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

让中国原创新药早日走向世界。”

作者：陈佳莉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有一处被誉为“张江药谷”的地方。

    这里汇集了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在内的一批药物研发中心，以及聚焦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结合的创新企业。

    环球人物记者在“药谷”见到丁健院士，他满头银丝但精神矍铄，眉尾处还长出了几根长长的银色眉毛，颇有仙风道骨的感觉，像极了武侠小说中的“药师”。

 ·丁健参加学术活动。

    扎根上海药物所32年，丁健带领团队研发的10多个抗肿瘤一类新药进入临床研究，其中谷美替尼在中国和日本获批上市，另外3个已提交上市申请或预申请。

    今年10月23日，2023年度上海科技奖揭晓，丁健获评科技功臣奖。面对如此不俗的“成绩单”，他却在记者面前多次表示“都是虚名”。“我们研制的新药对于治疗恶性肿瘤取得效果，延长了病人的生命，减少了痛苦，这才是最能让我高兴的事。”

抵住“诱惑”选择回国

    回溯丁健的成长经历，学医并不是他最初的志向所在。

    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时不多见的大学生，母亲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丁健对父亲教过他的两项技能印象深刻。从他小学三四年级起，父亲就给他做“英语启蒙”，虽然只是教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但语言优势成为丁健日后科研路上最大的助攻之一。父亲还教会他打桥牌，“生活轻松愉快，玩的花样很多”。

    丁健说，他在学习方面从没让父母操过心，“谈不上勤奋，但学习成绩很好”，尤其在数学方面有些天赋，经常在数学竞赛中拿奖。跟着家里人去买菜，人家刚一说出斤两，他立马能算出多少钱。

    由于成绩优异，丁健进入区内最好的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读书时，心里暗暗给自己种下了长大要当一名数学家的梦想的种子。

    然而，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不由自己把控。

    1969年4月，丁健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江西省崇仁县的一个山村，开始了插队生活。这一年，他才16岁，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贫穷的山村，适应过程“非常煎熬”。

    当地流行种植双季稻，在湿热难耐的8月，丁健要顶着烈日，在水里将第一季的稻子收上来，再将第二季的稻子种下去。体力透支，营养不良，且吃不了当地以辣为主的饭食，丁健一度患上肝炎。

    他坦言：“6年的插队生活对我来说刻骨铭心，完全改变了人生轨迹，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1975年，丁健因为在插队期间表现优秀，被推荐进入江西医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涯。

    医学与数学完全不同，要记忆的东西很多，从人体的基本结构，到器官和组织的分布，再到每块肌肉的起始点，这些并非丁健感兴趣的内容，但他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在学习中逐渐培养起对医学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丁健进入中国医科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6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在九州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1991年，丁健（后排左二）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

    到日本时，首先让丁健大为震撼的是生活条件。

    “当时中国还没有超市，日本的超市里则应有尽有，大家购物结束在超市门口可以随意抽取塑料袋用。”此外，日本整洁的街道、良好的社会治安情况以及服务业人员的文明程度，都是彼时的中国难以企及的。

    差距深深刺痛了丁健，“我就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这样一天”。

    为了能在学业上胜日本学生一筹，丁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早上第一个到实验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毕业时，很多一同出国留学的同学都选择留在日本或去往一些西方国家，丁健心里并非没有纠结过，“诱惑很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国。

原创新药在日本上市

    1992年，丁健进入上海药物所做博士后。当时国内药物研发领域几乎是空白，“只有仿制药，且质量没有保证”。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丁健看到了大有可为的前景，于是放弃美国学校对他的邀请，坚定地留下来，成为国内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的“拓荒人”，一做就是30年。

    从0到1，步履维艰。没有研究生，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实验场地和器材老旧……

    丁健向记者提到一个细节，当年他带着一名国外企业负责人参观上海药物所，实验室条件非常简陋。该负责人回国之后，原本说好的合作没了下文。

    丁健带着一支12人的团队，开始从无到有地“拓荒”：没有平台，就自己搭建；没有体系化的研究流程，就自己设计；缺乏经验，就边学边干；没有研究生，就自己培养……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逐渐搭建起与国际接轨的抗肿瘤药物研发平台，构建了中国抗肿瘤新药研究的标准化评价体系。

    在自创的研发平台和评价体系基础上，丁健带领团队开启了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漫漫征程。

    他介绍，一款抗肿瘤新药从无到有，再到上市，不算基础研究部分，大概需要8—12年。“这是一个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但社会必需，经济收益也很大的事业。只是在每个阶段，都可能由于一些安全性或疗效不够的问题不得不放弃。”

    20世纪90年代初，丁健团队研发的抗肿瘤新药沙尔威辛曾被寄予厚望。

    经过10余年的研究，沙尔威辛进入临床Ⅱ期试验，相关论文也发表了近20篇，先后转让给了两家企业，但最终因为在临床试验中未能取得预期疗效，项目以失败告终。

    丁健还曾与上海药物所药物化学科研人员合作筛选出一个很有潜力的化合物，在小鼠和狗身上的试验结果都不错，但在做与人类相似的灵长类动物试验时，代谢特征发生了明显改变。“我们当时已和企业签订了转让合同，也准备申报临床试验批件，但也只能忍痛割爱。”

·2008年7月，丁健（左二）在实验室与实验人员讨论工作。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最朴素的话恰恰是新药研发过程中最真实的写照。几万个乃至数十万个筛选出的化合物中，最终能成药的可能只有一个，失败是常态。”丁健说，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在失败中快速“复原”的能力来源于知青生活。“每次失败时，我总是问自己，再难能有插队时难吗？”

    丁健说，团队是幸运的，这些年经过努力做成了几款新药。

    今年6月，谷美替尼获批在日本上市，成为首款由我国科学家研发并由我国企业推动在日本上市的新药。谷美替尼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初治患者。该药于2023年在我国附条件上市，同年进入国家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