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弥漫着消毒水味的朴素年代，到世界领先的儿童肝移植中心手术灯划破暗夜的精准时刻，夏强的医学版图在三十多年间不断扩展。
年少时目睹母亲赴沪求医的艰辛，让他早早读懂了病患的痛点。青年时通读“世界肝移植之父”斯塔泽尔的自传《组装人》，又在他心中点燃了攻克移植难题的火种——书中记录的医生本人从动物实验开始，执着、严谨地一步步探索肝移植技术，让当时30余岁的夏强震撼良久。
如今，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他用一把手术刀改写了无数重症患儿的命运。曾经多数“活不过2岁”的胆道闭锁患儿由此重获新生，同时，他也以公益之心为贫困家庭撑起希望。
4月29日，从安庆走出去的夏强院士在接受家乡媒体专访时，深情回顾了自己从开拓儿童肝移植技术到建立全球诊疗标杆的奋斗历程，并结合自己的创新实践，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思路与务实建议。
初心启蒙：
从家属大院到移植先锋
夏强与医学的缘分，早在安庆成长的朴素岁月里便已萌芽。
1966年9月出生于安庆的夏强，从小在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长大。父母行医救人的言传身教，在他心中早早种下了医者仁心的种子。母亲早年因甲状腺问题远赴上海求医的经历，更让他深刻体会到外出看病就医的艰辛与不易。对病患痛点的切身体察，成为他日后从医路上攻坚克难的最初动力。
198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87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从住院医师一步步成长为主治医师。十年磨一剑，他打下了扎实的外科临床根基。回忆那段岁月，他感慨：“在安医大和安医大一附院的10年，是我医学之路启航，并建立临床基本功的时期。家乡医院教会我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对患者的责任心。”
1993年，夏强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攻读研究生，199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历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怎么会选择肝移植这个主攻方向？
故事要从一本改变他命运的书说起。在上医大学习期间，学校举办学术会议，邀请“世界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塔泽尔（Thomas Starzl）来华交流。夏强通读了这位传奇医者的自传《The Puzzle People》（中译《组装人》），对移植医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组装人》详细讲述了斯塔泽尔如何从一名普通外科医生起步，历经重重挫折，最终突破技术瓶颈、开创现代器官移植事业的过程。”夏强回忆：“作为一名30岁左右的年轻医学生，这本书带来的震撼是强烈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用这样的技术去挽救生命，那该多好。”
1999年，命运给了他一次关键的“转向”。他公派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医学院访学，原本计划学习腹腔镜微创技术。然而，一天在手术室门前看见排班表上的“肝移植”字样，让他停下了脚步。
“我所在的是奥地利的一家州立医院，他们一年大概有十几例肝移植手术，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这个手术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难，非常有挑战。”夏强告诉记者，肝移植手术整个过程展现出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挽救生命的力量，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直观冲击。那次现场观摩为他回国后从微创外科转向肝移植领域奠定了基础。
创新突破：
从“零”开始到“世界一流”
2000年，回国后的夏强加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攻关小组。技术空白、经验匮乏，一切从零起步。他和团队从动物实验起步，2001年参与完成医院首例肝移植手术，到2004年团队累计完成超百例肝移植手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诊疗管理体系，成为上海开展例数最多的医院。
2004年9月，38岁的夏强以人才引进身份加盟仁济医院，任务是组建肝移植中心。他带着平均年龄仅36岁的年轻团队，从3间病房、13张病床开始了攻坚。
那段日子，他几乎住在了医院。守在ICU病房里，守着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手术和患者身上。“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件事情。”夏强说，“当时我们的团队都很年轻，精力、体力都比较旺盛，也有朝气和创造力，几乎是全力投入在肝移植临床工作中。”
到2005年9月，肝移植中心落地满一年，他们完成了120例肝移植手术，创造了当时新组建团队全国单中心年度最高纪录，仁济肝移植迅速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并且至今保持着领先地位。
然而，夏强并未就此满足。在成人肝移植技术日趋成熟后，他将目光投向更具挑战的儿童肝移植领域——当时国内儿童肝移植几乎一片空白，很多终末期肝病患儿因得不到救治，只能等待死神降临。
“两个成人之间捐肝需要切除一半以上的肝脏，供者风险较大；而婴幼儿所需肝体积极小，只需从成人供者身上切一小部分的肝组织，安全性高得多。”夏强解释，但技术难点在于，要将微小血管精准吻合至婴儿体内，且必须在血流不阻断的条件下完成供肝切取——这种操作对术者的技术精度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
“无论是保留下来的肝脏，还是切下来的肝脏，都是要用的，它不能经历缺血的创伤，所以我们必须在血流循环存在的情况下去做肝脏实质的分离，手术要求非常高。”夏强告诉记者。在持续的实践中，团队总结出一套“精准切肝”方法，不阻断入肝血流，显著减少了供肝的缺血损伤。这一技术不仅解决了活体肝移植的难题，还可以应用到普通肝脏手术领域，显著降低了手术创伤，加速了患者康复。
他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反复磨合每一个分离和吻合动作。经历长达大半年的动物实验与各项技术准备后，2006年10月，在高雄长庚纪念医院陈肇隆院士团队的现场指导下，仁济医院完成了首例“活体肝移植”手术。
如今，仁济医院每年完成超400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单中心年手术量已连续15年位居世界首位，术后5年生存率达94%，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无数重症患儿重获新生的希望。
医者仁心：
公益行动守护生命奇迹
技术突破能挽救生命，但现实总是比想象更残酷。
早期统计显示，来仁济医院就诊的前200例患儿中，有一半因无力承担手术费用而放弃治疗。
“看着家长抱孩子哭着离开，无力感比手术失败更难熬。”夏强说。最初，医护团队只能靠自发捐款、联系媒体呼吁帮困难家庭“救急”。这种方式虽能解一时之困，却无法持续。
2013年，转机出现。夏强团队联合中芯国际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发起“芯肝宝贝计划”肝移植慈善项目，资助贫困患儿开展肝移植手术。企业、高管及员工持续捐资，累计投入约八千万元，帮助一千多名贫困患儿完成手术。此后，永达汽车、中微电子、睿远基金等数十家社会机构和个人相继加入，形成了一个稳定、多元的公益生态。
“现在我们的救助机制已形成‘企业捐赠+基金会托管+医院执行’的闭环，让先进医疗技术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工具。”夏强说。至今仁济医院已成功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4000多台，守护了4000多个家庭。仁济医院一楼大厅的捐赠墙上，铭刻着每一份来自社会的善意——那是技术之外，另一道温暖的光。
作为安庆走出的医学专家，夏强始终牵挂家乡医疗事业。他经常返乡开展义诊，让安庆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上海专家号”；他积极接收安庆医护人员赴沪进修，去年开始接收安徽医科大学本科实习生到仁济实习。
“我们希望用上海的医疗资源培养更多安徽医学生。”他说，“他们未来回到家乡，就能让更多患者不用奔波去外地，也能享受一流的治疗技术。”
破题建议：
锚定区域中心，差异化发展
面对“创新之问”，夏强对安庆医疗事业发展给出了建议：锚定“皖西南地区医学中心”功能定位，核心任务是提升临床技术与医疗管理水平。
“安庆市立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可以努力成为皖西南地区的医学中心，承载服务本地区患者、诊治疑难杂症的功能。”他说，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能避免贪大求全。
在科研布局方面，可以立足临床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特定人群的临床队列——比如针对皖西南地区高发病、地方病等，开展务实高效的临床研究。“临床研究一定来自临床，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诊疗方案，既能提升本地医疗水平，也能与生物医药产业结合，形成‘临床—研究—企业’的产业链。”
他还建议加大力度选派医生和管理人员，到全国乃至全球顶尖医院进修，了解各医疗领域最新发展情况。“安庆很宜居，但也容易让人安于现状。”他说，“走出去，才能看到差距、找到方向。”
采访最后，夏强对家乡年轻人寄予厚望：“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好奇与坚持——对未知保持好奇，不怕失败，在一个目标上深耕下去，就一定能有所收获。”
他特别提到，安庆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年轻人既要传承“崇文重教”的传统，也要培养“敢闯敢试”的创新意识，“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报效家乡，报效祖国。”（见习记者 柳加加）
记者手记：
采访夏强院士的过程，是一次被医者精神深深打动的经历。
整场访谈，他语速平缓，字字珠玑。谈及技术突破，他将复杂的“精准切肝”拆解成精密的逻辑链条，条分缕析、干净利落；回忆起被救患儿，他的眼神又变得柔软——那份对生命的敬畏，穿透了冰冷的医学数据。
最打动人的，是他那份质朴而深沉的乡情。他说自己“从小闻着医院的消毒水长大”，深知家乡百姓的不易。这份源自少年时期的情感，化作了每一次义诊时的耐心问诊，每一次接收进修生时的悉心指导，以及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的赤诚之心。
他对家乡的建议，基于对安庆资源禀赋和现实条件的深刻认识。他提出的“皖西南医学中心”定位、“走出去”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都为安庆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医疗事业突破，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路线图”。
从医院家属大院的孩童，到全球领先的儿童肝移植中心的领航者，夏强院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植根于对现实问题与前沿技术的深刻把握，以及一以贯之的坚持与热爱，直至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