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99岁。母亲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们的心中，久久不能离去。 

▲1974年全家团聚合影，前排左起：钱正英、黄辛白；后排左起：黄惟清、黄惟洪、黄惟汇。

    求学经历

    母亲祖籍浙江嘉兴，1923年出生在上海。我外公是20世纪初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研究生，回国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外公的工作并不稳定，母亲全家随他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多地。外公的六个子女中，母亲排行老三，自幼功课优异，特别是数学成绩非常好。外公期望母亲将来要做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几次转学，几乎每转一次学母亲就跳一级，在上海考入大同大学时母亲只有15岁。

    考取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母亲离实现女工程师的理想越来越近了。但是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态度，让母亲等青年学生非常失望，她在大学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07年，香港大学授予母亲名誉博士学位，母亲参加授衔仪式时，港大的一位副校长非常好奇地问母亲：以你的家庭背景，怎么会参加共产党呢？母亲以一句玩笑回答：这应该问问美国政府，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把我这样的人都送到了共产党队伍里呢？

    战争年代的锻炼

    1942年，由于大同大学一位外围组织的学生被捕，党组织决定有可能暴露的五位学生党员紧急撤离，我父母亲都在撤离名单中。

    母亲他们辗转到了淮北解放区新四军四师的驻地。本来还要去新四军军部报到，但是四师向军部提出淮北很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留在四师。师长彭雪枫和他们分别谈话，并坚定地对母亲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让你去当工程师！

    1943年夏天，淮北大堤多处决口，农村受灾严重，农民流离失所。虽然紧邻日伪占领区，淮北区委和行政公署还是决定不顾危险在1944年汛期到来之前，抢修蚌埠至临北长达80华里的淮河北岸大堤。因为母亲是学土木工程的，被调去负责技术工作。

    那一段经历非常艰苦，母亲他们不仅白天要施工，晚上为了防止日伪军偷袭，还要后撤几里地宿营。吃不饱肚子，经常靠莲藕和红薯充饥。最困难的时候，部队只发一些炒麦粒，要找老乡讨一把盐粒才能咽下肚。

    1944年淮北大堤如期修复，在庆祝竣工的时候，母亲兴奋地写了《烽火抢修淮堤》的小诗：

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

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

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

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抗战胜利以后，母亲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程科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母亲随部队撤到山东，任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副科长，负责为部队修路架桥。

▲1946年钱正英在淮河大堤

    1947年，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转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区域之一，母亲担任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处长，参加了孟良崮、南麻、临朐等战役。

    在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以后，有一天陈毅司令员在一个场院上给干部作报告说，你们要做好准备，胜利比你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母亲说当时他们听了，很多人还都不太相信。没想到很快迎来了济南战役的胜利，这是华东野战军第一次占领省会级大城市，并且马上面临接管和管理大城市的新形势和任务。母亲没有等到淮海战役，也没有等到建立第一支工兵部队，就接到新的任务：接管黄河河务局，任河务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这一年她24岁，又一次回归水利工作，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母亲上任以后，与局长江衍坤密切配合，整顿健全了河务局和沿黄10个县黄河修防处的党组织，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圆满完成了修复黄河大堤，确保两岸交通和安全的任务。

    又红又专的女部长

    1950年春，母亲奉调到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时年27岁，被人称为“黄毛丫头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部的任务非常繁重。1950年夏，安徽遭遇严重水灾，毛主席指示周总理“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1951年初，毛主席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流域治理工程，也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50年冬天，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母亲兼任在蚌埠新成立的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她到任后，和水利前辈、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长汪胡桢密切配合，统筹豫、皖、苏三省的治淮工程，编制了《治淮方略》，修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坝—佛子岭水库和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润和集分水枢纽工程。

▲1951年在全国妇联招待会上，钱正英（左）和邓颖超合影，右为治淮劳模李秀英。

    1952年11月，母亲奉调入京，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1958年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她担任水电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4年担任水电部部长，1988年卸任，在部长、副部长岗位上工作了36年。

    在这36年中，母亲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干部，成长为经验丰富的专家型领导，她不仅参加了这段时期大多数流域规划和重大决策，而且一些重大工程也留下了她的足迹。特别是在发生重大疑难问题时，她总是深入一线，钻研关键技术问题，听取不同专家意见，果断作出判断和决策，在水利电力行业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1967年10月，黄河上游的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大坝建成，下闸蓄水。很快就发现左岸导流洞关不死，漏水，水流逐日加大，最终冲毁了导流洞的边墙和底板。采取补救措施均未奏效，到1968年1月，确认蓄水失败。工程事故惊动了中央，周总理直接过问事故的后续处理问题。

    1968年2月8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周总理提出要母亲负责刘家峡事故处理。母亲和主管电力的杜星垣副部长按周总理指示直接奔赴刘家峡工地，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步行几里地到工地研究事故的处理办法。

    经过调查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及老工人集思广益比较各种办法以后，母亲果断拍板决定了新的封堵方案。他们首先浇筑了一个630立方米的巨型混凝土六面体，利用爆破沉到导流洞的入口，再抛投石料沙石填埋堵死。20天以后，入口封堵成功。但是出口处的河水倒灌，土石围堰无法阻止渗漏，洞内大量积水无法排除。母亲创造性地提出：在导流洞内修造一道砂坝，减少渗水量，最后集中水泵把水抽干。这个方案实施以后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杜星垣部长称赞：这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

    1968年10月，在第一次下闸蓄水失败一年以后，刘家峡再次“正式蓄水”成功，母亲终于完成了周总理交予的“一定要把洞子堵牢靠”的艰巨任务。消息报告周总理以后，总理感叹地说了一句：“培养一个女部长不容易，又红又专的就更少了！”

    院士本色

    1997年，母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后，她把这个当成一种责任和压力，要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从1999年到2011年的12年时间里，她牵头组织几十位院士、数百位专家开展了“水资源系列”六大专题的战略咨询项目，在工程院开创了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的新领域，国务院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肯定，为此，2000年、2014年她分别两次获得光华科技奖工程奖和成就奖。

    ▲2002年11月，钱正英（前左）率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质量检查专家组在三峡建设工地检查工程质量情况。

    母亲和两院院士、著名水电工程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先生领衔策划了水资源项目研究。他们联合了17位院士在1998年提出了项目立项建议。张光斗推荐母亲担任组长，他自己担任副组长。他们根据不同研究领域，设立了8个课题组，共计邀请了43位两院院士，300多位专家学者加入了研究团队。后来随着课题的转变，团队又增加了一些大专家。但是把这么多专家团结在一起，共同配合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母亲发挥多年当领导的经验，对所有的课题组组长逐一登门拜访，虚心求教。通过深入交谈，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在随后的工作中，他们对母亲平易近人的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都非常认可和敬佩，李东英院士曾经评价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在她身上有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许多院士都非常赞成这样的评价。

    母亲在院士团队里，既不是挂名的项目领头人，也不是仅仅听汇报作决定的领导人，她与课题组的组长和团队成员深入地交换意见。对每个课题组的报告，母亲都要逐字逐句地阅读和修改，不了解的问题她都要刨根问底地问清楚、搞明白。她自己亲自担任综合组的组长，综合报告都是她自己起草，连秘书都不用。在内部讨论会上，她不以领导自居，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开展讨论。她注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修改自己的意见，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钱易院士曾经就环境保护问题在会上和母亲公开争论过，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会后主动找她交换看法，讨论问题。而且这之后母亲对水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道：钱易院士是我在水环境领域的启蒙老师。

    在这12年当中，她不仅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向国务院提出许多深刻的有远见的建议和诤言，也和许多院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2001年她给工程院的同事特意写了一句话：“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通过工作中的严格科学性来体现对人民的忠诚。”她以自己的一生努力实现这样的要求。  

    本文选自《百年潮》2023年第7期。文字有删减。作者系钱正英子女。黄惟汇，北京回龙观医院原党委书记；黄惟洪，北京外企服务集团退休干部；黄惟清，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原院长。

    文章已于2023-11-1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