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1932— ）

    辽宁省昌图县人，航天技术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长期致力于中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参加和主持了6个导弹型号、2个运载火箭型号和“神舟”系列飞船的设计研制工作。

    200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年5月4日国际永久编号第4666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王永志星”。2017年6月12日，入选“八一勋章”首批候选人名单。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2005年12月，王永志（右二）夫妇探望恩师钱学森（左一）夫妇。

    在中国航天界，有一位“常胜将军”。在40多年的航天生涯中，他领导指挥的所有发射任务全部成功。在他和老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用10年时间跨越了国外40年的航天发展历程。他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1957年，我成为‘火箭人’”
 

青年王永志（右一）在改进中近程导弹设计图样。

    1932年11月，王永志出身于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老房村一个贫农家庭。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他从小就下地干活，6岁时还一个字都不认识。7岁那年，他的大哥不甘于因一家人没有文化受人欺辱，背着父亲把他送到八面城的南街小学报了名。这样，王永志哭着闹着要上学读书认字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几年后，正愁无力升学之际，昌北县（今属辽宁省昌图县）解放了，贫苦家庭的孩子不用交学费就能去学习。家庭贫穷、生活艰难，让聪明勤奋的王永志对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倍加珍惜。初中三年，他年年考第一。

    1949年，王永志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至位于沈阳的东北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前身）读高中。东北实验学校是当时全东北最好的中学之一，学校环境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王永志徜徉其间，被生物课上所讲的农业科学深深吸引。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目睹过中国农村民不聊生的景象，农民辛苦耕作却无法果腹，于是他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改良物种、提高粮食产量，让天下人吃饱穿暖。
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理想。学校离机场不远，当看到划过机场上空的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看见志愿军空军起飞迎敌、搏击长空的飒爽英姿，王永志感到十分兴奋，将自己的理想志向从“地上”转到了“空中”，打算报考航空院校。
 

    1952年，王永志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被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后因院系调整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在名师云集的清华园，王永志潜心向学，打下了扎实的飞机设计专业基础。
 

    1955年，王永志顺利通过留苏选拔考试，两年预备班学习后，赴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求学。其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人类进入了宇宙航行探索的新时代。
 

    美苏太空争霸的局面让新中国意识到航天事业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决心培养航空人才。
 

    此时，中苏双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苏联接收火箭导弹专业中国留学生”一项。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决定，让莫斯科航空学院攻读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的8名留学生全部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其中就有王永志。
 

    “1957年是‘火箭年’，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这一年是我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虽有不舍与忐忑，但王永志很快调整好心态，坚定了服从国家发展需要、学好火箭导弹技术的决心。
 

    莫斯科航空学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会聚了许多蜚声国际的航空航天专家、教授，如苏联航天界著名专家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时任莫斯科航空学院火箭教研室主任米申教授。
 

    1960年，王永志毕业在即，米申看中了这名勤奋且充满天赋的中国青年，主动提出带王永志做毕业论文。在中苏关系紧张破裂的局势下，米申依然对王永志坦诚相待，宽慰他不要担忧，坦言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并鼓励王永志不要有任何顾虑，把毕业论文做好。在米申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下，王永志完成了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且获得了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米申十分高兴，对王永志寄予厚望，勉励他道：“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希望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总设计师。”
 

    在跟随米申学习期间，年轻的王永志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养成了良好的科学思维方式，迅速走向航空科技的前沿地带。
 

    得到钱学森的肯定
 

    1961年，王永志回国。此时正是中国的火箭航天事业上马之时，他立即投入到我国第一代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在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开展工作。这些老科学家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求实的作风、敢于较真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使王永志受益良多，帮助他在刚参加工作的十几年里，快速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骨干。
 

    其中，钱学森对王永志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王永志的学生时代，这位中国科学界的巨擘便是他崇拜的偶像。参加工作后，他被分配在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有幸直接聆听钱学森的教诲和指导。
 

    1964年6月底，担任中近程火箭总体设计组组长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大漠戈壁，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任务。因天气炎热，火箭推进剂在高温下膨胀，燃料储箱内不能灌进足量的燃料，致使导弹射程不够，无法打入落点。就在专家们考虑在有限的火箭燃料贮箱中添加推进剂时，王永志对戈壁滩高温导致密度变化后的推进剂配比进行了严密计算，得出了卸出600公斤燃料，火箭就会命中目标的结论。
 

    当时王永志是在场所有人中军衔级别最低的，又是个年轻的新面孔，他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减少燃料和提高射程之间是南辕北辙。王永志坚持自己的观点，鼓起勇气越级向当时的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陈述。钱学森认为王永志的意见有道理，批准实施这一方案。卸出燃料后，果然射程提高了，火箭连打3发均中目标。
 

    王永志敢于打破旧有规则，其创新路线和逆向思维得到了同事们的赞赏，也得到了钱学森的关注与肯定。
从1964年担任中近程火箭总体设计组组长、中程火箭总体设计室副主任，再到1969年担任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王永志在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组织才能，管理经验日趋成熟。这年，在讨论洲际导弹是否要全箭试车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次支持了王永志只试二级火箭的想法，为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1978年，中国开展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时，钱学森认为王永志有足够的能力担任第二代战略火箭总设计师，于是建议让王永志挂帅。自此，王永志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
 

    在深入、系统地总结第一代火箭研制经验的基础上，王永志主持制定了第二代液体远程火箭总体技术方案，首创了许多管理制度，如按研制阶段实行设计评审、不得带着问题转入下一阶段等。
 

    他从全局出发，将可靠性量化指标列入了火箭的研制技术指标。首先从设计抓起，他亲自撰写了24条《设计守则》，并从全国请来了40多个厂家的代表，筛选高性能、高质量的各款电子原器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随后他又编制了《原材料选用手册》和《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管理要求》，明确“谁外协谁负责，谁采购谁负责”的职责划分。王永志确立的这种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影响深远，至今仍在使用。
 

    迈入花甲之年的新征程

王永志在神舟三号转运现场。

    事实上，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王永志总能打破常规，用创新精神赢得主动，以批判思维锐意进取。其创新思维不仅体现在制定各种重大技术方案上，还体现在工程实践的具体设计中。
 

    1986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火箭研制工作既形成巨大压力，又提供了绝佳机遇：国内市场萎缩，研制经费缩减；国际上，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事，卫星发射运力短缺。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成为中国火箭研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火箭最大推力达8t的运力需求，王永志提出了放弃串联方式，采用横向并联捆绑、增加四个助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全新思路，将运载能力从2.5t提高到9.2t。而采用这一思路开发出的火箭型号，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二捆”）。

    王永志的思路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王永志谨慎判断、果断决策、敢为人先的胆略同样为人称道。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这是中国与国外签订的第一份商业发射合同。合同内容复杂而苛刻。美方要求，首先中方需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成功发射试验，其次在任何时候，只要美方认为中方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美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
 

    冒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王永志力排众议，坚持选择上马“长二捆”。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掐算着工期，制定出一套翔实可靠的研制时间表。500多个日夜、18个月，24小时不停工，他们完成了全箭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样、120多个工艺攻关项目、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箱技术难题，将过去设计、研制、生产和试验的全过程，从五六年压缩至一年半，第一次试验便大获成功。无疑，“长二捆”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除此之外，王永志担任院长以来，还多次作出敢为人先的战略决策：他亲自签署贷款书承担风险，开研究院自筹资金和贷款开发之先河；开辟了固体小火箭和固体远程火箭两条新战线；摒弃了“一箭一星”的设计理念，使型号研制工作走上了“基本型、系列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运载火箭、战略火箭、战术火箭和民品4个系列全面发展的战略格局。
 

    1992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之年，对王永志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征程。
 

    1月，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从飞船起步，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作为可行性论证组组长的王永志创新性提出了“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后续任务衔接规划。很快，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与“三步走”规划得到了中央专委和中央领导的首肯。9月21日，由中国政府批准实施，以“921”为代号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开启。
 

    11月，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在此期间，他勇于创新，在一些关系到实验成功与否的重要时刻作出了及时决策，如将主着陆场由河南黄泛区改址为内蒙古草原、发射场采用“三垂一远”新模式等，并提出了飞行轨道设计要求，为七大系统尽早开展方案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王永志经常前往一线与科研人员研讨，帮助各系统制定自主创新又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完成了具有自主故障诊断和逃逸控制能力的“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方案、三舱飞船研制方案、陆海基S波段统一测空通信网方案……这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自主创新成果，为中国的载人航天铺就了成功之路。
 

    王永志说，他一生干了3件事，3件事干了一生——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30年从事导弹与火箭研制，20余年从事载人航天，他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国防科研和载人航天事业中，将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不仅让中国人梦圆飞天、揽月九霄，更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铺平道路。（高荣嫒艺）
 

王永志与杨利伟于上海进行载人航天宣讲。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