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站在患者旁边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业界评价说，董家鸿所挑战的手术难度，犹如在攀登肝胆外科手术的珠穆朗玛峰。
2016年12月5日，董家鸿与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一同率领团队，完成了一场体外肝切除加自体余肝再植手术。
这台手术，每一步都险象环生：医生们需要在阻隔肝脏血管的状态下将包虫病患者的病肝暂时切下。一边，要对阻断的肝外血管进行处理，保障患者在无肝的情况下生理机能运转正常；另一边，则要把切下的肝放在零度的冰盐水里，连续作业6小时，把肝上的病灶仔细彻底清除，并切除与修复受侵犯的重要肝脏血管，最后将修完的余肝重新植回患者体内，让它重新工作起来。
手术整整持续了14个小时。但这样一次极高难度、极高风险的手术，是董家鸿和团队在全球视频直播的环境中、在高峰时达140万人的注视下，从容顺利完成的。58岁的藏族患者柔旦，在手术一周后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两周后便康复出院。
董家鸿的团队，是世界首个成功将体外肝切除、自体余肝再植技术，成功应用于终末期肝包虫病治疗的队伍。对于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领军人物来说，完成像科幻小说一般的极限手术，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心中一个执念
高难度手术难不倒董家鸿，但是，包虫病这种流行在藏区的疾病，至今还在困扰着他，也成为了他心中放不下的一个“执念”。
2016年8月，董家鸿（左四）带领团队前往青海开展包虫病清灭帮扶工作，图为董家鸿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开展教学查房。图/受访者提供
二十多年前，董家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说了这种病——包虫病，又被人们称作“虫癌”，由寄生虫感染引发。囊型包虫病会在肝脏内引发囊肿，压迫邻近组织、引发呼吸困难。泡型包虫病则会大范围蚕食肝实质，并侵犯肝脏血管，引发肝脏功能衰竭，甚至转移到肺部、脑部，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这次会议上，来自青海、新疆的医务工作者告诉董家鸿，牧区的染病者死亡率高达90%以上，有的家庭甚至因为这种病而灭门。
这引起了董家鸿的关注。2015年，他第一次来到青海，目睹了当地的悲惨情况。
“我当时见到一个小男孩，十几岁，远远地看去骨瘦如柴的，却挺着一个大肚子。”董家鸿一直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包虫病患者的场面，“他已经是生命垂危了。后来我又遇到一个73岁的老奶奶，她家里面祖孙三代十一口人，因为包虫病，十个人过世了，就剩下一个孤寡老人”。
这给了董家鸿极大的冲击。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包虫病本身并非绝症，是可防可治的——牧民家中的牛羊可能携带有寄生虫，其内脏又经常用作狗的食物。狗排出粪便时，已经发育成虫的寄生虫便会污染水源和牧草地，进而污染食物。人在被污染的环境里饮食，便可能感染上包虫病。如果能控制传染源、筛查高危人群，早期发现和治疗患者，就可以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但就是这样一种并非绝症的疾病，却在高原牧区成为致命的问题。
“现在内地医疗条件都很发达了，但是在边远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仍然缺医少药，老百姓没有获得平等的医疗资源。”董家鸿向《中国慈善家》感叹，“作为医生，我们有深深的遗憾。所以这也是我带着团队去藏区做义诊，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2015年至今，董家鸿带队访问青海玉树、果洛、海西等包虫病流行州四十余次，在平均4200米海拔的藏区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团队总行程超过10万公里，累计筛查18000余人次，开展复杂包虫病手术1300余台次，其中复杂危重病例手术500余台次，助力当地控制肝包虫病流行的态势。
2019年，国家将包虫病防治写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作为健康扶贫的重要举措。同年，在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董家鸿牵头在中国医师协会成立包虫病清灭行动工作专家委员会，全国47家肝胆外科领域领先的医院参与到防治工作中。
在牧区做包虫病防治，有不少难题。草原上地广人稀，牧民们居住得分散，且毡房还要依照季节移动，因此要实现全人群覆盖的普查，难度极大。
而治疗的问题在于，中晚期包虫病很难通过药物控制，唯一根治的手段，便是手术切除病灶。泡型包虫病的手术难度甚于复杂肝癌，莫说在藏区州一级（与市级属同级）的医院难以达成，即便在一线城市的大型综合性医院里，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每次访问高原，董家鸿带领的团队除了要为当地患病群众做科普做手术，还要培训当地的医生，包括教学查房、病例点评，教给他们如何制订精准手术方案，以及开展复杂肝脏手术等。董家鸿常鼓励当地医生当主刀，自己则给他们做手术一助。
2020年7月，董家鸿与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卢倩一（左一）同赴青海义诊。图/受访者提供
“希望能够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董家鸿说。
目前，在青海省政府的支持下，董家鸿团队推动建立了针对包虫病的分级诊疗制度体系。县医院牵头乡医院做筛查，并进行包虫病药物治疗，和简单病例的射频消融治疗或手术切除；县医院治不好的，转至州医院；州医院治不好的，转诊至青海的省级医院以及北京，由董家鸿的团队接手。
防治的难题也有了新的应对方式。2024年7月，董家鸿再次访问果洛州达日县、班玛县，并把手持智能超声仪带到当地。这种仪器可做简单的B超检查，当地的村医用其采集到结果后，将数据上传至远程系统，包括清华长庚医院在内的联盟内医院就可以对结果进行判读，从而快速筛查出包虫病患。未来通过这种方式，将有希望大大提高牧区的筛查效率。
团队的努力也推动了疾病防治的各方面进展。2023年9月，《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包虫病防治地方性法规。至2022年底，省内包虫病患病率从十年前的0.63%下降至0.14%，牧区群众的包虫病知晓率则提升至90%以上。
董家鸿向《中国慈善家》强调，要根治包虫病，目前还需要更多力量参与。无论是大批量采购筛查设备，还是支持包虫患者的治疗花费，都需要社会各界持续的关注与支持。“这种病其实特别需要慈善事业的救济。”他表示。
目前，已经有慈善力量参与进来。由清华大学、盖茨基金会、北京市政府联合发起的非营利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正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展研究，致力于开发出一款新药，让包虫病患者通过药物也能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偶然”成为医生
今年65岁的董家鸿，头发泛着花白，风度翩翩、儒雅随和。《中国慈善家》记者在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不好意思啊，我办公室太乱了。”他表示。结果，办公室里一切井井有条，从办公桌上厚厚的文件、书柜上的书，到种种办公和生活用品，都被精心收纳、整理过，每一件物品的摆放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外科医生的严谨和条理。
不过，董家鸿总说自己成为医生完全是“偶然的”。
1977年，是中国重新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过统招分数线的学生档案被集中放在桌上，各个学校的招生老师到现场去“比赛跑”，抢档案。
董家鸿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他的档案被徐州医学院的招生老师抢了去。偶然地，也是命中注定般地，他进入了医学领域。
实际上，最初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年轻的董家鸿一直对数学和物理等基础科学感兴趣，他的偶像是数学家陈景润。
因为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所以在学校的头两年里，董家鸿一度有些心不在焉。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开始学习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人体机能学课程，他才逐渐体会到医学的个中奥秘与趣味。
这些课程教的是人体从单个细胞到各个器官、系统，其机能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同时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人体在染病、抵抗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董家鸿发现，人体有其机理，疾病也有它的逻辑和规律。这样，对于钻研理论、挑战解法的兴趣，才延续到了他的专业学习中。
1982年，董家鸿考进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读研，选择了外科学作为专业。但他还是不想当医生，“那时我觉得，科学是最崇高的，也是最值得追求的，我想继续做研究。”董家鸿回忆。
他的导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肝胆外科泰斗，被称为中国“胆道之父”的黄志强。发觉学生的想法后，黄院士仍然坚持让董家鸿去做住院医生，并说了一段让董家鸿牢记至今的话。
年轻时的董家鸿（右）正在与导师黄志强讨论一例手术方案。图/受访者提供
“你学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治病救人。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最终还是为了服务患者。即使做学术研究，也必须要懂得临床外科。”董家鸿向《中国慈善家》回忆恩师当年的教诲。
“结果我到了临床上，才发现外科对我非常有吸引力。那时候我开始发觉，这是我真正应该要追寻的职业目标。”说起自己当初那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董家鸿笑了。
毕业后，董家鸿进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成为一名住院医师，并在之后的十年里一路做到主任医师。1998年，他成为院肝胆外科主任；2006年，进入解放军总医院，担任肝胆外科主任、肝胆外科医院院长；2014年，进入清华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同时出任刚刚建成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创院院长。
采访中，董家鸿一直提及黄志强院士——那是影响他一生的人。一方面，黄院士学术造诣高，临床决策有洞见，也更敢于创新，别人看不出来的病他能看出来，别人想不到的问题他能想得到；另一方面，科研能力极强的黄志强，一直强调科研的最终去处，是回到治病救人。“对患者，要‘性命相托，一心赴救，永不言弃’。”董家鸿一直记得老师的这些话，“这都是他传递给我的精神。我现在面对任何一个患者，都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治，直到自己无能为力。”
在西南医院期间，董家鸿已经成为肝胆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2002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国际首例废弃肝脏的移植手术。当时，院里一位患者因车祸严重肝裂伤，需要马上进行左肝切除。而同时，病房里还有一位肝硬化严重的患者，如果得不到肝脏配型，生命将有危险。医院评估发现，前者将要切除的肝脏还拥有相对完整的结构和功能，两人刚好也血型一致。
在征询双方意愿，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评估后，董家鸿带队完成了这场挽救两条生命的手术。两位患者都恢复良好，出院时，二人还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互相送了一束鲜花。
尽管董家鸿笑称自己离老师“还差得远”，但在旁人看来，他身上已颇具恩师的风骨。2006年，他提出“精准外科”理念，即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科技，最小化手术创口，让患者付出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他始终强调，医生不仅仅应该精进学科能力，更要明白人文精神的重要性。2020年，在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他曾提到我国医学培养体系中人文教育的缺位。
“过去，我们一直袭用培养科学家的模式来培养医师，注重科学理论技术，疏于临床实践能力、人文关怀和职业素养培养，而医疗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比如晚期肿瘤。在这种情况下更要靠人文关怀，让患者获得心理慰藉……医学不仅是科学，还是人学，医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医学人文教育。人文情怀源自医疗实践，也终须回到临床实践中去。”
2014年，在获邀出任清华长庚医院院长时，董家鸿也要求，必须优先保证自己作为医生的临床执业时间，不能被行政事务挤占。十年过去，如今肩负多个身份的董家鸿院长，仍然保持一周两次门诊、两个手术日的节奏，站在患者的身边。
有温度的医院
2016年冬天的那场全球直播手术后的第十天，是患者柔旦的生日。包括董家鸿在内的医生团队，和柔旦的亲属及几位包虫病治愈患者一起，给刚刚康复的柔旦准备了一场生日派对。医院的志愿者也来了，用小提琴现场演奏了生日歌。
董家鸿带领下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有很多特别的故事。比如院内的安宁疗护病房——入住这里的患者，都已经进入疾病终末期，治愈性治疗已经失效。患者们已经坦然面对生死，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亲人的陪伴下，有尊严地度过一段日子。
在病房区入口处的墙壁上，漆了一幅“生命长河”壁画，每一位在这里住过的患者，都会在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每间病房门口都挂着患者自己为房间命名的牌子，有“心灵宁隅”，有“静逸之斋”，有“老顽童的小屋”。病房里，陪伴他们的，除了亲人、医生护士，还有安宁疗护的社工与志愿者们。
青海果洛州，董家鸿团队操刀的包虫病手术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从建院开始，清华长庚医院就拥有一个很特别的部门——社会服务部。这在中国大陆的公立医院中，非常少见。
成立社会服务部，要追溯到“长庚”之源起——台湾长庚纪念医院的模式。1973年，台塑集团创始人、台湾工商界龙头人物王永庆，捐出第一笔钱来设立基金，在3年后开张了非营利性、私立的长庚纪念医院。这家医院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了台湾地区的医疗格局，私立医院蓬勃发展，公立医院改革也被推动。
建这所医院的初衷，便是为了让平民能看得上病。1961年，王永庆父亲王长庚突发肠套叠。当时台湾的医院收红包之风盛行，医疗资源也十分有限，王永庆没能给父亲找来一张床位，只得在医院走廊搭床，最终看着父亲在病痛中去世。他当时便下定决心，发家之时，要建立一所服务底层民众的医院，不让父亲的悲剧再次重演。
也因这些背景，长庚纪念医院从建院开始，就强调技术一流、制度合理、为平民百姓提供普惠医疗，不以赚钱为最终目标。王永庆引入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将医疗与行政管理分设两条线路，并积极引入社会慈善力量，在院内搭建起了社会服务部。
2014年，台塑集团捐出10亿元，携手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在北京昌平区建设了本地区唯一一所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借鉴台湾长庚纪念医院的管理模式，志愿者团队、社会服务部门与慈善基金也被带到了这家新生的医院。目前，社会服务部门有5名专职医务社工，注册志愿者超过1600人，常驻排班志愿者超过200人。十年来，已经有75位清华长庚志愿者在医院参加志愿服务超过1500小时，受荐获评“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
志愿者团队里，有六七十岁的、退休的专家学者，还有居住在医院附近的社区居民，以及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本院员工子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庆生会、文化共识营、表彰大会等人文活动，提升志愿者价值归属感。
院长董家鸿在得空时，也会参与社工与志愿者们的活动。“他们很受我们的尊重，甚至是敬仰。”他说。
2016年3月25日，清华长庚医院社会服务基金正式启动，首笔捐款50万元，来自海润影视公司。当天，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刘燕铭、董事赵智江、演员孙俪来到现场一同捐赠。社服基金目前主要的去向，就是为来院内就医的经济困难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尤其对于医保覆盖不到的部分，慈善基金就可补位，解燃眉之急。
“医院其实是一家社会企业，不管患者是富贵还是贫穷，我们都要平等地给予治疗帮助。一部分患者确实是穷人，看不起病。再就是一些患者病重，国家医保也不能覆盖他所有医疗花费的时候，就很需要社会的救济。”董家鸿对《中国慈善家》说，“作为医院，我们设一笔基金，就是为了这部分人在经济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社会慈善力量为患者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大。医院的志工们不仅可以引导就诊、陪伴患者，社工们还会在困难患者需要时，给予跟踪帮扶。很多患者并不了解申请政府和社会救助资金的渠道，社工们便手把手地教会他们。2023年，医院还与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合作，在附近落地了“爱心小家”。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界，租下了一间三居室的房子，为一些外地来就医的困难患者提供临时住宿。
在精准医疗、精诚服务和精益管理的“三精医疗”理念下，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建立了医疗与行政分工合治模式，运营、医事、后勤等事务归专业化行政团队负责，这让作为一院之长的董家鸿，也可以从繁忙事务中抽身出来，多数时间回归医生身份，专注于治病救人。董家鸿坦言，这让他感到非常幸福。
“当时，最大的想法还是觉得清华长庚能够建成国际级的学府医院，真正做到造福百姓。我正是抱着这样一种理想与信念来到这里。”他说，“现在我们能为患者提供一流的专业医疗服务，高效率、高质量地治好大批患者，尤其是别人治不了的病、做不了的手术，我们来做，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但董家鸿也仍然有不少遗憾——肝癌、胆管癌、胰腺癌，在中国的发病率高，治疗效果则不理想，五年成活率只有不到13%。
“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进步了很多，癌症的治疗效果有很大的提升，像乳腺癌、直肠癌、胃癌等。唯独肝癌的治疗效果仍然不好，死亡率居高不下，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说到这里，董家鸿从沙发上坐直身子，紧锁眉头。
作为一个医生，攻坚克难、救死扶伤无疑是一生的使命。最近，他正带领一支医院的研究小组，在医院所在的天通苑地区，通过其直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社区肝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筛查的结果让他非常惊讶，285个对象中，就发现了两例无症状的早期肝癌患者，筛查发现率接近1%。他想着，如果这样的筛查能够更广泛地铺开，拯救生命的几率或许将变得更高。
朝着他的理想境界，董家鸿仍在路上。
国务院原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为董家鸿颁发《中国慈善家》2024年度人物纪念证书。
对话董家鸿
治病救人是第一要务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还在出门诊、做手术，同时管理一个大医院，还要继续推动科研和公益，你如何平衡医生、院长等诸多角色，还有个人时间吗？
董家鸿：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难平衡，确实要做的事情很多。作为院长来讲，医院管理运营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家新医院，很多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零起步的，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要多花很多的精力。
即使是成熟的医院，医疗、教学、科研你都要去管，医院的运营，学科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还有社会工作都得去做。确实时间非常紧。
但是我想，必须要事优先。治病救人还是第一要务，如果患者有紧急的状况，那么丢下任何事情都要去，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重要的，是医院的整体管理运营。第三，教研也很重要，人才培养对于学科建设很关键。
留给家人的时间确实少。我有点愧疚，陪夫人、孩子、父母的时间不多。
但好在我们医院，有良好的分工协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职业化的行政团队，其中有经济专业的、公共卫生专业的，还有工科、理科、文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是很厉害的团队，帮我们分担行政运营的工作，这样一来医疗和行政就可以分工合治，工作效率比较高。
《中国慈善家》：这是否也是台湾长庚纪念医院的经验？
董家鸿：对，这就是长庚的模式，我们把它引进来了。像我这样医师出身的管理者，主要的精力还要用到专业事务上面去，做医学专业的判断和决策，还有教学、科研、学科人才建设等。
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幸福的。不仅是我，其他医生们也感到很幸福。我们每个科都有一位经营助理，他会帮科室承担物品采购、设备添置和管理、经济核算、人力招募等非医疗工作。每一位主治医师都配备行政助理，协助医生处理非医疗事务。
曾经在其他医院做科主任时，我还要承担算绩效、算奖金这类管理工作，实际上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也不专业，并不能做好。所以对于医院来说，专业化的分工非常重要。
《中国慈善家》：把社会服务基金运营起来并不容易，它是公益性质的基金，也需要一定量的持续资金。这会不会是比较大的挑战？
董家鸿：是的，会有挑战。像我们这样一家新医院，其实底子比较薄，也拿不出很多结余的钱。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也募捐了一部分钱，但总体来说还不够。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宣传，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注入进来，这样就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中国慈善家》：目前国内包虫病的治疗大致什么情况？
董家鸿：包虫病在早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早期的病例其实比较好治，尽管藏区的医疗条件差，在县医院也是有治疗条件的。
复杂一些的需要做手术切除，就可以到州医院。更有挑战性的，到省级的医院，最复杂的，就转到国家级的医疗中心里来。现在国家有政策，保障包虫病的手术治疗费用。
我们的团队会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及果洛州等地方帮忙做手术，最复杂的病例带回院里。去年我们一趟就带回来14个极其复杂危重需要做极限肝切除的病例。手术十四五个小时是常态了。
欧美的专家都认为包虫病手术，属于肝胆外科甚至整个外科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他们都说，你们中国医生首先登顶了。一位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就曾经跟我说：“I dream it, but you did it. ”他们也想完成这个手术，但是我们先做成了。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在国际上面是领先的。一个月前，在德国汉堡召开了一个极限肝切除的专家共识会，我带领中国的专家团队去参加了会议，向世界同行们介绍了我们的经验技术。（2024年）10月份，我也带着中国的专家团队，去跟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进行交流，介绍了中国在肝胆领域的精准外科技术等等。
肝胆外科在中国是有传统优势的。最近30年，伴随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肝胆外科又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颠覆性的技术应用，彻底改变了肝胆外科的业态。
《中国慈善家》：从医四十多年，你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董家鸿：现在我们能为患者提供一流的专业医疗服务，高效高质量地治好大批患者，尤其是别人治不了的病、做不了的手术，我们来做，这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
另外，在学术上面我们也有一些建树，通过实践探索研究，建立了一套新的现代外科的理念和范式，就是“精准外科”。这是我们首先在国际上提出来的，并且得到国际的同行的认可，还在广泛地推广应用。
从医院来讲，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是一家新的医院，我作为创院院长，和医院全体同仁一起，带领医院比较迅速地发展成了一家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医院。政府满意，患者满意，社会上有美誉，业界有同行赞许。有这样的一家医院，也是我成就感的重要来源。
评语
“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恩师曾经的教诲，成为了他事业追求的信仰。从医治学四十年，他用一把柳叶刀，以精准外科理念和精湛的医术，治愈无数患者。问道公益十余载，他为消灭包虫顽疾深入藏区，造福困境群众。掌舵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他秉持“人本、济世、厚德、至善”的价值观，彰显医者仁心。
感言
行医是一个崇高的、神圣的事业，我们作为医生，非常荣幸，能够用自己的爱心和一双手来救治患者。过去几十年里，我和我的团队作为志愿者曾44次深入藏区去救治包虫病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了升华，感受到了生命的高度和温度。我也希望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包虫病的防治，因为在高原牧区还有一大批藏族民众饱受包虫病的严重危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谢谢大家。
作者：龚怡洁人像摄影：MORExJOLI Studio拍摄统筹：肖盼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