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的今天，20岁出头的翟明国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度过了五年艰苦岁月。当时的新疆伊吾军马场上，天山北边高寒地区，冬天气温可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夏天也需要穿棉裤，住着用土块垒的屋子，难以保障的食物、交通的不便捷......

    在此之前，翟明国长期和父母在北京生活，中学时代就读于人大附中，得过金、银质奖章，高三毕业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校期间的优秀表现，获得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保送名额。然而，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命运轨迹从此改变。没能去北京大学报到，1968年他以知青的身份去到了新疆伊吾军马场。

    “牧马工作本身辛苦，也不乏危险，高寒地区粮食和蔬菜也得不到充分供应，遇到断粮时，甚至只能吃几口马料充饥，总之‘当时是各方面都艰苦’。”但翟明国称那段生活刻骨铭心，“我把军马场的经历，一直看作高尔基所描述的‘我的大学’。”

    本以为要一辈子呆在军马场，上大学的机会再一次给翟明国的命运带来转折。1973年，翟明国所在的军马场被分配到了几个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翟明国获得了推荐资格，并最终以哈密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北大学地质系岩石矿物专业录取。

    “能上大学对我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翟明国牢牢抓住这次学习的机会。本科毕业后他先留校任教了几年，等到研究生制度恢复，他又考到中科院去读研，然后再读博深造，此后便一直在地质学领域研究深耕。

    50多年后的今天，历经磨砺的翟明国已经是知名的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翟明国持续在地质学相关领域深耕，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一等奖两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地球科学）奖。

翟明国院士。受访者供图

    军马场艰苦牧马五年 工农兵招生重获大学资格

    新京报：你是1973年9月进入西北大学地质系学习。那时候中国的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你是怎么样获得上大学资格的？

    翟明国：我出生在河南，两岁和父母到了北京，是在北京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北京人大附中读高三。68年我以知青的身份去到了新疆伊吾军马场，做牧马工作。我在军马场工作了五年多，当时那里实行的是不搞“四大”的半军事化管理。

    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前，中断多年的大学从1972年开始从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招收学员，叫工农兵大学生。招收方式是先由单位推荐，再有文化课考试。当时有招生资格的大学不多，总的招生名额也不多。

    伊吾军马场那时候北京去的知青有一百多人，乌鲁木齐的知青也有近七百人，1973年新疆给伊吾军马场分配了几个招生名额。知青们听说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都很兴奋，虽然名额这么少，大家也都踊跃报名。各连队各部门“单位推荐”了几十个人，去参加哈密地区统一组织的“高考”。我幸运的被“推荐”参加考试，并且也幸运地被录取了。

    新京报：当时的考试是什么样的情况？

    翟明国：当时考了好几门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都有，多数都是中学里学的知识，和现在比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好几年都没看书了，也没有什么复习教材，可能有人弄了一点有关知识的卷子之类的，大家传着着看一看就去考试了。准备的时间很短，记得七月份考试，大家也就在五、六月份才知道这个事。

    当时那边的北京学生也挺多，但我是老三届中年级最高的，已经读完高三的全部课程，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时我们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是在高考的复习阶段。考试题对我来说不是很难，虽然没怎么复习，记得没有碰到觉得不会答的题，是不是都对了也不知道，没有公布分数。后来到了大学后，西北大学去哈密招生的贾老师告诉我，说我考的最好，哈密地区第一名。

    新京报：上大学之前那一段生活是什么样的？

    翟明国：伊吾军马场的条件很艰苦。它的最低海拔都是1500米以上，是高寒地区。我们放马的地方在东天山北边的巴里坤草原的东端，冬天冷的时候能到零下三、四十度，六-八月份下雪也很常见。我由于是在牧业班，流动性大，夏天放马多在山上，整个夏天我都没有脱过棉裤。这些棉裤还是部队抗美援朝时候的旧军装，“价拨”（折算钱）给我们。住的条件也很差，是我们自己打土砖土块垒的屋子，有的地方夏天就是住帐篷。常年没有条件洗澡。身上都是虱子。

    军马场交通不便，蔬菜得不到充分供应。基本的蔬菜只有土豆、洋白菜和洋葱头。工作很艰苦，养军马是为了国防安全，需要有科学育种、科学养护、科学训练，达到部队的实战要求。环环都很重要，特别是艰苦的环境对马的耐苦性的养成是必须的条件，例如在风雪里的适应力和用蹄子刨雪吃草的本领等。这种环境给牧马人带来的艰苦是一般人不能体会的。放马和训马也都有危险。俗话是 “上马三分死”。

1970年，翟明国在军马场。受访者供图

    我父亲是较早参加革命的干部，我就是生长在文革中所说的“革干”家庭。小时不觉得生活有多好，但是没有受过艰苦的磨练，比很多人的生活条件还是优越的。所以后来对于军马场生活的艰苦体验，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我才体会到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是需要许多平凡的人奋斗和牺牲才能换来的。

    我在后来给中小学校做报告时讲过，说那段经历是人生的课堂，缺了这样的课堂是遗憾的。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有一部是“我的大学”。他说他在喀山的求学路上，要饭、当学徒，看到了社会的底层，那才是他的大学。我把军马场的经历，一直看作高尔基所描述的“我的大学”。

    不单纯依赖“兴趣”选专业 主动去攻克难题自然有成就感

    新京报：你当初是如何选择大学的？专业又是怎么考虑的？

    翟明国：当时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招收学员的大学不太多，专业应该考虑最急需而设立的。每个专业能招多少人和分配到各地区的招收名额都是统一安排的。

    当年我报考大学时，在新疆伊吾军马场招生的，除新疆的新大、医学院和八一农学院有几个名额外，在“关（嘉峪关）内”的学校只有西北大学岩石矿物专业1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采矿专业2人，北京工业学院1人，还有个别学校我记不清了。在报考专业时我担心父亲在文革中还没“解放”，北京工业学院的专业与军工有关，我就没敢报，害怕政治审查不合格，所以就选了西北大学的岩石矿物。因为西安离家更近，具体专业和将来的就业，在当时基本没有想过。

    要问我是如何选择了地质专业。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选择了专业，而是专业选择了我。当时的学校、专业和名额本来就是“带着帽子下来的”，而采矿、建筑、医学、地质等到底哪个专业好，我本身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当时我已经在军马场5年，忽然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满脑子都是追求知识的渴望，没有多想专业之间的差别。

    另外，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讲究奉献，脑子里确实也没有个人的专业和前途这方面的过多想法。一个社会离开各行各业就无法运转。当时我们在新疆，虽然条件艰苦，但是知青中没有人说不想干活、不想劳动，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那里的一分子。

    我在高考复习阶段学校告诉我我已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后来文化革命开始就一切高校停止招生了。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当初你学了国际政治，是不是会比你学地质学前途更好，我说我不知道，这种“假如”的问题也没有意义。所有的专业知识对个人而言都是财富，你在你的领域都可以找到应该去的方向，社会是需要各行各业来组成和支撑的。

    新京报：当时怎么从新疆去的学校？刚进入大学时候是什么感受？

    翟明国：当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还在伊吾军马场招了2个采矿专业的学生，他们也都是北京知青。我们三个一起坐火车去的西安。在哈密上火车时有许多军马场的干部和职工在火车站送行，车上车下大家都依依不舍又满怀希望和祝愿。问我刚入大学是什么感受？能上大学对我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一切生活和环境都变了，从辽阔的草原和高峻的山峰，到了千年帝都，有了优雅的校园和教室，心里想的就是好好学习吧。

    新京报：本科毕业后看到您先留校任教了，什么时候开始培养起对于地质学的热爱呢？

    翟明国：很多人都问我“什么时候培养起对地质的热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个不存在的问题。你学了这个专业这门知识，你来利用你的所学来做事情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人类社会，每行都很重要。每个领域也都是有很多学问，都是很难的。我是这个专业的，那我就去做，付出之后的每一点成绩和成功，都是对你努力的回报。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从事科学要靠兴趣”。这话我觉得需要辩证看待。如何在从事科学的教育中去引导学生的兴趣，是对教育者讲的。而对于从事科学的而言，“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科学的动力来自对解决科学难题和生产技术难题的责任。解决难题本身是一种劳动或者是战斗，是艰苦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不存在感不感兴趣的问题，你感到某领域有难题，那你就去做，把这个问题解决一部分，往前走一步，你就会得到一种成就感，就是乐趣。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新京报：你1979年7月考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生，后面也又读了博士。离开任教学校继续深造，是怎么考虑的？

    翟明国：想要把事情干好，肯定要不断地学习。后面国家先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有了研究生学习的机会，那自然就继续去学习。

    新京报：一路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人或事？

    翟明国：我在人大附中的时候，当时学校还有另一个牌子，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人大预科），预科班学生中有个叫屈银华的登山英雄，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最后陡峭路段艰险遇阻，队友刘连满甘当人梯，把氧气让给队友，让队友踩着他的肩膀跨越第二台阶并最终成功登顶的故事。

    很多人对我都有影响。但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人的一生中，也可以是有用肩膀驮着别人上去的那个人，那个人和登顶的人同样伟大。搞科研也需要“人梯精神”，这也是团队精神。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团队一块来做。

    做科研要有“人梯精神” 科学团队必然代替“科学大师”

    新京报：你的科研生活是什么样的？研究地球和地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翟明国：地质科学的一个特点是科学实践，也就是实地的考察。我们要去野外攀登千山万水去考察千奇百怪的地质现象。另外一个是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通过技术平台进行研究，通过实验测试获得数据，这包括室外观测平台。还有一个就是学术交流，观察的东西和获得的数据需要通过交流和讨论才能助推更大的成果。现在是大科学时代，特点是多学科交叉，我强调科研的“人梯精神”，就是呼吁科学的无私合作，科学团队必然代替“科学大师”，要呼吁为国家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和团队精神。也希望媒体能更多宣传科学精神。

    研究地球科学的意义有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地球本身。只有先把地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及其未来的演化规律搞清楚，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去做其它事情。第二个层面，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离不开各种资源，研究好地球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另外，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地球环境，需要弄清楚其环境的演变是什么控制的，如果弄不清楚，那就根本没办法谈保护。

    新京报：你提到过，地球已经是一颗46亿岁的球体，地球的内部能量，按照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计算，再有四十多亿年就放射完了，能量就耗尽了，地球也就凉了，“死亡了”。那个时候各类地质活动也就停止了。假设那一天到来，那时候的人类何去何从？

    翟明国：万事万物都有生有死，地球也有生有死，这是基本规律，我们要先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存在。

    不过我们也不必杞人忧天。人类有文明的记录也还不超过一万年，这个时间长度跟后面地球几十亿年的时间比，还差得很远很远。科学是不断往前发展的，人类的认知也是不断往前发展的。

    新京报：如何看待人类移居火星这类设想？

    翟明国：到火星上生存这个想法是胡扯的。火星表面平均温度在零下60多摄氏度，没法生存。不同的行星它本身能量不同，有的行星的能量已经散失完了，有的星球还没散失完，地球还有几十亿年的能量散失的过程，按照目前的知识积累推测，火星相当于是地球十几亿年以后的形态，所以人类移居火星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新京报：去年你在抖音上做关于地球和地质相关知识的科普，有哪些感受？

    翟明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地球了解认知不够，我希望推动有关部门注意，特别是教育部门怎么能够把这些课程更多地开放给青少年，或者变成必修知识。

    新京报：你的科研成果非常丰厚，如何才能持续做出科研成果？有哪些必备条件？

    翟明国：要充分关注、研究和掌握科学发展动向与前沿。要提倡团队精神，以适应大科学的时代。而想要培养团队精神，还需要有好的考核制度。如果考核制度只鼓励个人奋斗，那么很难有团队精神。国家层面也必须要有前瞻性的预判和布局，要把基础研究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好。

    新京报：你还有什么话想对今天的年轻学子说？

    翟明国：学习是最大的精神财富。抓住机遇，努力学习，我觉得有这一点就可以了。

翟明国给青年学子的手写寄语。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翟明国，男，汉族，1947年生于河南济源。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翟明国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和浙江大学客座讲席教授，以及多所国内外知名大学兼职和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其它9个国家与部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翟明国主要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学、变质地质学和火成岩石学研究，他针对早期陆壳的形成与增长、早期大陆壳的结构与成分、前寒武纪与显生宙变质作用和大陆动力学机制的异同等前沿核心科学问题，并且研究大陆演化历史与矿产资源的富集机理，集中研究华北陆块以及相邻地区，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一等奖两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地球科学）奖。

    翟明国于197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