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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发轫:不怕输在起跑线上

2014-08-18   中国工程院   阅读量:5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邱晨辉 时间:2014-08-11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颖的人,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悟性不够,是个“笨人”。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他当着恩师和在座同学的面,对另一位同学表达了钦佩之意,“我当年最服你,脑子好使!”

 

    那是多年前的一次作文课,语文老师检查作文,点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戚发轫,他老老实实地拿起作文本念着头晚满纸的心血,另一个就是这位老同学,尽管作文本上一个字没有,但这位同学竟“一点磕巴不打”地把作文“现编”了出来,当然最后还是被老师识破了。戚发轫说:“我可做不到这一点。”

 

    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戚发轫已被外界诸多的光环所围绕:曾参加中国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和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直至执掌设计神舟载人飞船的帅印,丰富的经历使他被称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发展史的缩影。

 

    但就是这样一位老院士,对当年作文课上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说:“我不想造成一个印象,即所谓成功者在小时候就是优秀生,那时的我不是优秀生,是不是以后就不行啦?也不是,只要你努力也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的。”

 

    小时候努力写作业,成绩总比不上那些常看小说又爱玩的人

 

    戚发轫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掺杂了多种“血统”:自小生长在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小学学制按照日本;解放后参照苏联。课本也变来变去,那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而所谓的高中就是“初中里头挑几个班,再找个好点的老师来讲课”。

 

    在这种“十分不正规”的教育环境下,戚发轫时常感到学习“吃力”。

 

    中学时,班上分为两拨儿人,一拨儿经常看小说又爱玩,还有一拨儿总是看书、努力完成作业,戚发轫属于后者。然而,每逢考试,戚发轫总是比不过前一拨儿人。

 

    他至今记得,班里有“三驾马车”:班长、团支书和总干事。班长是学习最好的,团支书是“进步人士”,总干事是服务的。戚发轫既当过团支书也做过总干事,唯独没有当过班长,原因就是“学习不是最好的”。

 

    戚发轫说,同样的人,有的人既学习了又玩得不错,有的人则“守规矩,不迟到,不早退,不偏科,不调皮,也不打架,一心扑在学习上”,结果却是“既没学好,也没玩好”。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以“笨人”自居,“学习不是很好,但是很努力。”戚发轫暗下决心,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戚发轫的高中只上了两年半。当时大连的学制是春季毕业,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是秋季招生。要么提前毕业,要么再念半年,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毕业。

 

    其结果是,一方面他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前上了大学,另一方面,他很快就尝到了“苦果”:跟不上。当课堂讲到抛物面时,戚发轫连抛物线还没学过,这一度让他感觉自己和人家“差一大截”。

 

    如今,大家都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在戚发轫看来,“有些人生来天赋就好,但是成功的人也各有各的样。我只能后天再努力,用句老话激励自己,笨鸟先飞。”

 

    直到现在,他还自嘲是80后,尽管没有年轻人的爱好,“不会唱歌,不会下棋,不爱好摄影,书画也不行”,但他会在周末出现在办公室里,整理稿件或是看看书“学点历史”,“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努力的。”他说。

 

    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不过,老实归老实,却不等于死学。

 

    在课堂上,“不爱出风头”的戚发轫像变了个人——发起言来如连珠炮又似机关枪,嗵嗵嗵地让你喘不过气,提起问题也一个比一个尖锐刁钻。

 

    地动仪的原理是什么?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后有何发现?华佗的药是什么成分?一系列的问题常常让老师也措手不及。就连体育课上,他也经常会问,“老师,做这样的动作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

 

    尽管只教了戚发轫两三年,但初中班主任、历史老师刘永礼对这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任何问题都刨根问底的钻研劲头儿”的小孩念念不忘。

 

    刘永礼总记得,戚发轫常常会为一个问题不断查找资料,学校的图书馆、书店、同学家一个都不放过。曾经,戚发轫为搞清楚一个历史小问题,从别人那里借到一套《中国通史》,如获至宝在家读了起来,而后,戚发轫还特意转借给了刘永礼。

 

    后来,初中校长田宜恭给他写下了如此评语:不善言谈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讷于言的人往往敏于行。

 

    1992年,59岁的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起初,这一消息让不少圈内人诧异。对一个几近花甲之年的老技术人员来说,第一步就要组建一个研制团队,由于工程大、专业面广,这些团队的成员并非一个行政单位编制,作为总设计师,既不能给人家发工资,也不能给人家发奖金,如何统一指挥对总设计师的“德行”要求甚高,就是靠人格的魅力来统领这个队伍。

 

    戚发轫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大学寝室,8张床,7个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多年后,其中一个人燃起创业梦,号召昔日兄弟加入进来,一呼百应。因为整整大学4年,宿舍热水都是他打,风雨无阻。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集体对另一个人的“排挤”,这个人每星期从家带6个苹果回来,按计划一天一个,4年来从未与人分享,在创业的道路上,“此人不可交”。

 

    而他,就是那种怀揣着创业梦的人,一个老头儿领着袁家军等一批年轻人,做了一件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事。

 

    如今人生已过半,戚发轫回想中学时代那些天赋与勤奋的“博弈”,感觉很难说哪种孩子的人生发展更好。

 

    虽然曾经学习成绩没那么突出,但较早进入单位坚守岗位,也机缘巧合地“占”了位置,让他有了更多进步的机会。赶上国家建设新契机,与所里的老同志共同聆听钱学森讲《导弹概论》,作为年轻人常常被老同志提携、锻炼,有幸进入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发中国第一颗卫星,这些都让这位现已80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人生犹如一次长跑,成功的原因很多,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所有头衔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关于国家的“位置”,倒是戚发轫常常思考的问题。在近日中国科协夏季科学展上,他还不忘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的“位置”——“天上有1000多颗卫星在工作,中国有100多颗,占十分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年轻且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团队。根据戚发轫的统计,美国在1969年登月时,其研究团队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42岁,而俄罗斯60岁以上的航天研究人员占到40%,反观中国,我们平均年龄35岁,非常有潜力。

 

    但戚发轫担心:等这一拨儿年轻人成长起来后,会不会出现断层,换言之,将来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了?

 

    60多年过去,戚发轫仍记得刚上大学时迎接新生的横幅上写的话:“欢迎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工程师,“感到光荣”是发自内心的话。至今,在所有头衔里,戚发轫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没有发现的东西,进行“原始创新”,而工程师的工作是将科学家的发现与技术家的发明集合成一个工程,进行“集成创新”。戚发轫说,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没有工程师就像“没有临床医生”,搞了那么多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面对病人却束手无策。

 

    然而,如今谈起工程师,多少感觉有点“低人一等”,比如,高级工程师只有加上教授级或研究员级才能算正高职称,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经济、法律、金融,学习理工科的人越来越“稀缺”。

 

    时代已变,在戚发轫成长的年代,“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儿孙这代人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志愿。

 

    但孩子们选择的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吗?戚发轫以为不尽然,就像很多人不了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一样,不少年轻人对于选择也是在随波逐流。

 

    他感慨“现在小学生太累”,围着考试、升学率团团转,却单单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你如果问他喜欢什么,他说不出来就直接问他妈”。应试教育下疲于奔命的结果,只是终于盼到大学的“解放”,然后进入另一轮“被选择”。

 

    戚发轫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载人登月,他也相信,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像他一样,能够实现航天梦想。

戚发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航天系统工程及航天器设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