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1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与夫人秦惠莙来到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北京）讲课。讲课内容主要与高能物理有关。在研究生院讲学时，李政道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希望让他们留学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便请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为这些学生出一份进入该系研究生院标准的试题。这成为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起点。为了争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4月15日，李政道与邓小平谈话时也讨论派遣高能物理研究人员出国学习的问题。
▲1979年4月，邓小平接见李政道与夫人（《印象李政道》）
来华之前，李政道就提出要到少年班参观。考虑到在少年班的后续行程可能会影响到课程进度，他决定利用周末的时间提前进行讲授。终于在4月20日，李政道第一次来到中国科大合肥本部的校园，见到了少年班师生。此时距离他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选拔培养”已经过去了五年。李政道对这些少年们的成长十分关心，为他们的提出了许多意见，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
▲1979年，李政道与夫人秦惠莙为少年班题词
在这短短的一周内，CUSPEA、高能物理以及少年班这三个80年代初的工作均被李政道涉及。如果称这些功绩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这一周在中国物理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更长的历史视角中，李政道还与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相联系起来。人们常将李政道的功绩一一列举，或是将其中一些分类到科教、一些分类到人才培养等等，不过特定意义上，这些功绩是相通的，都蕴含着李政道一以贯之的追求，要理解李政道的行为，还要从中国物理学发展史以及李政道的求学之路说起。
01
第三代物理学家
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家代际关系中，李政道可算作第三代物理学家。（这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整体的代际关系与各个学科的代际关系并不相通。如李政道在浙江大学的老师王淦昌可以属于第二代物理学家，但是在激光约束核聚变与高能物理领域属于第一代物理学家。另外不同物理学家之间的代际关系也并非那么分明，本文以时间与师承关系做一大致判定。）
清末民初之际，受现实因素影响，留学生主要以工科、法政以及商科为主，因此想要在中国开拓科学事业，仍是一件难事。在诸多学科中，以物理学最具代表性。
20世纪初，第一代物理学家只身出国，在国外学习物理知识，回国之后从事物理教学，他们在物理学领域成就可能不高，但却是中国物理学的开创者，称得上一代宗师，其中著名的便是胡刚复、叶企孙等人。
▲图1叶企孙（图源网络）
第二代物理学家已经能在国内受到物理教学的启蒙，稍晚者能得到完备的本科教育。之后在国外进行研究生学习，学成后继续充实国内物理教学，并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在这些物理学家的努力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物理学基本完成了体制化。此时物理学本科教育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发展，甚至有了自己编著的教材。如萨本栋所著的《普通物理学》书成之后便被各大学广泛使用，取代了以往的英文教科书。1943年夏，在赣州上中学的李政道正是靠自学这本《普通物理学》打下了物理学基础。
▲萨本栋《普通物理学》（图源网络）
此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学术传统已经初步形成。在一些领域方面，诸如X射线、原子核物理等方面做出成就。等到1943年李政道进入大学时，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等物理学家早年还在国外接触了最前沿的物理知识，他们不仅在教学上富有启发与成效，也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为李政道等年轻学子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研究环境。在国内打下良好的基础，又在国外师从名师，这让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邓稼先、黄昆等在内的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物理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代。
▲吴大猷与两位诺奖学生：李政道（右）杨振宁（左）（图源网络）
不过李政道所受的教育并非没有缺陷。这一时期有个很特殊的现象：一些物理学家往往在出国留学时取得了一些出色的成就，但是回国之后却进展缓慢。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认为，中国物理研究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在国外多数学习实验物理而非理论物理，回国后这些学者受到现实条件制约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物理面临的是理论水平不足而又遇到现实条件的制约。
然而李政道不仅在理论方面富有天赋，而且求知若渴。在西南联大时，李政道经常去吴大猷家中请教问题或索要难题。后来吴大猷干脆给他一本美国高年级本科生用的教科书，结果不到两周李政道全做出来了，这让吴大猷颇为惊讶。这种天赋和求知欲成为吴大猷后来推荐他前往美国求学的重要原因。彼时的中国物理特别强调实验教学的重要性。二年级时候，叶企孙便告诉他：你不必上我的课，但是电磁学实验你一定要做。不过，自求学开始，李政道就没有良好的实验条件，在浙大时经常在破庙中做实验，李政道的电磁学实验部分最后也没拿到高分，原因之一就是他把一台电流计搞坏了。
▲赴美留学前夕的李政道（图源网络）
物理研究需要好的理论基础与好的实验设备，这成为了李政道当时对物理学理解的重要基石。在美国的经历也强化了他的这种理念：费米能够从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推导出理论公式，并对结果进行数值估计，这种能力给李政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见吴健雄时，她所做的贝塔衰变实验最后帮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李政道的科学视野，而且激发了他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推动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02
“无心插柳”少年班
1972年，当李政道和夫人第一次回国时，便发现当时的大学和研究所有一种轻视基础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而重视应用科学的倾向。与此同时，理论人才的培养也出现了断档问题。不过因为交流时间有限，他并没有把这些想法与中央领导交流。等到1974年再度回国时，他在上海看到芭蕾舞演员几乎以脱产的方式进行训练，这为他提出人才培养的建议提供了灵感。李政道想：难道基础科学人才还比不上芭蕾舞人才吗？
1974年5月李政道在《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一文中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所以这份建议真正的意思是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那样进行培养。
▲1974年，李政道与毛泽东讨论基础人才培养与物理学中的对称问题（《印象李政道》）
今天的报道中将少年班的设立描述为“在李政道的大力倡导与热心支持下”的成就，将这份建议理解为李政道对创建少年班的建议，实际上是弱化了李政道对于促进中国物理发展的良苦用心。李政道后来也回忆道：“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整个建议书中都在谈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基础人才，但是最后落实且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一李政道所认为的“小的建议”。实际上，即使少年班也是在各种机缘巧合才成立的。
李政道当时对基础人才培养的建议还有一条是能否在大学之外进行培养。因此，在1975年，中国科大为了落实李政道的方案，准备创建理科中学，不过因为当时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并未落成。直到1977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上对人才快速培养的期望日益增加，一批学生被大学破格录取，但是仍有一些学生年龄较小不适合直接进入大学，中国科大决定参照理科中学的模式开设预科班，作为安置这些学生的临时方案。1978年3月8日，预科班开学，开学前几天，预科班被改名了“少年班”。
▲早期少年班（《少年班三十年》）
少年班成立之后，媒体的对少年班的宣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实际上又推动了社会推荐人才的热潮。虽然第一批少年班给科大的教学与管理都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一些老师甚至不建议继续开设少年班。但是如此情况之下，权宜之计不得不变成长久之计。中国科大对少年班的招生与培养方式进行了讨论，决定实行“高考初试+复试+口试”的招生办法。在培养方式上，少年班的学生将遵循本科教育的标准和要求。自此，本科性质的少年班才得以成立，中国科大也开创自主招生的先河。
▲1979年，李政道与少年班辅导员汪惠迪交谈（中国科大）
当李政道1979年4月来到科大少年班时，见到的便是首批被正规化招考的少年班同学。在与少年班同学的交流中，他着重指出物理学的观念问题很重要，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工具理解深奥的知识。这些简单的工具，就是动手与实验，李政道因此特别强调：“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一定要重视实验打好基础，要缜密研究了才去计算”。他的这些指导，是在告诫当时的少年们，也是回答曾经自己对物理的疑惑。16岁成为小先生的李政道，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少年。但是如何更有效的学习物理，是之后数年磕磕碰碰才明白的道理。如今，他希望这些曾经的“自己”能够在物理之路上更加顺利的走下去。
▲1984年，李政道与少年班师生合影（中国科大）
自此之后，少年班成为李政道心中的牵挂。1981年，曾与李政道交流的干政与吴彦在CUSPEA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他还特别嘱托相关学校的教授从生活到学习等方面照顾好这两位学生。1984年5月2-3日，李政道第二次来到科大，仍少年班同学亲切交流，这次交流中的“画地图”案例也成为教育工作者研究学习能力的重要案例。
03
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对李政道来说，对少年班的关心与教诲只是告慰了在湄潭与昆明的自己。然而，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的飞跃，却是在跨越大洋、赴海外深造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他60诞辰的盛会上，李政道对留学生们说：“是吴大猷先生当初把我带到美国来的，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有今天的。”
1979年春，最终有5名学生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考试，李政道为他们补办了入学手续。这5名学生的优秀表现让哥伦比亚校方愿意接受更多的中国学生，也成为李政道向其他学校推荐中国学生的有力证明。这次考试也成为CUSPEA的雏形。与科大少年班相似，CUSPEA最初也是一个应急计划，但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缺乏正式的招考渠道，因此这最终也发展成一个长期项目。不同的是，CUSPEA的形成过程中，李政道的主观参与和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980年2月开始，李政道向53所美国大学物理系的主任和教授们发了200多封内容相同的信，邀请他们采纳哥伦比亚大学的方式招收中国学生。到了当年5月，CUSPEA项目正式起航。
▲1979年，李政道与中科院研究生在一起（中国科大）
李政道不仅是CUSPEA项目的发起人，也是具体实施人，由于许多细节都需要李政道亲自操作，每年要耗去他约三分之一的精力。自1980年到1988年，这一项目共计招收了915名学生赴美深造，科大在其中占据了27%，科大的学生也多年夺得头筹。这些优秀的学生如同30多年前的自己一样，踏上了攀登物理高峰的征程。因此李政道后来回忆道：“我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有意义。”
▲中国科大参加CUSPEA考试情况（中国科大）
当这些赴美深造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李政道又在考虑如何让他们学有所用，将能力最大化，这也就是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建议。而李政道与邓小平关于博士后制度的对话，又恰好发生在1984年5月，也就是第二次与少年班师生见面的时候。因此，看似李政道为不同项目奔走，实际上也永远聚焦在基础科学的发展之上。
▲1990年，李政道在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李政道图书馆）
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能只靠人才的培养，受益于实验的李政道也在不同的场合强调实验的作用。不论是基础的教学实验还是精密的研究实验，实验设备的精良程度都对实验设计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李政道中国物理的发展有一种急迫感，他谈道：搞研究就要做第一流的工作，跟在人家后面是最糟糕的，要跳到人家前头去。因此，当他在1977年回国时得知中国已有发展高能物理的规划时，李政道虽不赞成，但仍尽力协助实现当时的方案，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与高能物理深度绑定。当我们将这些功绩都放置在一条主线中看待，李政道的一切行为都有了答案。
湄潭与昆明的艰辛时光与赴美之后的成长在李政道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1972年，带着对物理学深邃的洞察和理解，阔别祖国26年的李政道回到祖国。我们可以将李政道的工作理解为基础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但又何尝不是与过去自己的对答与超越。看着那些曾经的自己，他试图引导他们能够沿着一条自己已经趟过的更为轻便的道路攀登物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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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庆，排版：小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