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炸药专家王泽山
一味靠跟踪、模仿国外理论和成果，必然落于人后，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必须当仁不让抢占制高点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禀赋，构建一段好的师生关系，老师应该学术上教授、人格上尊重、精神上感召
国家需要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我经常鼓励年轻科学家们，把自己追求的价值、事业方向，和国家、民族的进步需要结合起来，瞄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去找真问题、做有价值的研究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凌军辉 王珏玢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这种曾经长期让我国引以为傲的技术，为什么没能追上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步伐？——李约瑟提出的“难题”，中国科学家用毕生奋斗求解答案。
“想要不落人后，要有自己的思路，走独立自强的研发之路。”在捧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89岁的火炸药院士王泽山至今仍保持着年均近一半天数的出差纪录，吃住偏远靶场，不断向新的技术难题发起冲击。
在外人看来，被称为“中国火炸药王”的王泽山一生充满张力：少时成绩优异，却选择吃力不讨好的冷门火药专业；年近退休荣誉接踵而来，在人生后半程不断发力，作为第一完成人极为罕见地三次问鼎国家科技一等奖；科研、教学事事亲力亲为，只求专心做事，减少一切干扰因素。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对话这位让古老中国火炸药在现代重焕荣光的传奇院士，与他畅谈毕生科研之路，探讨老科学家选择、坚守对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启示。
研究真本质 钻研真问题
《瞭望》：你为什么选择火炸药这个“冷门”专业？中国火炸药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王泽山：我是1935年生人，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那时的东北三省并不平静，我的童年生活在伪满洲国的阴影下。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十万志愿军以落后的装备和巨大的代价赢得战争胜利，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幼年时，镌刻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信念就是“不做亡国奴”，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叮嘱我牢记“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1954年考大学，我毫不犹豫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就是因为一直坚信，没有强大的国防，就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国门，我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符合国家和民族需要！
当时，空军、海军等确实是更为热门的专业，我是全班唯一主动选择火炸药专业的学生。这么多年，一直有人问我，火炸药基础、枯燥、危险，为什么选择了它。我的想法很朴素：火炸药是现代战争的“粮食”，武器装备离不开它。
我的大学学习期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我国火炸药基础薄弱，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厂、研究机构和火炸药专业院校。我学的火炸药，主要是苏联的理论与技术，基本是全盘接受。随着火炸药产业、研究机构、人才培养院校的发展，我们又引进更多国家的火炸药装备和技术。改革开放前，我国火炸药的生产、科研发展的主导趋势是仿制和跟踪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我国的装备研发人员坚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突破一系列此前国际上也从未解决的技术难题。目前，我国火炸药的品种、数量、水平等，总体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研究、生产不断取得新突破。可以自信地说，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火炸药强国行列。
我的这个选择也说明：只要一心钻进去、专注坚持，再“冷门”的专业都可以光焰四射。
《瞭望》：在学术领域，有的专家喜欢“追热点”，习惯做跟随性研究。你认为该怎么做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王泽山：在科研学术的道路上随意摇摆是很要不得的。要强调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研究真本质、钻研真问题，不是什么热门就转去研究什么。
研究真本质，就是要坚持创新。一味靠跟踪、模仿国外理论和成果，必然落于人后，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必须当仁不让抢占制高点。我们团队曾经提出不少新理论、新方法，比如创制研究高能量利用率的弹道理论和装备等，大幅度提高了武器性能。概括起来，就是遇到问题不绕路走，凡事多想一步，坚持走自己的路。
钻研真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瞄准的是行业中最紧要、最急需攻克的难题。“火炸药资源化利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废弃火炸药的安全再利用。“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主战武器能够全地域全天候作战。“远程等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火炮弹道性能全面超越世界同类武器。要有实事求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向最难、最深处求解，才可能做出真成果。
知识上传承 人格上独立 精神上感召
《瞭望》：除了科研成果，你的很多学生也已经成为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才。你是怎么做教书育人这件事的？
王泽山：我这一辈子，有两种身份自己最认可：一个是研究员，一个是人民教师。从哈军工一毕业，我就留校当火炸药老师，此后一直科研、教学两手抓。
从国家和学科重大项目需要来讲，取得突破靠的是集体，没有哪个国家、哪项工作靠单打独斗能成功。这要求我做好自己传道授业的一环，把学习到的知识、研究出的经验和成果教授、传承下去。从事教学工作几十年，我到现在一共培养了几百名本科生、硕士、博士。他们中很多已经在重要岗位起到骨干作用，我从心底里高兴，比我自己取得成绩还要兴奋。
对我自己来说，教学也是一个让我不断接触新人新事的窗口，学生是我获得新知、滋生灵感的源泉。从年轻时候起，我就是个喜欢研究、琢磨新事物的人。弹道研究以前全部靠手算，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开始钻研编程，运用计算机把复杂的函数关系转化为简单的模型和图表，由此建立火药装药设计理论。和一批批学生的交流、接触，让我学会操作各种数码产品、做PPT和实验的演示动画，开发设计模型和仿真设计软件。科研让我得到钻研的成就感，学生们给我分享和学习的快乐。
《瞭望》：作为一名老教师，你认为应该怎么树立教学相长、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
王泽山：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禀赋，构建一段好的师生关系，老师应该学术上教授，人格上尊重，精神上感召。
在知识传授上，我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曾经有学生冬天在东北靶场试验，本打算测试两三个数据就完成，但我要求把数据扩充到几十个，增加了十倍工作量。冬天的靶场，高速摄像机都冷到开不了机，我跟学生一起在野外站着，直到试验完成。选择科研就得吃得了这份苦，学术规范马虎不得。
人格上，学生不是附属，每个人的成果、想法都该得到尊重。这些年，大家习惯认为我牵头的项目成果都是我的，事实不是这样。有的技术和发明，问题是我提的，但最终解答的是我的学生，所以成果属于我的学生的，最终也记载在他们名下。我很愿意跟在年轻人后面做一些配合工作，不能因为我名气大就什么都占，影响年轻人发展。
在思想上，我尽量把自己做好，给学生以好的影响和示范。我这个人不喜欢“贵宾待遇”、不喜欢跟人吃饭应酬，以我自己为例，身体力行，想告诉学生不要事事计较，不在无关的枝节上浪费过多精力。
王泽山院士在学校实验室和学生一起做实验（资料照片） 南京理工大学供图
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大的幸福
《瞭望》：58岁时第一次问鼎国家科技一等奖，你是怎样在退休之后一再发力，成为三获一等奖的“三冠王”的？
王泽山：每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和发现，背后都需要经过无数的潜心研究、验证。我搞火炸药科研已经60多年了，荣誉成果集中在后30年，但在前30多年里，我们整个课题团队研究火炸药科学的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做了非常多的基础工作。
第一，成功要懂得坚守。我的不少成果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16年，我两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间经过了20年，其间一直在做科研。按照60岁退休计算，到今天我多干了将近30年，相当于比别人多干了大半辈子工作，多出了一个学术生涯。只有一直坚持干下去，才有干出成果的机会。
第二，要敢于专注。我很少参与学术以外的其他事情，把“杂务”都舍弃了。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经常在想手上的科研问题。有一回课题组聊天，年轻成员抱怨压力大、睡不着，我说“要我讲那可太好啦，又多了好多思考的时间”，把大家都逗笑了。选定方向以后，就要不摇摆，一直钻研。
《瞭望》：60多年坚持钻研火炸药，你是怎么心无旁骛做一件事情的？
王泽山：“一辈子专注做一件事”，这有很强的个人因素。我这人性格比较固执，不懂得协调，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不行的。我的同事都评价我，很少有业余爱好；一些熟悉的课题组成员也和我开玩笑说，我一门心思想问题太入神了，去办事经常前门进去，事儿还没办就又从后门出去了。
我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蹲在靶场吃个盒饭就觉得很好了，忙起来一阵子不吃饭、不睡觉也没啥问题。我的生活已经跟研究分不开了，一旦抽离了科研，就好像失去了重心一样。我的经历算不上标准答案，但干科研确实要有几分“痴劲”“傻劲”，要一直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干，少想其他的、计较其他的。
《瞭望》：当前科研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应该怎么走自己的路？
王泽山：不同时代的学者，成长环境、接触事物不同，我的科研经历也不能直接照搬、复制到现在年轻人身上。但是为一件事扎进去奋斗的精神、劲头，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都是相通的。
民族复兴，人人有责。对青年学者来说，找到愿意投身、为之长久奋斗的事业领域很重要。于我个人来说，从二十来岁起就一直思考，国家需要什么？我又能担当什么？即便后来的研究之路再苦、再难，国家需要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我经常鼓励年轻科学家们，把自己追求的价值、事业方向，和国家、民族的进步需要结合起来，瞄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去找真问题、做有价值的研究。
科研的道路可能很苦，坐冷板凳也在所难免，对这个过程要有充分的准备和预期，才能有坚定的内心，不被困难打倒。过程艰苦，但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大的幸福，能够指引我们穿越万难，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