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档案
董家鸿，中国工程院院士、肝胆外科专家。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普通外科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
董家鸿是国际著名肝胆外科和肝脏移植专家，长期致力于现代肝胆外科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精准外科”新理念，创立了精准肝胆外科范式，确立了病灶清除、脏器保护、损伤控制三要素并重的系统化干预策略，构建了以可视化、可量化和可控化为特征的关键外科技术系列，破解了肝胆外科手术中定位、定量、定构和精控的难题，提升了肝脏肿瘤、胆道肿瘤、肝胆管结石症、肝内胆管扩张症、终末期肝胆病等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效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董家鸿的头衔很多。2024年2月，董家鸿当选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这个最新身份，再次彰显了他从医40多年的坚持。
“我的工作内容繁重，每周我都会优先确定临床和管理工作的时间，再安排其他事务，时间表精确到分钟。”董家鸿表示。至今，他仍保持每周两个门诊、两天手术和半天查房的工作节奏。
从医之路
走上从医道路，对董家鸿来说有些“戏剧性”。
1977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董家鸿就成了第一届考生。当时，华夏大地传颂着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哥德巴赫猜想让他萌生了当一名数学家的梦想；而原子弹、高能物理等“流行语”，又让他对物理学科无比向往。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的几乎都是理工类专业，一心想着今后要搞科研、当科学家。“如果不能成为科学家，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像我的父母一样，教书育人。”
很快，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了：命运与董家鸿开了一个玩笑——他被医学院校录取了。后来，董家鸿才知道1977年，过了录取分数线的高考生是各所大学招生老师的“宝贝”，所有的招生老师都在“抢”学生。当时，江苏省教育厅把过了分数线的学生档案放在一个大会议室的桌子上，各院校招生老师守在会议室外，门一开，招生老师蜂拥而至。董家鸿的档案被徐州医学院（现徐州医科大学）的招生老师“抢”到了。
“徐州医学院的招生老师做过体育教师，跑得快。因为他这么一‘抢’，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也成了我职业生涯里关键的一个人。”董家鸿风趣地说。
董家鸿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幅老人的画像，画像中是董家鸿的恩师，也是他从医生涯中的第二个贵人——“中国胆道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
1982年，从徐州医学院毕业后，董家鸿考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师从黄志强。黄老说的“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了的病”，从此成为董家鸿的行医信条。
“我对黄老有几个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一是他阅X光片子，可以盯着片子看一个小时，从片子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他做手术，那么气定神闲，不受外界干扰，许多复杂的手术就在他手中行云流水地完成。每当黄老做手术，里三层外三层全是围观的年轻医生。”董家鸿说，“黄老在追求精进医术的同时，特别善于从临床实践中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成为我在医学上不断创新的动力来源。”
1998年，38岁的董家鸿出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此时的他，已是国内肝胆外科领域年轻的学科带头人。
“那几年，外科医疗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过去，医学界有一句俗语叫‘大切口，大医生’，意思是医生越有本事，切除的肿瘤病灶就越大，手术的切口也越大。而随着腔镜外科技术发展，‘大医生’只需要几个钥匙孔大小的‘小切口’，借助摄像头和相应的手术器械，就能完成过去‘大切口’才能做的复杂手术。”董家鸿说。
进入21世纪，伴随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医学界对人体机能和复杂疾病的认知有了飞跃式突破。影像手段、外科技术、麻醉和重症监护技术等的进步,显著提升了外科实践的确定性、预见性和可控性。以往，肝、肾、心、肺终末期衰竭的患者只能靠内科治疗勉强维持生命，而器官移植技术，可能让这些患者获得新生。
“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肝胆外科迅猛发展，但新技术的滥用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行业乱象。那几年，我关注到行业内发生不少误用、滥用新技术的案例。”董家鸿举例说，有的医院给肝癌晚期患者做器官移植，手术“成功”了，但结果不仅治不好病，甚至还加快了疾病的恶化进程。因为器官移植以后要用大量免疫制剂，这会刺激肿瘤的扩散。
“作为医者，如何找到引领外科技术发展的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如何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泥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就带着团队去寻找答案。”董家鸿说。
精准外科
新疆姑娘小花（化名）是一名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她不幸得了肝包虫病。肝包虫病是牧区常见寄生虫病，在中国主要流行于畜牧业发达的新疆、青海、宁夏、甘肃等省区。
“确诊的时候，小花体内包虫的病灶已经很大，整个肝脏80%被包虫‘吃’掉了。”董家鸿说，按照传统办法，只能做肝移植。小花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同时因为病灶太大，手术中出血难以控制，受累的血管也很难修复和重建，手术风险无法估量。
不采取肝脏移植，怎么救这个姑娘？经过细致研判，董家鸿带领团队确定了治疗方案：把肝脏拿到体外，在低温灌注保存的条件下，从容地清除病灶，之后对血管进行切除修复和重建，然后把剩下的健康肝脏植回人体。
经过“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手术，小花恢复得很快。她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如常。如今，每当逢年过节，董家鸿都会收到小花发来的问候和祝福信息。
“让外科医生最感欣慰的是什么？不是炫耀手术水平或高技术手段，而是让患者最大化获益。怎样评判一个外科手术是否实现了最佳治疗效果？那就要看病灶清除、脏器保护和损伤控制三个要素是否精确平衡，安全、高效和微创的多目标是否实现了统筹兼顾。”董家鸿说。
2006年，董家鸿和团队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精准外科”理论。“简单来讲，精准外科相当于精确打击，以最小的损伤、最小的周围组织损失，获得最大化的病灶清除。”解释起“精准外科”的内涵，董家鸿侃侃而谈。他进一步解释，“精准肝胆外科”则是针对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通过准确的决策和精确运用最适宜的治疗方法，实现在病灶清除、肝脏保护和损伤控制这三个外科要素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外科干预的安全、高效和微创，使病人最大化的健康获益。
2009年，董家鸿团队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免除体外静脉转流的体外肝切除加自体肝移植手术。
2016年，董家鸿团队用14个小时，完成世界首例体外肝切除加自体余肝移植联合肝上腔静脉移植重建手术。同年，该团队完成的体外肝切除及自体余肝原位再植术进行了全球直播。体外肝切除是肝脏移植和肝切除两种技术的集成，这一做法颠覆了传统外科的理念，突破了肝胆外科的历史“禁区”。
董家鸿提出的精准外科理念与相关手术范式的提出、应用与推广，推动传统经验外科向现代精准外科转变，使大批过去不能接受手术、手术效果不好的患者获得有效治疗，显著提高了肝胆系统恶性肿瘤和胆管扩张症等复杂危害肝胆疾病的治愈率。
“对患者来说，不光治疗效果有了明显提升，治疗时间也极大地缩减。过去一个患者经历了胆囊切除小手术，术后要躺四五天。现在我们做一个极限的肝切除，甚至体外肝切除，患者当天就可以起床，七八天就可以出院。”董家鸿说。
2020年4月，董家鸿为肝移植患儿查房场景。
“在精准外科理念的推动下，未来技术与外科学的发展会相得益彰。一方面，生命科学和数字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人体的机能和疾病的本质；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进一步提高外科实践的确定性、预见性和可控性，让外科医生能够更精准地干预疾病。”董家鸿说。
一心赴救
几年前，正在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小江突然出现腹胀腹痛，经过医院诊断，竟是中末期肝硬化，只能进行肝脏移植。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为小江捐肝。没想到，父亲能捐出的肝脏却“不够用”。小江身高1米9，父亲身高1米75，如果从父亲身上切掉足够儿子的生存下去的肝脏，那父亲体内剩下的肝脏就无法满足自己的生存……情急之下，姐姐站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江哭着跟姐姐说‘我不想要你的肝’。姐姐刚生完孩子几个月，小江怎么也不舍得让姐姐挨上这一刀。经过艰难抉择，一家人最终做出决定：由父亲和姐姐‘拼肝’救弟弟。”董家鸿说。
“双供一受”的肝脏移植，是死亡风险极大的极高难度手术。经过14个小时的奋战，董家鸿和团队成功完成了双肝获取和植入的手术。
在这台高难度手术中，董家鸿院士团队通过三维定量手术规划系统的辅助，让供受双方的肝脏可以完整立体的呈现在医生眼前，医生可以清楚的看到肝脏、血管和病灶的位置，同时利用染色技术，帮助医生准确评估肝脏切除和保留的大小。在经过精细严谨的分析计算后，医生决定切取父亲的左半肝和姐姐的右后叶肝脏，这两部分加起来相当于病人理想肝脏的52%，既能满足病人的康复，也能够很好保证父亲和姐姐的安全。
最终手术圆满成功地完成，小江一家三口顺利出院。如今，小江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立志做一个好医生。
1977年，董家鸿参加高考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或者一名教师。2017年，当董家鸿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17岁时的科学家梦、教师梦终于实现了：他是中国顶级科学家团队中的一员，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
如今，当别人问起董家鸿最喜欢哪重身份时，他总会坚定地说，我最喜欢当医生。“作为外科医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术式，治愈一大批病人。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也是最大的荣耀。"
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者的学识和品质代代相传。
“一心赴救，永不言弃”。已故恩师黄志强院士留下的这句话，在董家鸿看来，是一名医者永不能忘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