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简介
黄翠芬
1921年3月6日—2011年8月9日
广东台山人,分子遗传学与细菌学家。
1944年毕业于岭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细菌系,获理学硕士学位。1950年与先生周廷冲一起回国,并到山东医学院工作。19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
周廷冲
1917年3月6日—1996年10月20日
浙江富阳人,生化药理学家。
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4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进修,1947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酶化学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1950年与夫人黄翠芬一起回国,并到山东医学院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访谈 · 精选
1950年4月的一天,一艘由美国波士顿驶来的货轮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公海徘徊,甲板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焦急地眺望着远方。过了许久,一艘悬挂着中国国旗的汽船破浪驶来,看着船头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相拥而泣。为了这一刻,这对年轻人已经在甲板下煎熬了56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夫妻院士”的伉俪,黄翠芬与周廷冲。
1944年,黄翠芬来到了重庆原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机缘巧合之下,她结识了正在给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担任首席助手的周廷冲,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他们常常沿着歌乐山那幽静的小径漫步交谈,二人相见恨晚,爱情不期而至。
我父母的相知相爱就是在重庆中央实验院,因为年轻人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科学探索的理想经常一起活动,可能交往过程中慢慢产生感情。
——周军 周廷冲黄翠芬次子
为了掌握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在科研上迈进一步,周廷冲决定出国留学。此时,黄翠芬不仅全力支持周廷冲的决定,自己也开始准备出国的相关事宜。1948年,黄翠芬收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分别许久的恋人在异国重逢。同年,黄翠芬与周廷冲结为夫妻,婚后继续着他们的学业。
三月的波士顿,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周廷冲伫足在麻省总医院门口,默默注视着这所历史悠久的医院。他从未想过,在这里,他与导师李普曼之间激起了学术碰撞的火花,这不仅为东西方科学界建造了友谊的桥梁,也为世界生化研究的进步提供了契机。自此,这位32岁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为了进行与辅酶A有关的供体酶与受体酶的研究,从而进一步证实李普曼的猜测,周廷冲一头扎进实验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研究工作。然而,令周廷冲沮丧的是,三个月过去了,研究却毫无进展。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反复推敲,周廷冲终于发现了受体酶与供体酶之间的规律,沿着这个规律继续研究下去,他最终证实了李普曼的猜想。
此时的周廷冲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收获颇丰,黄翠芬也在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后来到波士顿突夫斯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可以想见,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深入探索,二人的未来必然一片光明。这时,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却让他们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声音震撼着中华大地,也强烈呼唤着海外赤子的心。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特别的兴奋,当时我妈妈她已经取得了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我爸爸在麻省总医院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他们当时就下了决心要积极准备回来。
——周芬 周廷冲黄翠芬长女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黄翠芬与周廷冲清醒地意识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此时正需人才力量,于是他们商量后毅然决定回国!
因为我们在国外都接触这些进步组织,我们在那边消息还是比较清楚,所以一听说要解放了就想回来。
——黄翠芬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然而,回国之路,谈何容易!
我们就想直接回国,直接回国美国就封锁,美国要离开一定要在护照上有移民局批准才能离开,那个时候它将所有知识分子都控制着,不让离开。
——黄翠芬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归国心切的黄翠芬与周廷冲只有一个选择——冒险偷渡。
就是客船没有了,只有货船,他让你自己要负担危险。因为身上没几个钱了,钱我们都买了书买了什么这种要用的东西,仪器啊……晓得国内没有,剩下千把块钱,两千多块钱,我们一千块钱买一张票。我们就临上船那时候心里很慌,就怕他移民局派人来查,一查那么就走不成了。
——黄翠芬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黄翠芬与周廷冲跟船主签订了一个“生死自负”的协定后,就踏上了归国的险途。归途中,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只能藏身于货船底部的船舱之中,舱内空间狭小,环境恶劣。一旦被发现,他们将被终身流放荒岛,甚至失去生命。
尽管路途如此凶险,黄翠芬夫妇还是自费带回了一些非常先进的书籍和器材。海上漂泊56天,夫妻俩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游子归乡的那一刻,久违的乡音、热情的面孔让两颗漂泊了许久的心终于有了归宿。
回国后,黄翠芬与周廷冲先在山东医学院编写教材,进行造血方面的研究。
1951年8月1日,在抗美援朝的炮火声中,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在时任院长宫乃泉的邀请下,周廷冲与黄翠芬二人先后加入了军事医学研究的行列。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就是因为抗美援朝,通过总结认为,我们的医学方面的工作要加强,所以我们被请到军事医学科学院。
——黄翠芬 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周廷冲是留美,回国以后在山东医学院,当药理系主任,周廷冲名望很大,在美国名望就很大,让他在山东医学院就屈才了,就想把他调到我们院来。
——荣康泰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1953年9月,血吸虫疫情在长江中下游等地泛滥成灾,人民群众饱受其苦,驻地官兵深受其扰。周廷冲受领的第一个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就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血吸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其尾蚴侵入人体后严重损害人体健康,一旦救治不及时,就会导致死亡。
北方的这些战士都是旱鸭子,不会游泳,就在江南水乡,太湖啊,这些传染病最厉害的地方学习游泳,整团整师的人都得这种传染病,非常紧急,所以那时候,周教授马上就投入血吸虫病防治的药物研究。
——孙曼霁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原研究员
在周廷冲等人的合力研究下,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病的喜讯。
正当周廷冲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难关的同时,任副研究员的黄翠芬,也正带领着团队向气性坏疽战伤疾病的防治研究发起冲锋。
这个气性坏疽主要是一种战伤,它是战场上土壤里都有这些细菌的分布,这些细菌产生了这些外毒素引起伤口肿胀发炎。
——陈添弥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黄翠芬与同事成功地制成α(阿尔法)类毒素,并于1960年积极联系相关机构共同协作,完成了α毒素的试生产,还与破伤风、脓毒及水肿类毒素联合,制成了战伤四联类毒素。此后,黄翠芬主持研制一系列产品和装备,于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78年3月18日,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科技工作者迎来了新的春天。与此同时,黄翠芬也正在迎接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进行基因工程的理论基础——分子遗传学研究,并且承担了上级赋予的组建分子遗传实验室的任务。
在黄翠芬的实验室中,时常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氛围,无论是黄翠芬多年的助手,还是刚步入科研门槛的学生,他们都敢于在黄教授面前发表自己的见解。
1979年,我军第一个基础医学研究所在周廷冲(等教授)的倡导下正式成立,并由他担任所长,亲自主持工作。
有了基础(医学研究)所以后的一二十年之内吧,整个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学术是非常非常活跃,因为它跟地方来往多,思路就开阔,而且研究水平也是不相上下的,都可以互相交流。
——王会信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1980年,63岁的周廷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次年5月,周廷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对周廷冲院士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自此,他迈着更加坚定的步伐,继续在科研的道路上探索。
1982年5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生化研究所关于“ADR亚型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无性繁殖”研究成功的消息。
我们就说他们是国家队的,那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八一队’,结果后来决定我们也做,但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做了核心抗原。
——陈添弥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在黄翠芬的支持下,“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的研究于1983年获得成功,其成果属于国内首创,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
1984年4月12日,总后勤部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黄翠芬同志学习的决定》。同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授予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在北京举行。
然而,此时周廷冲被查出罹患心肌梗塞症,身体每况愈下。
无情的病魔摧垮了周廷冲的身体,但他仍旧放不下对科研事业的追求。有时候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也会拄着拐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的科学研究成果及趋向,经常带着具有前瞻性的理念,到科研一线指导学生们的工作,帮助解决他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精心培养研究生的同时,周廷冲敏锐地发现多肽活性生长因子领域亟需开拓——他再一次站到了生物科学领域的前沿阵地。
1992年,由周廷冲编译的《多肽生长因子基础与临床》正式出版,对全国多肽生长因子药物的研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96年春,黄翠芬因在分子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卓越才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此,我军第一对“夫妻院士”诞生,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他们共同经历风雨,共同获得荣光。
然而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1996年10月20日,秋风萧瑟,阴雨绵绵,为祖国科研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周廷冲院士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溘然长逝。周廷冲院士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初心。10月29日,周廷冲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大厅里,摆满了人们寄托哀思的花圈、花篮和挽联,众多科研界人士出席葬礼,为周廷冲院士送行。
已近耄耋之年的黄翠芬,将丈夫去世的沉痛深埋在心底,依旧惦念着学生与研究所,惦念着尚在发展之中的科研事业,依然在科研一线拼搏奉献,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2011年8月9日的北京,云天低垂,暴雨如注。黄翠芬院士走完了她的筚路历程,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她留下最后的愿望是,把自己和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数十万元奖金拿出来,设立“周黄基金”,像春泥般滋养更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她真是无私的,对于科学的敬业、爱业,人品的高尚,我觉得一辈子都值得我学习。
——陈添弥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黄翠芬院士曾经在她的自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万物终要汇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为其中一颗微微闪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么的幸运,值得分外珍惜。”
国家脊梁,伉俪情深,黄翠芬与周廷冲一生为党为国,甘于奉献。56天的海上漂泊未能磨灭他们的归国之志,无数的科研难题在他们手中一一破解。岁月缱绻,葳蕤生香,人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回眸望去,看到的是“院士伉俪”一生的不懈追求和不朽的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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