和动力用电，人类才真正进入了电气时代。

    从电流磁效应第一次被发现，到电学理论转化成推动产业革命的生产力，时间长达67年。而今天，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的时间其实已经大幅缩短。不难发现，除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要有畅通的交流机制，一项基础研究成果能否走出实验室、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也考验企业家的眼光和智慧。

    记者在采访中，多次遇到一些行业头部企业的负责人。在谈及科学家们的基础研究时，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基础研究的发现确实很重要，但要投入应用却并不容易”。更直白地说就是——基础科研成果，如果真的要用它来改变行业、改变世界，不仅成果本身要过硬，要有合适的应用场景，还要有整个产业链的改造和创新——这绝非凭一家企业之力就能实现。

    对于企业界的这番论调，有科学家也直言不讳：“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挤在已有的赛道上，不愿意承担开辟全新赛道的风险。”甚至，有人将它归结为“企业的情怀不够”。但其实，盘点那些所谓的“有情怀的”企业，无不是在基础研究布局中“尝到甜头”的企业。最典型的，贝尔实验室这家传奇企业实验室，一共获得了8次诺贝尔奖，诞生了传真机、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太阳能电池等等改变世界的发明。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贝尔实验室取得的辉煌业绩，不难发现，正是工业界的激烈竞争使得一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在基础研究领域前瞻布局去掌握更先进、更基础的原理和方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垄断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正是应用的需求拉动了企业对基础研发的投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本土的企业习惯于跟随，或者说有不少是技术引进型企业，缺少在基础研究领域布局的意识和传统，但眼下，随着国内外产业界形势的变化，如何激发本土企业对基础研发的热情，至关重要。

    文：姜澎

    图：袁婧

    编辑：吴金娇

    责任编辑：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