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在“第四届农科开放日”上，工作人员在给孩子们介绍花卉知识 殷刚 摄
在一科普活动上，几名孩子在用显微镜观察蚜虫 林超 摄
在一科普活动上，一名孩子在观察手上的甲虫 林超 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上升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
那么，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有着怎样的关系？科普如何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在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格致论道讲坛上，半月谈记者与3位院士共话科普的新使命。
对话嘉宾
陈润生（生物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景琇（太阳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明国（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漫子（半月谈记者）
科学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圈
张漫子：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带头做科普，成绩斐然。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重塑了欧洲的科学和哲学观；“电学之父”法拉第创立系列讲座“蜡烛的故事”，尽管只有6节，却成就了科学家科普讲座中难得的经典；《物理学的进化》《时间简史》等科普佳作，为科学的大众化传播带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近年来，科普形式愈发多元化，科普文章、科普活动、科普书籍、科普自媒体等不同方式和渠道，向大众发出了多视角、多形态的科学声音，同时社会对科普重要性的认知在加深。您觉得科学家做科普的优势是什么?
汪景琇：做好科普工作，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不应该是一个封闭圈子中专家们的私有财产，应当为公众所理解，并且为公众服务。科学工作者是创造新知识的人，他们最有条件把新的科学知识说清楚。另外，科学家也是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片沃土，科学就无法得到发展，杰出的科学家也很难得到成长。
张漫子：在从事科普工作的过程中，您有哪些体会?
翟明国：近年来，我们的科普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在科普供给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科普态度比较积极。比如，中国科学院很多研究所都通过“开放日”，向公众宣传科学技术。当然，也有一些让我感触很深的瞬间——我曾在主办方的邀请下去做科普讲座，当时台下听众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年龄很小的孩子，中青年听众很少。中青年人同样需要科普，未来科普应该唤起更多人。
我们的科普投入可能还远远不够。在国外很多景区，导游会把地质学知识讲得清晰明白。在中国，科普也可以渗透到旅游等环节。比如，可以在近陆浅海环境沉积形成的石灰岩旁边，立一个牌子，向公众介绍相关知识。
汪景琇：20世纪90年代，我的导师王绶琯教授倡议，并联合钱学森、周光召等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俱乐部曾让学有余力、有科学兴趣的同学到科研院所、实验室，介入科学实践活动，科学家和青少年“大手拉小手”，引导青少年走进科学殿堂，发掘科学苗子。现在，学生普遍学业负担较重，类似的实践越来越难了，俱乐部的活动也受到了冲击。
“这只鹦鹉唱的歌，和原来的一样吗？”
张漫子：一位科普专家曾谈到，在一次青少年科普活动上，主办方鼓励孩子从身边的日常发现科学问题，并用自己的思考和观察，尝试探究问题，并把探究过程呈现出来。这位科普专家发现，孩子们解答问题的方式，就是上网搜索，然后找老师印证，最后得出答案，并没有探究问题的过程。
汪景琇：这说明当前教育缺少了独立思考这个重要一环。现在的小孩，六七岁就会上网，具备搜索信息的能力。这当然很好，但我们还要鼓励他们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世界。
翟明国：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其科学的规律。就数学来讲，基本规律是先进行观察，观察后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然后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测试，从而得出推理，最后去验证。在科普实践中，我们要给孩子动手、观察、测试、分析的路径和机会。现在的孩子，缺少这种探索科学的机会。
陈润生：科研跟科普应当是一脉相承、相互促进的。我曾在课上讲哈佛大学的一个干细胞实验，科研人员教会多只鹦鹉唱歌，再把其中一只鹦鹉脑部关于唱歌的脑区破坏掉，这只鹦鹉就失去了唱歌的能力；然后科研人员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经诱导处理后，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这个实验阐明了干细胞的作用。我刚讲到这里，有个年轻人站起来问我“这只鹦鹉唱的歌，和原来的一样吗？”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它的深刻在于，如果鹦鹉唱的是新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如果鹦鹉唱的是原来的歌，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被损坏的神经连接，甚至能重建记忆。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见科普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期待青年人把名字写在未来的科学教科书上
汪景琇：做科普的人，要把公众带到科学的最前沿，让人们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而且，要告诉青少年什么是科学研究、怎样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并不神秘，它只是追寻着科学尚未解决的问题，去创造新的知识。
翟明国：科学普及的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一方面，科普工作要分享关于科学的基本知识，宣传科学发现和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科普工作还要分享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我们需要科学地观察，需要科学地试验、论证，还需要科学地研究、总结、提高、检验。
张漫子：做科普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警惕什么，还需要避免什么？
汪景琇：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醒自己，做研究的人往往是在自己的“峡谷”里，要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避免偏执。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们尽量不要把主观臆断讲出来，不把事情绝对化，不固执于某一看法，不局限于自己的知识。
做科普，既要讲我们国家的伟大科学成就，讲取得的进步，也要讲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天文而言，我常对青少年朋友讲，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比如“中国天眼”、郭守敬天文望远镜、载人空间站工程巡天空间望远镜。但我们同国际领先水平还相距甚远，比如，至今还没有5米量级的普适性光学望远镜，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讲成绩，是为了让青少年更自信;讲不足，是为了激发青少年的斗志。
未来，专业的科普队伍应当建立起来。他们不一定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但要对该领域的科学发展脉络有清晰的了解。科普著作要繁荣，不少好的科普作品，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如《人类简史》《宇宙简史》等。希望能动员更多人加入科普工作，也希望更多青少年关心科学发展。
历史上，科学中心曾多次迁移。成为科学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顶尖的科学巨匠，能够创立新学科、新学派，能够主导整个国际科学潮流。科普工作要激发青少年为中华复兴而读书、为人类文明而奉献的情怀。我相信，中国的新一代青年人，一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未来的科学教科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