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9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火箭院第六任院长王永志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星空浩瀚，他是“最亮的星”。

一生为国，圆梦飞天，

让我们一起走近

永志不忘强国梦的王永志院士，

走近他的英雄事迹——

王永志：航天“大总师”  一生惟许国

    王永志身形挺拔而消瘦，面庞周正，80多岁时还头发茂密，自己曾开玩笑说：“头发是染过的，不过还挺多。”王永志是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曾任火箭院第六任院长，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多个奖项，也曾被中央军委授予“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

    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驾鹤西去，告别了让他一辈子牵挂的航天事业。他的去世，引发了众多航天人对他的缅怀。他科学的治学精神、求是的科研态度、平易的处事风格，为无数与他共事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轻人，很有希望呀！”

    王永志出生在东北农村，中学时，他痴迷于摩根的遗传理论、米丘林的学说，想让脚下贫瘠的土地长出吃不完的农作物。

    抗美援朝号角吹响，战火蔓延到鸭绿江畔，王永志报名参军，但和多数高中生一样被要求留在学校“搞好学习”。看到一架架翱翔的战机，王永志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当生物学家不过是一句空话。于是，他改变了理想，要研究天上的飞机。

    1952年，王永志如愿被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录取。此后，他人生选择的每一步都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在精英荟萃的清华大学，王永志感受着先进思想的传播。1955年，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被选拔赴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在秋风中搭上了去往苏联的列车。

    1957年是王永志与火箭正式建立联系的一年。他在苏联耳濡目染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那一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署的协议，苏联首次向外国留学生开放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作为被选定的8名留学生之一，王永志的专业从飞机设计改为火箭导弹设计，研究领域从大气层冲到浩渺太空。

    在苏联读书期间，国际著名宇航学家米申院士主动向校方提出申请，指导王永志的毕业设计，甚至在毕业后想力推他留在苏联继续读研。跟随米申院士学习，王永志养成了良好的科学思维方式，迅速走向科技的前沿地带。

    当时，我国也正有一大批科学家正在攀登通往太空的天梯。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有了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出任院长。第二年11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火箭院前身）成立。

    回国后，王永志被分配到一分院工作，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东风二号”是他正式参与的第一个项目。

    敲开钱学森的门，是王永志在科研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1964年的酒泉戈壁滩热浪滚滚，中国首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待命发射，但因推进剂在高温下出现膨胀，不能加注到所需剂量。

    一筹莫展之际，时任一分院总体室总体组组长的王永志提出泄出部分推进剂以增加射程的逆向思维建议。钱学森听到这个方案后两眼放光，宣布按王永志说的办。最终导弹如期进入目标区，庆功宴上，钱学森满面笑容地和“初次亮相”的王永志说：“年轻人，很有希望呀！”

    在第一代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中，王永志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世纪70年代后期，按照钱学森的提议，已至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我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

▲图为2005年12月，王永志（右二）夫妇探望恩师钱学森（左一）夫妇。

立下军令状

    王永志总是尝试征服未知。

    1986年，经过全院民主推选，王永志被选举为火箭院院长，带领着火箭院开初样火箭飞行试验成功之先例。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又带领着火箭院开创了自筹资金和贷款开发之先河，让型号研制工作走上“基本型、系列化”的发展道路，使我国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

    曾担任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的刘竹生曾说：“王总当院长的时候，把院里的管理、发展规划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时国际上出现了航天危机，刚刚担任火箭院院长的王永志从中看到了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

    但想承揽国际大型卫星发射，必须提高火箭运载能力。王永志联合几名科学家构想出了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的草图。在4个助推器的加持下，火箭运载能力将有望从2.5吨跃升为8.8吨。

▲图为“长二捆”火箭设计草图。

    “一是突破火箭‘捆绑’技术，二是突破3.35米直径，三是推进剂换代，四是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1987年，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工程实践经验，王永志概括了“长二捆”火箭的4个突破性目标。

    拿到合同才能贷款。1988年11月，长城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休斯公司提出极为严苛的条件——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对“长二捆”火箭进行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如若不成，除了搭上研究经费，还要掏1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很多人认为，这次搞捆绑式火箭“风险极大”，如若不成，便是砸了自己的招牌。王永志说：“抓住机遇，我们就能冲出困境，走向世界。一个机遇就是一个胜利的台阶，丧失了这个机遇，中国航天又将在低迷中不知要徘徊多少年。”

    在航空航天工业部组织召开的决策性讨论会上，王永志铿锵有力地立下军令状，保证在1990年6月30日前将“长二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择机发射。

    1988年12月底，研制工作终于正式启动，王永志任总指挥。根据他制定的全新研制方法和管理程序，火箭院开始了一场不分昼夜、没有硝烟的战役。

    1990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二捆”火箭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用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的国际航天新纪录。7月16日，“长二捆”火箭一举成功，火箭实际运载能力超越预期，达到9.2吨。从此，中国不仅可以送更重的卫星进入太空，载人航天事业也向前迈出一步。

出任“大总师”

    王永志的一生与中国飞天梦紧密相连。

    1987年4月，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立，对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必要性和基本技术途径进行论证，王永志成为7名成员之一。他始终保存着一本已经发旧的《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记载着一代人想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决心和信心。

    1992年8月1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会议，审议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结论。王永志作为论证组总体组组长用飞船、火箭模型和各种图表详细地汇报了工程各大系统的基本方案，以及“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当他讲到这里时，主持会议的李鹏总理说：“这个‘三步走’好！”

    会议最后，李鹏总理表示，由于事关重大，请每位专委委员都要在报告上签字，以对历史负责。

    1992年9月21日，王永志和丁衡高、林宗棠、刘纪原、王盛涛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载人飞船工程立项论证情况。在众人发言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

    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也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

    谁来当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必须是一位大师级的大专家，是一位能“调兵遣将”的帅才。两个月后，众人的目光聚焦到王永志身上，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成为整个工程技术指挥线的负责人。

    砸在手里怎么办，把航天员摔了怎么办？回忆出任总设计师的经历，王永志说“压力贼大”。他想把中国人送上天，但面对数千个协作单位和数十万人马，实现这个想法成为他“一生中遇到最大的挑战”。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大型系统工程。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人们称王永志为“大总师”。

    秉着“多干、少说”“只干、不说”的原则，代号为“921”工程的载人航天事业在全国各有关单位中悄无声息地迅速开展起来。

    作为“大总师”，王永志常常与运载火箭系统的“两总”商讨载人火箭的设计问题，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增加了逃逸救生系统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启动研制。

    ▲图为王永志（中）与长二F火箭总指挥黄春平（右）、总设计师刘竹生（左）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王永志对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说：“飞船是整个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难度最大，又没有基础和经验，你们的担子最重。”最终，飞船团队设计出一艘世界顶尖的“中国飞船”。

    王永志被认为是“战略科学家”。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他主持的三舱飞船方案、“三垂”发射模式、飞船选点再入、主着陆场选择、不做动物飞行实验等重大技术决策，都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胆识与过人的前瞻性。

一生少有的泪流不止

    王永志总是说：“不带问题出厂，不留隐患上天。”他将“安全可靠”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头等大事，凡是涉及航天员安全性的原则问题，他必定“铁面无私”。

    2001年10月，神舟三号飞船在发射场测试时，大家意外发现贯穿飞船两舱的穿舱插座中有一个点没导通，在检查后发现插座本身的设计存在明显缺陷。为彻底除去隐患，王永志坚持更换全部穿舱插座，最终400多名发射人员撤离发射场，发射时间推迟3个月。

    这次“震动”让大家真切明白了什么是“质量标准”。

    王永志相信，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实质是实事求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说假话、跟随别人往错误的路上走，是违背科学良心的。

    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王永志带领的中国载人航天队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夕，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指挥都要在发射责任书上签字。王永志看着眼前的责任书，喃喃道：“首飞航天员，没有把握我不会签字的。把你安全送入太空港，也会平安接你回家！”随后，他郑重签下“王永志”。

    2003年10月14日下午5时，航天员选拔委员会最终决定，由杨利伟在17小时后执行首飞任务。一夜未眠的王永志在怀里揣了瓶速效救心丸，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发射场上。

    9时10分左右，飞船进入预定轨道。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王永志圆满完成人生理想的“三步走”。

    10月16日，杨利伟走出“神舟五号”舱门，宣告了中国人飞天梦圆。很少流泪的王永志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这位71岁的幕后“大总师”正式走到公众眼前。

▲图为王永志与杨利伟在上海进行载人航天宣讲。

    等到神舟六号任务圆满成功，2006年，74岁的王永志放心卸任了“大总师”一职，转为担任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换到“清闲”职务的他实际上“退而不休”，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是要出出主意、把把关。

    神舟七号任务中，王永志多次往返于发射场和北京之间，应对处理可能出现的重大技术问题。飞船发射后，他立即和总指挥部成员一起，连夜从发射场飞赴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再做一次选择，还会选择航天

    即使日渐年迈，但在王永志的心中，探索宇宙的活动从无尽期，对人类而言，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无限的。”他的一生紧张、劳累，但他说，再做一次选择，还会选择航天。2007年，他又回到“一线”，他被任命为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组长，主持完成了《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重大专项——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的编写工作。

    2010年1月，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一颗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王永志星”。这一年王永志78岁，对他来说“这颗星属于航天战线的所有战友”。

    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王永志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全部完成。

    在王永志家中，有一处阳光充足的花房，花草郁郁葱葱。少时梦想激励着他勤奋求学，开阔的视野让他的理想发生转折，如若生在其他年代，凭借优秀的天分，他也定会成为一名贡献卓越的生物学家。

    王永志始终关注载人航天工程的长远发展，曾两次与多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全面阐述早日实现载人登月的意义和技术路线，建议开展我国载人登月论证，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与世长辞。3天后，我国用于载人登月的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一子级动力系统试车，中国人离登月又近了一步。

    试车圆满成功的红色大屏前，所有参试人员低头默哀，悼念这位托举起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的“大总师”。

    转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