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正英同志因病在京逝世。
钱正英院士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担责，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和求真的科学家，贯穿她一生的主线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对科学、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精神。
谨以此文缅怀尊敬的钱正英院士。
钱正英是一名忠诚的革命者和求真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她谨记“清芬世守”的家训，以周恩来总理为做事做人的榜样和楷模；她说“我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她在工作上冲锋在前，平易近人，与同事和下属做贴心朋友；她对自己和亲属要求严格，眼中没有房子、车子、票子和名利；她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追求真理，尊重科学。
“清芬世守”的传人
钱正英的祖居“清芬堂”，始于乾隆题赠其祖辈钱陈群的“清芬世守”四个字。“清芬”，一释花草的清香，二喻高洁的德行；“世守”，即一代一代地守护、传承。
钱正英在水利水电行业最出名的有两点，一是对工作要求严格，布置和检查工作丁是丁卯是卯；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或者说在个人利益和待遇上从来不向上级领导及下属单位提任何要求。她早期的秘书说，上世纪50、60年代就有同志这样评价她：英姿飒爽寄情于水，正大光明立志为公。
钱正英智慧超群，精力旺盛，工作既讲质量又讲效率，当日事当日毕，外出考察时一般人要带点小跑才能跟上她的步伐，据说这也是她的历任秘书均为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把自己的一片热诚全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而生活中的她是个乐观开朗、幽默风趣的乐天派，眼中没有房子、车子、票子，没有名利的牵绊。她自1950年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就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她的职务一直比丈夫黄辛白高，但在上海时先后住在黄辛白任职的华东团工委和上海交大的宿舍，从不向组织伸手要房。出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后，先在和平门水利部宿舍住了好几年。自1958 年起，她家就与另一家合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旧四合院里，夫妇俩的卧室只有 10 平方米，房屋小，墙有裂缝，屋顶还漏雨，一个孩子每天晚上要搭临时床铺。房管部门考虑她家人口多，多次劝她换一处住房，她总是不同意。1975 年当部长后，部里要给她调换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她坚决不同意，说：“干嘛当了部长就要住单独的院子？”1988 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她仍不同意搬迁，在这个旧院子里一住就是 49 年。直到2007 年，住房所在片区统一拆迁，她才不得不同意搬家。有关部门请她事先去看看新住房是否满意，她也不看，“你们说行就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8年，她卸任部长的第二天，就主动腾出了部长办公室。
钱正英说不出自己每月工资的具体数额，更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上世纪50年代，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每月有50元车马费， 她嘱咐秘书不要领，全部交党费。原水利出版社社长孩子多，经济困难，但因为自己是领导，不好意思申请补助，钱正英让秘书从自己工资中扣出一笔钱转给他，并要秘书说是组织补助的。对其他经济有困难的同事，她也都是这么处理。她还曾划掉政府特殊津贴申报名单上自己的名字，亲笔写上没有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名的老专家陆钦侃的名字。
钱正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她的几任秘书按照沿袭下来的习惯，至今称她“部长”而不是“主席”，而她的科研团队成员更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称什么的都有，她对此毫不介意。
钱正英不吃请、不收礼在行业内也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铁律”。几十年来，不论是考察调研，还是视察指导工作，钱正英都要求基层不请客、不送礼，她自己更是自觉做到不吃请、不收礼。饭桌上，菜上多了，她会只吃已经吃过的一、两个菜。她还喜欢到职工食堂去排队买饭，或去食堂看看职工吃的饭菜品种、质量及价格。你若给她送礼，她不但不会接受，还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你。
钱正英在三峡公司职工食堂排队买饭
钱正英到河海大学学生食堂察看菜单
淮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赵武京说，引滦工程是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跨流域开发和利用滦河水资源的一项重点工程，工程分为南北二线，北线为引滦入（天）津工程，南线为引滦入唐（山）工程，我是南线工地负责人。1984 年大年初一，钱部长冒着严寒来到南线工地视察建设工作，慰问职工。事前工地接到部里电话，对接待钱部长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是吃饭不能挨批评，第二是要吃得快，第三是过年。我琢磨，“不能挨批评”就是不能弄那么多菜， “吃得快”应该是指不喝酒，可这“过年”怎么理解？不能太寒酸？最后就按规定上了四菜一汤，菜的质量稍高点，但绝非山珍海味， 如其中一个菜盆里是一只鸡，一个菜盆里是两条鱼等。结果菜一上桌，钱部长就连说几个“干什么？”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部里的陪同人员见状连忙以“过年、过年” 打圆场。还好，大概是看到菜并不太过分，而且河北省和唐山市的负责人都在场，钱部长交代了几句后，也就没再说什么。我到淮委工作后，钱部长几次来淮委检查工作，在基层吃饭时要求上红薯，我们不好意思上，她说战争年代红薯是主食，吃惯了，喜欢吃。
有一次，一位曾经在钱正英身边工作过的秘书去看望她，虽知道她的规矩，又感到空着手上门实在有悖常情，便在路上买了一串香蕉，到了她家又没敢当面拿出来，离开时就放在了门边。钱正英发现后让秘书打电话叫他取回，四十多岁的男子汉既委屈又感动地哭了一场。
还有一次，一位秘书见她主持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材料多，没有打印机实在不方便，便用项目经费给她买了一台打印机。她一开始也觉得方便多了，但在知道是用项目经费买的后，不仅发了很大的火，要求秘书深刻检讨，还坚持让纪检部门检查该秘书有无其他类似问题，其他领导来劝说也不行，“否则不能当秘书！”直到秘书检讨、纪检部门查完，这事才算完。
王浩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近年来，中央颁布并严格执行关于廉洁自律的“八项规定”，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八项规定”的相关内容钱主席一生都在执行，她从不吃请也不请吃，从不收礼也不送礼。我是自始至终跟随钱正英参加了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的人之一，十几年时间钱主席没有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如果说有一次例外的话，那就是2003年钱主席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领导岗位时，邀请几位院士、课题组长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商讨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的下一步安排，结束时已过了吃饭时间，就留大家吃了个便饭，仅此而已。
钱正英与王浩院士
身居高位的钱正英从不以“高官”自居，这里讲个农民代表有个“副部级”翻译的故事。上世纪50、60年代，钱正英连续当选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第一、二届时分在江苏省代表组。由于苏北老根据地多，江苏组的很多代表包括江苏省省长都是苏北人，而苏北话和苏南话差别比较大，彼此之间很难听懂。当时江苏省代表组有一个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水稻专家陈永康，是江苏松江（1958 年划归上海）人，他发言时说的一口方言大多数代表听不懂。于是，每次小组会上，在苏南、苏北都生活过的钱正英就为陈永康当起了翻译。
钱正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参加水利系统相关会议，一般都被安排以领导身份发言。她主动向水利部负责人和会议主持人提出改为以专家身份发言，并且要求在会议纪要中以同等的而不是特殊的地位来考虑自己的发言。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到工程院参加相关会议，她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坐主席台，而是与其他院士一起坐在台下的普通座位上。
钱正英嫉恶如仇。上街散步遇见违章行为她要管，外出工作看到违法活动她要问。上世纪 90 年代，针对当时的社会突出问题， 她在一次政协会议发言时，呼吁打“三大战役”：一打黄赌毒，二打假冒伪劣，三打大吃大喝；在一次政协重点提案办案会议发言时， 主张以九江大堤决口和重庆虹桥垮塌事故为典型，坚决严查严办“豆腐渣”工程和工程承包中的腐败现象，呼吁中央和国务院彻底禁止各类为抢进度而不顾质量的“献礼工程”。
2016年5月20日，钱正英第六次接受写作工作组采访时，见她身上穿的外套袖口、下沿和纽扣眼都起了毛边。事后与其秘书谈起，秘书说，这件衣服还是她当部长时，自己去廉价的复兴商业城买的，已经穿了30 多年。
1998 年，嘉兴市实施老城改造工程，“清芬堂”也在拆迁之列，政府给予拆迁补偿款75万元，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钱正英打算全部捐出去。但这补偿款并不属于钱正英一个人，要所有继承人都取得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钱正英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有四位嫡亲和非嫡亲的母亲，10个兄弟姐妹，再往下就更多了。钱正英深知，人越多意见越难统一、事情越难办，于是首先提出了11个大家庭每家出一名代表的建议，然后在各家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捐款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决定发扬故乡以及钱家“好读书、重教育”的传统，将补偿款捐给伯祖父担任过首任校长的嘉兴第一中学图书馆，钱正英还亲笔题写了“清芬图书馆”馆名。
嘉兴一中清芬图书馆钱正英捐书室，镜框内为钱正英所题“清芬图书馆”
事情办完回到北京，子女们惊讶地问：“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办成吗？”钱正英不无得意地说：“这点事都办不成，还能叫共产党员吗？！”以后她又先后七次共向清芬图书馆捐书1200册。
2002年10月4日，钱正英来到家乡正在修复中的钱氏宗祠， 边听讲解边仔细地看了一遍。她建议，不要为修宗祠而修宗祠，而要把宗祠办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文明教育的校外课堂和活动基地。休息时，她若有所思，招呼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坐在她身边， 说：“我们钱家也出反腐人物，你知道么？”当听到工作人员说出“钱氏家族著名的反腐人物是明崇祯年间的钱嘉徵”时，钱正英露出笑容，点头称是。
钱嘉徵，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出生于嘉兴，吴越王钱镠第二十三世孙，明天启举人。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深得熹宗宠信， 盗执国柄，党羽满朝，为所欲为，诌媚者呼“九千岁”。熹宗去世， 思宗继位，改年号崇祯。钱嘉徵决心冒死向新帝告发魏忠贤，奋笔写下了一份彪炳史册的奏本史称《钱嘉徵疏》，历数魏忠贤十大滔天罪行，并对劝阻他的人说：“圣主当阳而不以丹诚上贡，非忠也；虎狼食人，不徒手搏之，非夫也；草莽之臣，一言入告，虽横尸国门，获死所矣！”监察御史不敢接他的奏本，钱嘉徵索性再奏一本，连御史一块告了，终将魏忠贤扳倒。时钱嘉徵仅为国子监贡生（最高学府学生），是无权给皇帝上疏的，因此他还多了一种风险，违背祖制，搞不好也是会掉脑袋的。后人有诗赞曰：“为国除害大义明，上疏击奸第一声。满朝畏若寒蝉禁，万死不辞小贡生。”
这一为国除害的“击奸第一声”，穿透历史，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长留在钱正英的心底。2007年，国内一个以反腐为宗旨的刊物为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向钱正英约稿，文章发表时却将“中国共产党经历长期的考验，已证明是不可战胜的。今后，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腐败”这段钱正英认为最核心的话删去了，她愤而去信问责：“连这段话都不敢刊登，就是腐败的开始！”
向周恩来总理学做人做事
周恩来总理是钱正英做人做事的榜样和楷模。建国之初，周恩来就对水利事业给予极大关注。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时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并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1950年8月， 周恩来又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恩来任总理的27年中，亲自领导中国的水利事业，他的足迹遍及全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他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 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克服了各种干扰挫折，及时做出了正确决策，避免了一些重大失误。
自1950年钱正英为苏北新沂河工程第一次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26年来，钱正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从事水利建设。周恩来把钱正英视为年轻的领导干部和党内的水利专家，既着力培养，十分重视她的意见，又严格要求， 批评中满含着希望而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钱正英深深地为周恩来心系人民、关心群众、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和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她自觉以总理为榜样、为楷模，向总理学做人、学做事，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很快提高，成为周恩来最信任的水利工作领导干部之一。钱正英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副部长后，一次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周恩来向外宾介绍到钱正英时特地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 不能骄傲。”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指挥不力，一些水利工程在建设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水电部既不敢制止也不敢如实汇报，以致一个在建工程发生了重大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有一个省的负责人宣称已经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水电部拟组织学习推广。周恩来带着钱正英等坐直升飞机视察，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语重心长地说， 看水土保持要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
1958年，为解京津地区干旱之急，周恩来批准密云水库提前马，亲自点名由钱正英牵头，与阮泊生、赵凡（阮泊生为河北省副省长，赵凡为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组成建库三人领导小组。钱正英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组织20万建设大军日夜奋战，仅用10个月就基本建成主、副坝，并于1959年8月取得了安全拦截潮白河大洪水的胜利。
1959年，为展示建国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了一座展览馆。有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突然转过头问钱正英：“有人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了正 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房，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说：“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也会做这种事。”这句失望、痛心的话说得虽轻，却使钱正英受到强烈的震撼，“羞愧得无地自容”。回部后，钱正英立即在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部党组决定， 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的检查报告。
周恩来视察水利工地，从不搞特殊化。“在密云水库， 总理和大家围坐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同志们亲手包的家常饺子。在三门峡水库，一个小伙子一边吃着馍，一边挤到总理面前，总理随手掰了一块，放到嘴里尝尝，乐得大家笑了起来。”
1959 年，钱正英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密云水库。
1959年，水电部设想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钱正英带着会议文件初稿去向周恩来汇报时，他哈哈大笑说：“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恩来的批评与说服，水电部修改了这个口号。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十分重视钱正英的意见。1965年，京津地区发生干旱，次年1月，周恩来听取天津市关于抗旱与生产安排的汇报时，天津市提出，农业上为保 50 万亩水稻，要求中央增加6亿立方米的水。周恩来问钱正英：“密云水库还有多少水？”
钱正英说：“还有15亿立方米。”周恩来说：“拿出12亿，北京、天津各6亿。”钱正英说：“密云水库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 要从最坏处作准备。因此，我的意见是维持原来的分水方案，6月以后再说。”周恩来随即表示赞成，说：“好啊！要留有余地嘛！城市和农村都要节约用水。”
“文革”开始后，钱正英作为水电部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造反派批判钱正英反对和篡改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治水方针， 周恩来亲自向造反派作解释：“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并指出：“‘蓄小群’与‘排大国’， 两句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还交代水电部历任军代表，遇到水利业务上的问题可问钱正英。1968年，周恩来借刘家峡水电站发生重大事故，以需要懂业务的干部前往处理解决问题为由，“解放”了钱正英。后来一些其他部门也以此为例，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工作。
“文革”期间，升降沉浮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领导人一段时间不露面，很可能就是被打倒了。1973年，周恩来病情发展接受手术期间，钱正英也因腿摔骨折住院治疗。一天，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请查问一下钱正英的情况，怎么好几个月没有她的消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后，一次李先念、钱正英等一起回顾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对钱正英的精心保护，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钱正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钱正英不相信九泉有知， 然而她的思念却是永远的。她感到，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特殊的荣幸就是曾经跟随周恩来整治祖国的江河，总理是她倾心爱戴、深沉留恋的领导和师长。1988年，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钱正英写下了《跟随周总理治水》的纪念文章。
钱正英在文章中回顾了20多年来跟随周恩来治水的经历，充满深情地写道：
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 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今后，我们仍将在祖国的江河中，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着周总理的召唤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宏伟艰巨的治水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按照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完成您的遗愿 !
亲历亲为实事求是的领导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央曾经两次专门发文，要求领导干部自己起草讲话稿， 但是客观地说，能做到的不多，但钱主席在中央发文前就是自觉地这么做的，而且做到了长期坚持。
钱正英投身水利建设时，知识分子极为缺少，从计划到总结都得自己弄，养成了文字材料自己动手写的习惯。早在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时，相关工作指示、讲话材料和总结报告，她都是亲自动手，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她还经常代地方党委、政府起草对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为《渤海日报》撰写做好黄河防汛工作的社论，1948年在为《渤海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就提出了“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的指导思想。1948年河务局组织开展的春修工程任务重、施工量大，共使用民工 133万工日，砖石3.2万立方米，土方256万立方米，秸料、苇子、柳枝 1383万公斤， 各项复堤整险工程圆满完成。钱正英亲自对春修工程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河务局召开的各县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上作了春修工程总结报告，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春修工程的成绩、经验、存在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措施。报告受到上级的称赞和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河务局根据大家要求将报告印发各基层单位。
钱正英考察调研，每个项目都要到现场看，每个问题都要搞明白。图为 1991 年 10 月考察水布垭坝址。
钱正英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后仍是这样。与水利部业务交往较多的农林部部长杨立功曾非常感慨地对钱正英秘书说，你们钱部长很多事情都亲自动手，这在部长中是少有的。
难能可贵的是，钱正英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身居高位，坚持到耄耋之年，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每一个项目数万乃至数十万字的综合报告，第一个和第二个项目的报告由钱正英亲自起草并修改，后四个项目的报告经钱正英数次修改后定稿。
在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的12年间，钱正英的年龄也从76岁增长到88岁，不变的是她总是亲自率队考察，亲自主持会议，亲自完成综合报告，亲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为了写好综合报告，每次考察调研，不论是荒漠戈壁，还是崇山峻岭，她都亲自前往，行程数万公里。主持“西北水资源”项目，她九次率队赴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考察调研，最多的一次跑了四个省区，间隔最短的一次从内蒙返京后仅一周即远赴新疆；主持“东北水土资源”项目，她七次率队出关，此时她已年过八旬；主持“浙江沿海开发”项目期间，她以88岁的高龄，不顾风大浪高， 在七天之内登船前往洋山岛、泗礁岛、岱山岛、衢山岛、金塘岛、六横岛、洞头岛七个海岛，实地察看港口、船舶、海水淡化等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以掌握更直接、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她常说：“不到现场，不亲眼看到，心里不踏实。”
钱正英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业内也有她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的传说。
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原设计方案是水电部做的，考虑到水电站安装运行方便，将电站安排在紧靠长江左岸的位置，而将船闸放在电站和泄水闸中间。交通部认为，这样布置会导致船闸附近江水的横向流速过大，船闸将不能安全运行，不仅不能保证船只通过安全，而且可能淤塞船闸上下游的航道。当时工程已经开工，重新研究设计方案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很多人不赞成“翻案”，争论非常激烈。钱正英认为，如果设计发生错误，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坚持重新研究设计方案。水电部驻工地的副部长、局长都反对钱正英的意见，一位副部长问钱正英，你是真的支持交通部的方案？你怕他们？钱正英说，我当然是真的支持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有道理。最后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修改了原方案。
还有一次是深圳市要治理深圳河污染，城建局拿出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水务局提出的方案叫“大截大排大引”，即把污水一起截流，在珠江口建一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进珠江，为弥补大截了之后水源不足再从东江引水。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意见也不统一，遂请正在深圳的钱正英帮助“裁决”。水务局认为这个“官司”必能打赢，可最后的结果是钱正英支持 了城建局的方案。钱正英回到北京后，城建部的人给她打来电话， 说我们都知道你在深圳作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但后来水利部门人员也承认城建局的方案是对的，建成后的事 实也证明，“从源头治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上世纪50年代，在海河流域治理中，为控制洪水多发的滹沱河， 规划在河北省平山县建设岗南水库，而建设岗南水库就要淹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两难选择面前，河北省和水电部都不敢定。钱正英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 力陈岗南水库建与不建的得失利害，认为建岗南水库淹没西柏坡村，利多得多，影响好；为保留西柏坡村而不建岗南水库，影响不好。毛泽东赞成钱正英的主张。所以现在我们参观的西柏坡党中央旧址是经过迁移后按原样复建的。而在“文革”中，“淹掉革命圣地”也成为钱正英的一大“罪状”。
提起钱正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工作人员就会述说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为独流减河尾闾北堤正名的一段佳话。
独流减河源自独流镇，流经大港地区，东入渤海湾。1953年我国修建大港滞洪区时，修筑了独流减河大港北围堤。1963年， 华北地区连降大雨，形成洪峰直奔天津，独流减河北围堤阻止了洪水漫溢，确保了天津市区的安全。
1964年，为开发大港油田修筑了穿港公路，使独流减河行洪功能受阻，为此，天津市对独流减河下游尾闾进行了治理，修建了北堤。但由于当年有关部门没有将该工程呈报水电部，因此水电部只承认独流减河北围堤，不承认北堤。
1987年7月，天津市第十一次防汛会议决定，由大港区、天津石化公司、中石化四公司、大港油田、大港电厂五个单位集资200万元，对独流减河北堤进行加固，但因水电部不承认北堤，使工程陷入两难的境地。钱正英闻讯后，立即亲临天津了解情况。她经过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北堤工程，说：“独流减河北围堤1963年抗拒特大洪水时，为保卫天津市建立了功绩。现在我们事业发展了，接长了独流减河下段尾闾，建起了北堤，是件好事”；“独流减河尾闾北堤已成事实，可以给它正名。”她还提醒相关部门：“独流减河的下段尾闾在接下来建设的同时，一定要预留宽敞的分洪道，否则遇到特大洪水时，仍然难以应付。”在“正名”后的数十年中，水利部陆续拨出专款对北堤进行加固，北堤成为一道坚固的天津防洪屏障。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分设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钱正英任水利部部长。她对省级相关机构的设置不提硬性要求，只强调有利于工作的原则。同年8月，钱正英在珠江流域考察调研后，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座谈时说：“关于水利、电力机构问题，各地不一定同中央对口，搞一刀切”；“还是一家管比较好，不划界限更有利，下边也不强调对口，请省委考虑。”
2003年8月，温家宝请钱正英就西北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在国务院集体学习讲座上作专题讲解。当讲到新疆塔里木河出现断流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时，面对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数十位部长，她焦虑中更显坦诚：“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部长时的责任。”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班长”
钱正英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官架子。她在总结12年来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咨询研究的经历以及自己担任项目组组长的体会时，第一条体会就是“要彻底放下架子”。她说：组长不是行政首长，不但不同于部长、司长，也不同于研究院、所的院长和所长。组长与组员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纪律或合同约束，‘合则留，不合则离’，完全是科研中的自愿组合。因此，我们这些昔日的行政干部任研究组长，首先要彻底放下架子，和成员建立同事、战友、以至同志间的真诚友谊。组长就好像军队中的战斗班长，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学习和工作中要努力起带头作用……。她完全是按照自己说的去做的，钱易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对此都感同身受。
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之初钱正英的家访，使钱易初次领略了钱正英的为人。后来钱易在参加浙江沿海开发研究项目调研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手臂骨折，回京后钱正英又要上门探望。钱易再三婉辞，说自己并无大碍，医生已做了很好的处理，但钱正英仍坚持去了钱易家，并以自己1977年后摔了四次的经历向钱易讲述了不少治伤和疗养的经验，言语间充满关切之情使钱易深为感动。事后，钱易发自肺腑地说：“她真是我各方面的楷模，从大事到小事，我都要向她学习”。
钱正英与钱易院士
钱正英虽自己年岁已高，但对项目组成员的健康都很关心， 尤其是年老同志生病，她必定会到医院或家里看望，帮助联系大夫， 甚至亲临手术室外等候。但是，她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呢？这里有两个“谜”的故事，一个是带儿子出差之“谜”，一个是走路有风度之“谜”。
2005年7月，钱正英率东北水资源项目组到黑龙江考察，破例带上了儿子，成了专家们心中的“谜”，因为她是从不允许借出差之名带家属游山玩水的。回北京后，钱正英在一次与项目组成员们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她度过了一个“难关”，才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在队伍出发前往黑龙江省的前一天，北京医院初步诊断钱正英得了乳腺癌，要求她立即住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但她反复考虑，自己身为组长，如果突然不去，势必影响队伍的士气及考察工作的安排。于是，她向大夫说明情况，承诺从东北回来后就立即住院治疗，得到大夫的理解和同意。此事她没有告诉队伍中的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只带上儿子随身照顾。回京后的第二天，钱正英如约住院治疗，大夫按乳腺癌做了切除手术，所幸最终确诊为良性肿瘤。项目组成员对已 82 岁高龄的钱正英以工作为先，而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的做法感动不已。其实，就是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在与身边同志“有上下级关系”的时候，钱正英也是这样做的。
1992年6月，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就在到达的第一天，她晚上洗澡时不慎滑了一跤，身体碰在浴缸边沿，当时以及此后的近10天访问期间，肋部一直剧烈疼痛。但是为了不影响全团的日程安排和各项活动，她就谁也没有告诉，自己默默地忍受着。
直到临回国的前一天晚上，代表团圆满完成此次出访的所有任务后，身心得到放松的全体成员坐在一起聊天，说到张三感冒了，李四累倒了，还是我们团长的身体和精神最好时，钱正英才说： “我哪里好哦，来的第一天就摔了一跤，到现在肋部还疼着呢！” 大家都大吃一惊，工作人员赶紧与国内联系，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后将钱正英直接送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两根肋骨骨折！医生都惊得失了态，对着这位国家领导人发火道：“您不要命啦？！折断的肋骨会刺伤心肺等内脏器官，带来生命危险的！”
代表团成员们闻讯后，纷纷前往医院看望，还告诉钱正英说， 在国外期间团员们曾私下议论，钱正英这次出来，一改过去大步快走的习惯，走路又轻又慢，特别有风度，没想到是在强忍着肋部的疼痛，坚持带领代表团参加各项活动。大家对钱正英以国家为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深表敬佩。
追求真理敢于挑战的科学家
科学的本色是真理，科学家的本色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追求真理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创新，还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从中吸取正确的部分和有益的启示，对自己原有的观点与论据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坚持真理不是固执己见，是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在主持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时，钱正英曾说过，国家拿钱给我们做研究，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在主持西北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时，钱正英又说，工程院的项目组一定要本着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就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如果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要敢于提出意见，不管它与谁的意见不同。如果我们工程院这一级都不敢提，那么我们国家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这点在钱正英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的讲话、报告，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科学，联系实际，观点鲜明，不讲套话，不和稀泥。这也是钱正英带领的水资源系列研究团队的学术风气。
在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期间，每个项目立项或每次外出考察调研之前，她都要查阅大量文献，思考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想得很深很细很远，乃至超过该领域的专业人员。比如，在研究新疆水资源时，她向地质学家请教，罗布泊当年那么多的水是怎么积蓄的？后来又是怎样变干的？在研究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开发时，她又发问，沿海岛屿和钱塘江的大喇叭口是怎样形成的？钱塘江河口的滩涂为什么主要形成于南岸？其物质来源和形成速率怎样？……在弄清地质、气候、环境演变规律和原因的基础上，进而考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布局。
在项目组召开的每一次讨论会上，钱正英总是认真听取与会者发言，把专家的好意见、好观点记录下来。对每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她总是一字不漏地阅读，推敲每一个具有闪光点的提法及用词，重要的内容都要反复思考。对一些不熟悉的领域，她不耻下问， 向报告的撰写人请教；对有分歧的问题，她也从不以领导自居，而是与有关人员以平等的态度开展讨论甚至争论。因此，水资源系列项目的综合报告，不会因为是钱正英起草、修改的，大家就不提意见、不敢动了，而是充分讨论、多次修改；也因此，在一个个思想理论的火花、利国利民的举措诞生的同时，钱正英也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
在一次讨论会上，钱易认为综合报告对水污染问题重视不够而多次提出意见，并与钱正英争了起来。令钱易没有想到的是，会后钱正英主动找钱易交换看法，讨论问题。钱易在接受采访时说，此后，可以明显感到，钱主席对水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并且公开说，在中国水多、水少、水脏三大水问题中，水脏的为害和后果最严重。她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说，钱易是我在水环境领域的启蒙老师。
在讨论西北水资源项目综合报告时，石玉麟说了一句“这个综合报告的水平不高”，受到其他院士、专家的质疑和反对。钱正英感觉到石玉麟有压力，散会后亲自登门表示安慰，并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使石玉麟深受感动，两人成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挚友”。在钱正英的提议下，自第三个研究项目始，石玉麟连任东北、江苏、新疆、浙江四个项目组的副组长，为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咨询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雷志栋研究团队成员杨诗秀说，一般来说，三种人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一是大领导，二是大专家，三是老人。钱院士既是大领导、大专家，又是老人，但却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因为她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也因此她每次的讲话和报告才都会有新意。
钱正英与杨诗秀
“中国水资源”、“西北水资源”、“东北水资源”三个项目完成后，“江苏沿海”项目对钱正英及她的团队是个挑战。这是一个综合性更强的地区性发展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更多；也是工程院首次与国家开发银行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项目，需要协调的方面和环节更多。钱正英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 站在国家的角度统筹研究工作，加强各方合作，使队伍始终保持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圆满地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任务。
而接手“浙江沿海”项目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与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洼地”不同，浙江沿海是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地”， 民营经济发达，改革开放的水平很高，城乡人均收入居全国前列。项目研究的范围也与江苏不同，江苏集中在沿海陆地，浙江需要扩大到广大海域和数以千计的海岛，要真正的“下海”。钱正英认为， 与团队的其他成员相比，这个项目对自己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浙江沿海及海岛的水利问题并不突出，在研究这个地区的综合开发战略中，不是发挥自己的所长，而是需要弥补自己的所短。“但是经过大家的慎重考虑，我们还是决心迎接这个挑战，我也决心加强学习。”结果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项目，而且不少研究成果在项目进行中就被国家及地方政府采纳。
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者
“活到老学到老”是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钱正英一生身体力行的信条。钱正英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水利作为副科仅学了点基本知识，且大学未毕业就到了解放区，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尽管这是她非常渴望的事情，少年时的梦想也还不时浮上脑海。因此，钱正英长期坚持和发扬自己在战争年代养成的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精神和习惯，一步一步攀上了科学的高峰。
自1944年参加修复淮河北岸大堤走上水利之路后，钱正英随部队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地寻找和收集古今中外的治水书籍，一空就拿出来自学。她还对照书中的描写，带一张军用地图，或骑自行车或骑马，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及主要河流都走了个遍，对照书籍，深入群众，了解淮河的历史，实地查看当地主要河流的走向与水情。所以钱正英说，我学水利、干水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大自然和人民群众。
在山东黄河河务局工作的时候，钱正英经常挤时间阅读“历史的和近代的治黄书籍，从贾让到潘季驯到靳辅，从方休斯、费礼门到李仪祉”的相关著述等。
1946年的美国留学之行因内战爆发夭折后，新中国建立前， 钱正英给上级打了个报告，说全国要解放了，感觉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后因工作过于紧张而未能成行。
1950年，钱正英就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回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还是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的时候，有一次长江下游工程局副局长丁福武去向钱正英作半年一次的例行工作汇报。丁福武说， 长江下游崩岸很厉害，但是我们没有条件去搞混凝土护板等措施， 所以下游局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感到很棘手，后来还是从群众中学到的“沉排护岸法”才解决了问题。钱正英感到很新鲜，让丁福武详细解释“沉排护岸法”是怎么回事。原来，“沉排护岸法”就是把较为结实的柳条砍下来编成笼子，把石头放在笼子里，再用柳条把一个个笼子缠起来连成“石排”，然后把串联起来的“石排” 沿江岸沉到水里去，以起到护岸的作用。钱正英听后，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能就地取材，又简单易行，还便于推广，嘱咐丁福武回南京后好好总结推广，同时举一反三，多深入群众，让老百姓创造的各种治水经验能够发扬光大。
1956年，已是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还自修俄文，学习并亲自翻译了多篇苏联水利专家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水利》杂志上。
钱正英在水利部领导班子中分管工程规划、建设和防洪工作， 经常出差，每次出差都要带一些业务书。每到一地，她就借来地方志和地图，晚上如没有会议，就在房间看书学习、熟悉情况，从不参加娱乐活动。
在主持三峡工程移民论证时，有一位专家给钱正英写了一封信，提到了“环境容量”这个新的概念。通俗地说，所谓的环境容量就是人口承载力，就是一亩地能够养多少人口、多少牲畜，在进行研究、分析和综合之后，可以指导移民规划和安置方案的制定。钱正英搞懂这个新概念的内涵后，觉得非常好，很重要，就把这封信复印给移民论证组专家每人一份，要求大家学习领会并运用到论证工作中。
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钱正英自走上治水之路到卸任水电部部长，从事水利工作44年，担任国家水利部（水电部）副部长和部长36年，是在同一岗位任职时间最长的部级负责人，并逐步成为专家型领导。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使她魂牵梦萦的依然是如何加快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因此，尽管工作岗位又上了一个层次，但她并没有离开水利工作，而是开始“跳出水利看水利”，反思自己作为水利部部长期间中国的水利政策。她说， 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我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了，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有片面的地方。我竭力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当年的失误或做得不够的地方补足。”
于是，钱正英笔耕不辍，以“冷静地思考过去，全面地分析现状，认真地探索未来，从中认识中国水利的规律”为宗旨，于1991年和 1992年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水利》和《中国水利历史 · 现状 · 展望》，其中《中国水利》英文版已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充实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技术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水利的内涵， 1992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 水利卷》；2000年，《钱正英水利文选》正式出版发行。
1998年，钱正英看到世界经济研究所桑得拉·泼斯特所著的《最后的绿洲》（《THELASTOASIS》）一书，内容是介绍国外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用水再循环、城市废水处理以及城市节约用水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方法。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和方法，农业可以减少10%～50%的用水，工业可以减少40%～90%的用水，城市可以减少30% ～40%的用水，而且丝毫不影响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钱正英看后深受启发，认为弥补了自己以及国内水利行业在上述领域认识和技术上的不足，如能借鉴和推广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用水效率，于是摘译了书中的主要章节共1.1万字，以原文中的一句话“发动一场提高用水效率的革命”为题，分六次发表在当年5月12-18日的《参考消息》上。
钱正英不仅把这种热爱学习的习惯贯穿于数十年的治水经历中，而且一直保持到晚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一刻没有停止对水问题的思考。一次，她患皮肤过敏，治疗中因疗效不明显而一再加药，病情愈重，后减少用药反而逐步痊愈。她由此想到，过去我们治水都是做加法，很少做减法，不讲辩证法及自然规律，其结果就往往顾此失彼或事与愿违。
活到老学到老是钱正英身体力行的人生信条
钱正英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时，遇到难题和不了解的事情，都会虚心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请教。如遇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西北冰川问题，就向施雅风请教；遇到地质方面的问题，就向刘嘉麒请教；遇到农业、植被等问题，则向石玉麟请教……专家们都感叹，她的兴趣之广泛，求知欲之强烈，以及孜孜不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是年轻人都不能及的。2010年“浙江沿海”项目立项时， 钱正英已是87岁高龄，但为了弥补海洋知识的缺乏，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好几本海洋地理、海洋规划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东海的特点、杭州湾及东海岛屿的形成等专业知识。在一次项目组会议召开前，钱正英高兴地对专家们说：“我现在已经入门了！”她在学习新知识上所表现出来的勤奋和毅力令专家们动容。
钱正英从不收礼，因此与钱正英熟悉的专家学者在和她的日常交往中也从不给她送礼，但有一样物品除外，那就是专业书籍， 你送给她，她会非常高兴。如果专家学者出版了新作，你不送她， 她知道后会打电话跟你要。钱易在一个座谈会上说，钱正英有一次打电话向我要两本我新出的书，我送到她家，交谈中她问了几个很专业的、行业外的人一般提不出的问题，果然，我在她的书橱里发现还放有几本水污染处理方面的书。在场的其他院士、专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书她都要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在要！对刘昌明的专著《土壤·作物·大气界面水分过程与节水调控》和张杰主审的《水健康循环原理与应用》，钱正英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这两部专著推荐给水利界，以推动水利学科向边缘延伸。
2016年5月，据钱正英的秘书介绍，直到现在，她每天午休后，都要看一会儿专业书籍，并坚持边看书边思考边做笔记。她一直备有两个笔记本，一本用作政治学习，一本用作业务学习。
同事和下属的贴心朋友
不论是当部长还是国家领导人，钱正英都对同事、下属有很深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她能叫得出很多普通职工的名字，并与他们成为朋友。
1980年10月，钱正英在三三〇工程局科队以上干部大会上作葛洲坝截流动员报告。她阐述了截流的意义和提高施工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布置了各单位的任务以及截流前的准备工作后，还专门对各级领导都要关心职工生活提出了要求，而且讲得很细。她说：“工作越紧张越是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今后一系列的任务是要求我们连续作战的。同志们已经多年连续作战，确实很辛苦、很累，这次要求我们继续一鼓作气地搞下来。从整个工程来看，元旦是紧张的， 春节也是紧张的。在连续作战中，我们领导要千方百计关心群众， 使他们能得到适当的休息，保证他们的健康。关心群众生活，还要通情达理地针对每个同志的特点来注意在可能条件下解决群众的一些实际困难。要严格注意保证职工的安全，保证职工的健康。而且，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与工程局共同研究，对我们的队伍逐步做到三条：一是老有所终，二是幼有所养，三是夫妻团聚。老有所终， 就是年纪大的，搞了一辈子工程的要有妥善的安置。幼有所养，就是职工的孩子好多都是知识青年，怎么样能够就业，能够安排出路。妻团聚就不用解释了，好多长期分居的，因为目前安家还有很多困难，不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是要逐步安排实现。”
1957年，钱正英出差苏北，专程前往沭阳县，看望1952年调研新沂河工程时认识的有“王大锹”之称的特等劳模王兆山。
1959年，钱正英到河北省岳城水库检查工作，得知岳城水库业务骨干许四复的妻子在山西省气象局工作，因是业务骨干对方不愿放人，夫妻长期分居。钱正英主动与山西联系，将许四复调往山西。许四复非常感激，努力工作，先后任山西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副厅长兼总工程师、厅长兼党组书记。
二十世纪70年代，钱正英到黄龙滩工地检查工作。因地处偏僻、条件简陋，指挥部从安全和方便考虑，安排了几位女同志陪钱正英。而钱正英非常体谅大家，到了晚上，就对她们说，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回去吧，我不需要陪，有什么事我自己动手就行了。
上世纪 70 年代，刚“解放”不久的钱正英下工地检查工作， 与基层职工和部队指战员合影。
上世纪8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一位基层水文站职工退休，因老家没人不想回去，但不符合“哪来哪去”的政策，就给钱正英写了一封信。钱正英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长江水利委员会研究一下，对岗位分散、工作辛苦的水文职工，退休政策怎么照顾，叶落归根怎么个归法。
建国初曾任治淮委员会财务部副部长的龚意农于 1989年去世，钱正英 1991年12月去合肥时，专程到他家里探望，嘘寒问暖。
上世纪90年代，钱正英到淮河水利委员会视察工作，与处室干部合影时，已经坐下来的她见到人群中有几位女同志，马上站起来说：“跟女同胞们握握手”。每个人都握过手后才重新坐下来照相。
1997年，钱正英到武汉，听说一位跟她一起建设葛洲坝工程的技术组组长去世了，不顾自己已是74岁的老人，执意爬上 7 楼去看望他的夫人，在他家里坐了很长时间。
2000年，钱正英到黄河水利委员会调研。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时，她环顾与会人员后问：“潘贤娣怎么没来？”潘贤娣闻讯于下午赶去参会，钱正英与她单独谈了很久，还合了影。
钱正英出差杭州，亲自登门看望水利厅老厅长钟士杰；老专家崔宗培去世，腿骨折的钱正英拄着拐杖参加告别仪式；视察湖北， 专程前往位于团风县的水利厅长漆少川墓前悼念；水资源战略研究团队的张光斗、潘家铮、刘东生、徐乾清、陈志恺、雷志栋、贾大林、王大用等院士、专家去世，钱正英都亲往八宝山，为新老战友送行。
同类事例举不胜举。
钱正英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秘书，既在政治上、作风上严格要求，也从学习上、生活上关怀备至。1988年7月，她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非洲，其中一个国家正发生疫情，出访人员都要打预防针，于是她宁可自己多累点，把秘书留在了国内。她对秘书，不论专业背景和学历高低，都要求和督促他们钻业务、学外语，布置他们做“作业”，并亲自批改，对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当都很较真。几任秘书都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的学历。
在钱正英的文集《我和我的师友们》中，出现在她笔下的， 有直接领导她治水的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曾山，有水利部或水电部历届领导班子成员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周骏鸣、冯仲云、何基沣、郝执斋、李伯宁、李化一、史向生、刘书田、娄溥礼、王干国，有水利界前辈李仪祉、汪胡桢、张光斗、严恺、张昌龄， 有多年的老战友吴觉、龚意农、周保淇，有归国科学家冯寅、龙毓骞、钱宁，有两院院士沈鸿、潘家铮、沈国舫、石玉麟、窦国仁、徐乾清，有著名治水专家陈家琦、姚榜义，有“水利省长”张体学、谢辉，有“水利将军”朱国华，有“水利县委书记”杨贵、郑永和， 有建国后长期担任长江、黄河“一把手”的林一山、王化云，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家柱，有水利厅长江国栋、熊梯云、史杰、刘开基，有工程局长俞崇尚，有治淮功臣彭晓林、王祖烈，有项目经理李振海，有水文站长王胜富、高兴阳，有勘探队长伍本波、陈明聚， 有地质组长伍意宗，有木工班长杨希贤，有测量工王臣德、金树培， 等等。
出现在钱正英笔下的这些人物，不仅有数十年如一日投身水利建设甚至献出生命的壮举，还有他们的日常工作、精神风貌、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足显她的水利情结和她对他们的熟悉与了解。如写到林一山，“一山同志因患眼癌，割除了一只眼， 仅剩下的另一只眼，原来视力就很低。可以想见，这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但是当我走进他的病房，却意外地看到，林一山同志坐在椅子上，正在神采飞扬地演讲，大夫则蹲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倾听， 而林一山演讲的主题，并非水利或其他，却是他对眼癌的调查研究心得。这就是林一山同志的风貌！”写到王化云，“这位黄河主任，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所有的水生动物，大家说，这是真正的龙王转世，不吃他的虾兵蟹将啊！”写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我在1956年第一次去林县时，红旗渠尚未修建，人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缺水的悲惨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人们告诉我们，一个村里新来的媳妇，因为不小心碰翻了她的老公公从十里路外挑回的一担水，竟致羞愧到上吊自尽……，我们几个水利工作者都低下了头，我们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在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中，能亲笔写下从领导、同事、专家学者到最基层的站长、队长和普通工人这么多生动、鲜活的人物，还是不多见的。
而钱正英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她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与目标，在长期的治水经历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满怀深情地写道：那些为中国水利奋斗几十年的人们，那些治水大军的带头人，一个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萦回在我的心中。……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承担各种不同的任务，但他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他们都是大禹的传人，他们是江河之魂。……滚滚江河将永远流传着你们的英雄业绩，巍巍大坝就是你们的不朽丰碑！
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
上世纪90代后，钱正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为兄弟民族脱贫致富做些事情”。
为了使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变，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这些年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西部，从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位于自治区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带，是西吉、海原、固原等 8个县、市的统称。这里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年降水量只有200 ～ 40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 2000毫米以上！在这个被称为“中国贫困之冠”、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却有200万回汉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其中有 140万人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束缚。
1994 年 9 月，钱正英率水利专家组赴宁夏考察期间，与回族群众亲切相拥和交谈。
1994年9月，钱正英率水利专家组赴宁夏考察。夏末秋初， 应是植物茂盛、果实成熟的季节，但考察组眼前的景象依然是赤地千里，满目焦黄，不见星绿！焦渴的黄土地在烈日的炙烤下张裂着大口，仿佛诉说着干旱的凄苦；风沙卷着黄土迎面扑来，刮得人睁不开眼。钱正英和专家们的心情无比沉重。
已过古稀之年的钱正英不辞劳苦，亲率专家组对该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和多方论证。经过专家组反复酝酿并与自治区党委、政府磋商，最终形成了一个重大共识：尽快建设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工程总投资30亿元，主要目标是解决100万人口的移民，开发200万亩的水浇地。
钱正英回京后立即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作了汇报，并与其他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建议建设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提案。与此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把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工程项目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全国政协的提案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分别作了批示。
1995年12月13日，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被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并列入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工程。这是党和国家为保障宁夏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切实改善宁南山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奔小康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宁夏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扶贫项目和国内最大的以扶贫为宗旨的移民项目。
1996年5月11日，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典礼在宁夏中宁县红寺堡一泵站站址隆重举行。一期工程包括：红寺堡扬水灌区、固海扩灌灌区等以解决水资源问题为主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开发工程，以及供电工程、通讯工程和移民工程，共五大部分组成。
历时10年建设，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顺利竣工并通过验收。一期工程共建成变电站37座及输电线路696公里、泵站39座及干支渠 592公里，红寺堡和固海两片灌区全线通水，开发土地68.7万亩，安置移民30万人；建成乡 ( 镇 )9个、行政村46个、中小学校 71所、卫生院所62个，村村通路、通电、通自来水， 移民“上学难”、“看病难”、“吃水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电话、有线电视逐渐普及，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生产、生活空间。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增强，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实现了“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 的工程目标和从“求生存、吃饱饭”到“求致富、快发展”的转变。在自治区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开发区，2005年粮油播种面积30万亩，粮油总产9.56万吨。国内生产总值5.32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01亿元，人均拥有粮食713公斤，人均纯收入1880元，分别比迁出地增长5倍和3倍；2007年人均纯收入又进一步增长到2290元。
同时，通过自愿搬迁、异地安置，不仅使广大移民能较快地脱贫致富，也减轻了宁夏南部山区的人口压力，宽松了当地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对荒漠化土地进行保护和治理，将原来的荒漠之洲、不毛之地逐渐变成绿洲。10年间，共建设高标准农田防护林10.52万亩，荒山荒坡种植柠条57万亩，种草14.1万亩，围栏封育49.1万亩， 有效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区域内环境气候得到改善。气象资料表明，红寺堡灌区内的风速由4.07米/秒降低到3.95米/秒，相对湿度由50.8%提高到 54.3%，就地起沙的大风天数由31天/ 年减少为 20天/年，年蒸发量由 2050毫米下降到2015毫米。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手抓引黄调水，一手抓移民迁人，让能养人的水土养人， 让不能养人的水土去“养”林“养”草，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也是一个思路的创新。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对促进宁夏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我国西部干旱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国范围内的扶贫开发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被当地各级政府和老百姓赞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宁夏扶贫扬黄灌区全体移民送给钱正英的巨匾
因受惠于工程而脱贫致富的各族群众没有忘记钱正英。2007因受惠于工程而脱贫致富的各族群众没有忘记钱正英。2007巨匾正中一行大字写的是“人民的水利专家”，落款为“宁夏扶贫扬黄灌区全体移民”。
1998年6月，钱正英到浙江检查海塘建设。一路上，映入眼帘的都是苗绿禾壮，但钱正英深入田间地头，却发现还有不少荒地。与农民交谈后得知，虽然有了责任田，却仍没有种植自主权， 光种粮食难致富，无积极性，公路边田里种的都是应付上面检查的。她对陪同的副省长章猛进说：“你是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要把农民放在心上，为农民说话，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引导和鼓励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几个月后，朱镕基总理到浙江检查工作，汇报会上， 本没有被安排发言的章猛进举手要求发言，向总理汇报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建议。会议休会 10 分钟重新召开后，朱镕基宣布，浙江省可进行粮食价格市场化试点，责任田种什么由承包人自己决定。从此，浙江省的粮食产量和农民的收入跨上了一个一个新台阶。
1996 年，钱正英在广西考察，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家中访贫问苦。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她曾率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对广西桂中干旱问题及治贫脱贫工作、对青海“引大济湟”扶贫灌溉工程进行深入调研，不仅给地方政府提出了加强水利建设、加快农副业发展等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具体措施，而且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建设桂中“两高一优”农业基地和支持青海省建设黑泉水库扶贫灌溉工程的建议，以及抚顺棚户区、喀什老城危房改造等等。而通过一件一件这样的事，使跟随钱正英进行考察调研的专家们都深感敬佩。石玉麟说：“通过一系列的事，我看到了钱正英院士是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办实事的老干部，是真正的人民的勤务员，不同于那些热衷搞面子工程的官员。她是我们的楷模。” 邵益生说：“作为科学家，钱主席的心里又不光是几个科学问题、几个研究项目，她心中其实装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 所以总能够在科研中敏锐地抓住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通过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加以解决，使社会受益，使人民受益！……我感受到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
专家心中的钱正英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领导经验，加上通过勤奋学习努力充实自己，使钱正英的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受到了研究团队和水利系统中两院院士、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高度赞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讲述了钱正英的一些往事以及自己与钱正英的交往与感想后，称钱正英是一位博学、好学的战略科学家，并概括了钱正英的三大特点：实事求是； 勇于承担责任；对错误敢于斗争。而当邵益生说：“我对钱主席是由衷的敬仰和敬佩”后，钱易立即补充说：“还有敬爱！”
钱正英与沈国舫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麟说，当我年逾花甲之时，有幸跟随钱正英院士参加水资源项目系列研究，让我终生难忘。在这个队伍中我看到了正气，在钱正英院士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老共产党员的形象。钱正英院士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作中实事求是， 对下能虚心纳谏，对上敢提不同意见，是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真实反映。她非常看重“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在一篇写她的文章中，用她常说的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作为结尾，就为这句话，她专门与我握手致谢。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说，钱正英院士是水利专家，但她思考问题不是就水论水，而是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大局，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作综合考虑。她非常注重自身学习，注重向其他专家学习，注重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工程院与科学院的合作， 因此才能比其他院士站得高，她的总结总能比其他专家的意见高一个层次，对我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刘昌明院士研究团队成员于静洁研究员说，对钱正英院士，我们从心里服。她当了30多年部长，丝毫没有本位主义。她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每次讨论都主动征求我们年轻人的意见，鼓励我们为国家努力工作。
钱正英与刘昌明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说，我认为，钱正英院士有“五高”： 高度爱国，高贵品德，高深学识，高质量的工作，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她既是高层领导，又是学术带头人，日常生活中还像一位慈母。跟随钱院士开展战略研究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我是科学院的，但她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体现了她海纳百川的胸怀，我从心里尊重她，我个人认为钱院士应该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石玉麟院士团队成员张红旗研究员接着说，刘院士总结了钱院士的“五高”， 我再加“一高”，即高度重视民众疾苦。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春宏说，钱主席平易近人，不论什么年龄、级别的人都能与她对上话；实事求是，能吸收各种意见纠正自己看法；重视队伍建设，提携年轻人。三峡工程论证完成后，14个专家组撤销了13个，经钱主席提议保留了泥沙组以作长期研究。后来泥沙组组长张仁教授年事已高，钱主席又提议由我任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当时我才40多岁。为让我大胆工作，她自称是我的“后盾”， 还不时主动关心询问：“有困难吗？有要我给你撑腰的事情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说，钱主席对中国水利事业有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或者是近代可能还没有其他人可以超越她，特别是建国以后中国的治水事业的发展，包括水利队伍的成长，都跟她的贡献分不开。我体会最深的是她对国家、对工程高度负责的精神。钱主席有一句最著名的话：“最高的标准也是最低的要求”。这个就体现出她对工程、对国家的责任心，对事业、对祖国的热爱。钱主席等前辈给我们的精神养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这样的前辈你可能就到不了那个境界。
葛洲坝工程局原副总工程师陈笑霖说，钱部长作报告和讲话都非常有条理，也不需要别人给她写稿子念，能出口成章，一听就很明白。葛洲坝工程局基础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李范五说，钱部长既讲科学也讲实际，她把问题听清楚了以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步骤都能讲到点子上，没有一句外行话。
黄河水利委员会原副主任庄景林说，我们有不少水利科班出身的领导还常说外行话，钱部长就从不说外行话。黄河的问题比较复杂，她在位时和退下来后多次来黄委，不懂的、不了解的她会问， 搞清楚了再说，所以她能既不说外行话但也不保守，经常能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举措。黄委科技委委员、黄科院教授级高工赵业安说， 钱主席是一位由旧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师级的水利专家，她的革命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她对问题看得准、想得深，善于组织和归纳，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贡献极大，周总理很器重她。黄委会副主任薛松贵说，钱主席不仅是优秀的领导干部和杰出的专家学者，还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有一次她与我在一件事情上产生了误会，分别时没和我握手，误会消除后她居然能多次当着别人的面向我道歉。
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说，钱正英同志最大的特点一是要求严格，工作细致。她当副部长时，司局长中也有不少老干部，多数年龄还比她大、资格比她老，但都尊重甚至有点怕她，向她汇报工作战战兢兢，因为她懂行，会问，问了你不能卡壳。二是大胆使用、爱护年轻干部，给你压担子，帮你解决困难。1955年我从东北调到水利部才一年，她又让我再去东北协助王震开荒，10天内出发， 一去25年，这期间多次听我汇报，给我调人、调设备；1988年我接任水利部部长，东北、南方同时发大水，我疲于奔命，她亲自坐镇防汛办，解我后顾之忧。三是站得高，看得远。在任时抓《水法》和《水土保持法》制订，卸任后开展六项全国及地区水资源研究。四是生活俭朴，作风正派。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说，钱副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领导，她是一个纯粹的人，有一颗纯洁的心，时时、处处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国家利益，做人、做官、做事、做学问以及治家都很成功。做人，她是中华儿女的楷模；做官，她是党政领导的楷模；做事和做学问，她是科技人员的楷模；治家， 子女中无人从事水利水电行业，无人搞房地产，无人定居国外，而且都很孝顺。因此，她的人生是圆满的，90多岁高龄思考国家大事、享受天伦之乐，与她心中无愧、思想无负担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说，钱正英院士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官员，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上，忧国忧民，不看人脸色，是她的精神与追求。贯穿钱正英院士一生的主线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对科学、对真理的不懈的追求精神。没有这个责任感和这种精神，能 88岁高龄还主持全国性调研项目到处跑吗？
不论是座谈会还是个别访谈，看得出来，院士、专家以及所有人的发言和赞誉都是发自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