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未来趋势、发展所需、人民所盼

    院士代表委员建言新时代首都发展

    “两院”院士不仅是科学高峰的“攀登者”,更是国家科技事业的中流砥柱。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两院”院士，把目光聚焦到自己工作生活的北京，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到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从生态品质提升到科技赋能养老，瞄准未来趋势、发展所需、人民所盼，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建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复全代表：

    培养“蜜蜂型”人才 让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

方复全代表

    一边是技术待转化，一边是市场找技术。“这中间，需要一类‘蜜蜂型’的人才，完成从科研成果到产品应用的‘嫁接’，对于北京来说，这一需求更为迫切。”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代表说。

    一项科技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基础研究到专利技术，再到商品，最后才能通过企业走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仅靠科学家很难实现。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关键一环就是复合型人才。”方复全说，“我们需要大量像‘技术经理人’一样的‘蜜蜂型’人才，他们既有科研背景、懂得商业运作，又熟悉法律和财会等相关知识，进而能应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将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更好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实现从科学技术到产品应用的‘嫁接’。”然而目前我国这类人才仍比较稀缺，参照国际标准，在“技术经理人”的数量上，北京还有80%的缺口，数量大概在3000人以上。

    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便已有了技术经理人的雏形。当时，随着科技成果的市场交易行为逐步展开，一些科技人员率先走出研究所、实验室，到市场上推销自己的科技成果，提出建立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度。

    进入新时代，科研成果转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技术转移相关学科或专业。北京也提出，将技术经纪人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支撑，并于2019年正式增设技术经纪专业职称。

    “北京是教育、科技和人才高地，正是由于优质资源的高度集聚，导致北京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方复全说，从数据上看，北京基础创新成果、专利数量在全国都排在首位，但在产业落地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这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科技产品，实现成果的可转化、可转移。

    方复全认为，就北京而言，应继续强化政府的政策扶持和环境支持，可以从各级政府层面，与企业共同设立一批投资基金，为科研成果转化“扶上马、送一程”。高等院校应从专业设置上作更长远的规划和补充，一方面增加相关专业的设置和招生，加强技术复合型人才、成果转化型工程师的培养。另一方面探索管理、工商、法学等学院的联合培养模式，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委员：

    竞逐新质生产力北京有底气有实力

李景虹委员

    “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坚持创新驱动，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积蓄了竞逐新质生产力的底气、实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委员建议，北京牢牢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发挥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优势，围绕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构建符合首都定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

    “科技创新是北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张‘王牌’。”在李景虹看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硕果累累，“北京已日渐成为国际前沿科技的重要策源地和全球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地。”

    北京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点在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北京塑造新质生产力新优势、打造新引擎的关键所在。”李景虹建议，北京继续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业态“抢滩”、量子信息和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占先”。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设施的建设，完善数字经济制度，抓好标杆工程，带动标杆产业，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顶尖创新成果的诞生，离不开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李景虹说，近年来，北京市将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到产业一线，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范式，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走出了一条在产业一线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应继续大胆冲破藩篱，打破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管理壁垒，激发创新人才活力。抓住人才培养质量这个关键点，发挥教育科技人才领先优势，建立有企业深度参与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制度”。建立共投共建深度融合机制，引导科研院所与企业合力攻关行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建立科学评价制度，对参与基础研究、国家战略急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予以倾斜奖励。

    李景虹还提到，面向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共享创新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也能促进自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北京应发挥国际交往中心优势，深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泓代表：

    在“自净城市”建设上率先探索

贺泓代表

    “现代城市中人口集聚、产业集聚，污染排放已经大大超出空气、水体、土壤等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贺泓代表认为，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通过技术、工程等手段提升生态系统对污染物自我净化的能力，建设一个“自净城市”有望从设想变为现实。北京作为超大城市，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可以在这一领域率先探索。

    自我净化的实现路径有哪些？贺泓以臭氧治理为例介绍，我国大多数城区的臭氧浓度主要受挥发性有机物控制，其排放源非常分散，控制技术不成熟，难以快速实现大幅减排。贺泓与其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活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高的高效催化新材料，使得臭氧的分解速度达到了毫秒级、甚至微秒级。他们在大兴区黄村公园进行了3年多的外场测试，把催化剂做成涂料涂覆在建筑物上，观测发现涂覆建筑物周边区域的臭氧浓度平均下降了10%-20%。

    贺泓说，通过开发推广像臭氧直接分解技术及其材料制品这样的技术，进一步提升城市自净能力是可行的。他认为，自净技术本质上是绿色低碳的污染控制技术，它与目前常用的末端治理技术不同，末端治理技术虽然消除了污染物，却往往是高耗能的，甚至还要多排放碳。而自净技术则是低能耗甚至没有能耗，相对于污染治理的投入是低成本的。

    “目前‘自净城市’还是一个新理念，需要各方面协同推进。”他建议，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针对空气、水体、土壤等研发更多效率高、成本低、易使用的自净技术，进而推出具备自净功能的创新产品。政府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新建公共服务设施、城市更新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为契机，加大自净技术和材料的使用力度，与绿色建筑标准规范相衔接，让更多建筑物“低能耗、自净化”，真正建构一个具有自净功能的城市，让“钢铁森林”也能成为“净化器”。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代表：

    以智慧健康技术赋能“老有所养”

程京代表

    “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程速度快，北京的情况也十分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代表认为，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与产业优势十分突出，应进一步加快智慧健康技术发展，为优化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赋能“老有所养”。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2.97亿，占人口比重为21.1%。北京人口老龄化呈加速趋势，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我国疾病谱已完成从传染性疾病为主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的流行病学转变。程京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慢性病患病率超过78%，其中不少患者同时患有两种以上慢性疾病，面临着慢性病高发与增龄相关功能减退的双重压力。

    “当前大模型技术日新月异，为人工智能软硬件在健康领域的深度应用提供了更大空间。”程京建议，推动中国特色智慧健康技术研究，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中医药、现代医学、工程学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生物芯片、生物电子芯片、传感器等底层技术发展。

    北京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约占全国4成，获准向公众开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占全国近一半。程京认为，作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地，北京在促进医疗健康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上有优势、有基础，要率先探索并形成更多前沿创新成果，并在养老服务领域推出更多应用场景。

    在他看来，当前应加强生物检测监测、行为监测、多模态和垂直领域大模型、健康数据分析等一批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及融合应用能力，针对老年人特点和医疗健康需求，打造中西医并重的智慧健康技术平台，集健康检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康复护理于一体，建立主动性、预防性、精准性、个性化、互动性的老年人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体系。

    他还建议北京试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健康服务模式，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让中西医并重的智慧健康技术、产品和服务在家庭、社区、社区服务综合体等场景中集成创新、试点示范，丰富老年人健康服务种类，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

    编辑 李忆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