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敬畏生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有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17年来共有3000多名“新肝宝贝”在这里获得重生。

    给予他们新生命的，是夏强和他的团队。

    从2006年完成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到如今连续10年成为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中心，他们取得了令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也经历过以生命为代价的曲折历程。

    “医生要永远敬畏生命，病人是我们一辈子的老师。”仁济医院院长、新晋院士夏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为那些活不过2岁的孩子，

放手一搏

    上观：2004年，您刚到仁济医院工作时主攻的是成人肝移植，38岁时就成为医院最年轻的科主任。为什么另辟蹊径，探索鲜有人问津的儿童肝移植？

    夏强：我国每年有3000到5000名儿童因为各种先天疾病导致终末期肝硬化，如果无法接受肝移植手术，大部分孩子都很难活过2岁。

    我到仁济医院工作的第一年，完成了100多例成人肝移植手术，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移植技术已逐步升级到了活体移植。那时，我国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开始建立，我意识到亲属间的活体移植将来可能会成为一种技术升级。虽然活体移植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挑战和风险也很大，但我们不应该落后于国外，所以我从2005年开始为活体肝移植做技术准备。

    当我涉足这一领域后，发现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其实更适合儿童。因为儿童需要的肝脏体积比较小，他们能获得相应年龄、相应体积的肝源的机会非常稀少。而正因为儿童对肝的体积需求少，所以供者相对安全。如果患儿的父母愿意并符合捐肝的条件，就有望解决儿童肝移植肝源稀缺的难题。

    上观：肝移植本就是外科最难的手术之一，儿童活体肝移植更是难上加难吧？

    夏强：是的，首先是取肝环节，需要在供肝的血流不阻断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平时在切除肝肿瘤的时候都是在血流阻断的情况下开展的，但做活体移植的时候，肝脏是不能够缺血的，一旦缺血，肝脏的质量就会下降。而肝脏的血管非常复杂，顺利切下来之后，还要吻合到受体的体内。孩子的血管极其细小，吻合难度很大，简直就像在豆腐上手术。

    我们做成人肝移植的时候一般是戴放大镜，而做儿童肝移植时就必须在显微镜下操作，每一根血管的重建都不能有半点差池，失之毫厘，整个手术就会失败。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我们只能没日没夜地在动物模型上苦练，有时候一练就是十几个小时。

    攻克手术过程中的技术难关还不够，这么小的孩子得这么重的病，又要经历这么大的手术，和成年人相比，他们在手术后更容易发生感染和排异，因此必须要更严密地监测他们的免疫状态，整个围手术期的各项管理都很重要，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成熟细致的医护团队。

    除此之外，我们刚开始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包括同行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这种手术持怀疑态度，不知道术后的长期效果怎样。家长们也很迟疑，所以我们非常感激第一位小病人和他的家属。

儿童肝移植手术难度极高

    上观：当时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手术的？

    夏强：她真是一位英雄妈妈，她的儿子出生6个月时，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她带着孩子到处求医，眼看着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肝移植成了最后的选择。其实她身边也有人劝她放弃这个孩子，趁年轻再生一个。但她选择相信我们，并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肝脏捐献给孩子，这份骨肉之情深深打动了我们。

    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我邀请我的老师、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肝移植专家陈肇隆院士来指导手术，手术进行了将近13个小时。2006年10月，我们医院的第一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了。

    巧的是，2006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第一次推出“上海市市级医院新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申报成功的项目能得到300万元的资金支持，竞争非常激烈。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去答辩时，同行们听说我们只做了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就来申报，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负责这一项目的是高解春教授，他曾经是儿科医生，他看中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创新性。最终一共有9个项目通过，我们排在第9名。

    上观：有了第一例手术的成功，再加上申康和仁济医院的支持，您在儿童肝移植领域“拓荒”的第一步迈得很扎实。

    夏强：但是接下来的困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自从第一例手术成功之后，连续两三年我们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都只有个位数。我向高解春教授坦言，我想“换赛道”，重新做成人的肝移植。我告诉他，除了手术本身的风险大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病人少，很多家长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哪怕最终接受了，手术费用又是难题。因为这些家庭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到处看病，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家庭，四处求医已经花了不少钱，找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听说做手术需要10万元，只能放弃。

    夏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器官移植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东南亚儿童终末期肝病转化研究中心主任。

只有情怀，还远远不够

    上观：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了下来，并带领团队成为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中心？

    夏强：刚开始，遇到那些贫困的家庭，我们的医生、护士会自己凑钱，义务资助他们，但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后来经过媒体报道，有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病房，放下几万元就走，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此后，一些大型企业陆续找到我们，给患儿捐款。我们通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了慈善基金，专门帮助有困难的患儿家庭。十多年来，上海中芯国际累计为患儿捐助了4000多万元。此后又有永达集团等一大批企业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社会的支持、医院的支持，再加上高解春教授在关键时刻打消了我换赛道的念头，我们咬牙坚持到2011年。从那之后，手术量开始逐步上升了，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7年8月，我们完成了第10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逐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我们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40多名医护人员纷纷来进修。我们指导建立了马来西亚首支儿童肝移植团队，并受邀于2019年前往马来亚大学开展了该校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我们先后为40多名国际患儿成功实施了活体肝移植手术。去年，我们在国际活体肝移植年会上作为唯一受邀团队进行了全球范围的活体肝移植手术直播。

    现在回想这17年走过的路，许多情景都历历在目，虽然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上观：2022年，您成功为一个出生仅58天的孩子做肝移植手术。肝移植对大多数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身患哪些疾病的孩子需要做这种手术？

    夏强：第一类是胆汁淤积性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先天性胆道闭锁，占到需要手术儿童的60%。第二类是遗传代谢性疾病。第三类是急性肝衰竭，那个出生仅58天的孩子就是因为急性肝衰竭做了手术。第四类是儿童肝脏肿瘤，比如肝母细胞瘤。

    上观：成功的手术只是开始，出院之后，这些孩子还要过哪些关？如何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夏强：接受肝移植的成年患者的平均年龄一般在50岁到60岁，而在我们这里接受手术的孩子的平均年龄是9个月，很显然，儿童接受肝移植后要经历更漫长的人生阶段。因此，长期的随访非常重要。

    理论上，患者在移植之后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但对于儿童来说，这不仅是很大的经济负担，还要面临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有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拒绝吃药。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儿童有没有可能在早期摆脱免疫制剂，探索有别于成人的儿童免疫方案。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让这些孩子能够活得长、活得好。

    上观：听说，每年六一儿童节你们都会为这些孩子举办一次“回家”活动？

    夏强：是的。一来是免费给他们体检，二来是创造机会让他们聚在一起交流。当年他们在病房里都是同患难的病友，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很多家庭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每当看到当年抱在手上的小宝宝已经长得比我还高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欣慰。当初，很多人担心孩子在换肝之后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健康长大。现在我们的研究数据已经证明，他们的生长发育水平和普通孩子没有差别，有的人还当了运动员、做了钢琴老师。有一个女孩目前正在读护校，我真心希望她毕业后到我们这儿来当护士，专门随访肝移植后的儿童，我想，作为过来人，她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

    上观：在患儿的治疗过程中，有没有产生过医患矛盾？

    夏强：真的非常少。我们的医护人员总是想方设法帮孩子们省钱，帮助困难家庭申请慈善基金，所以绝大部分孩子的家长对我们都非常感激。而且，在多年的随访检查过程中，医生、护士和他们都成了朋友。

    说实话，做儿童肝移植的医护人员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做成人肝移植的高，而且还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果为了追求舒适的生活、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们肯定坚持不下去，但这些年我们儿童组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出。这支团队从2006年的4名高年资外科医生，扩展到如今的20多名医生，他们的内心都是有情怀的。

    当然，只有情怀还远远不够。我想，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这份事业带来的成就感。我们的手术量连续多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尊重；我们的主治医师可以到各大医院去做手术演示，帮他们会诊；我们的年轻医生可以到国际会议上发言。这种价值感与成就感是难得的。

    夏强团队与患儿及家长。

我们走过的弯路，

不能让别人再走一遍

    上观：每一个“新肝宝贝”的健康成长都是生命的奇迹，您做了十几年这样高难度的手术，有没有过遗憾的时刻？

    夏强：每一个外科医生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只有经过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接受教训，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医学课本上的知识、老师教授的技能只是启蒙，病人才是医生一辈子的老师。

    在活体肝移植手术中到底给受体移植多少体积的肝脏，在国际上是有通用标准的。多年前，我们按照这个标准为一个孩子做了手术，手术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在术后出现了小肝综合征——黄疸不退、腹水量增加，通俗地说就是移植到她体内的那块肝对她来说不够用。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给她做二次移植。

    那天，终于等到了合适的供肝，但她的各项指标开始出现好转。我们反复讨论，她的病情是不是到了拐点？因为根据经验，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有一些出现类似情况的病人会逐步好转。如果贸然做二次移植，会增加手术风险。

    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最终决定，不再为她做二次手术。可没想到，几天后，她的情况急剧恶化，病情的拐点并没有如料想中出现，最后这个孩子去世了。

    孩子的妈妈捐肝后，自己还没有拆线，身体和心灵都承受了巨大的打击，但她对我们没有任何怨言。一年后，她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夏医生，去年的今天，我的孩子走了，假如手术成功了，那她现在又长大了一岁了。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

    我心里非常难过，拿着手机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后来，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3岁以内接受肝移植的儿童所需的肝和体重的比重其实比成人要大。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发生，我们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改写了世界上有关儿童活体肝移植的供肝标准。

    中国有那么多病人需要救治，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只靠我们一家医院，只有让更多的医生和医院掌握这样的技术，才能挽救更多的孩子，而我们走过的弯路，不能让别人再走一遍。

    上观：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患者的健康，甚至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夏强：我们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必须保持对生命的敬畏，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台手术。年轻医生刚开始做手术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就是刚刚熟练的时候。等到历练多了，就会知道每一台手术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没有两台手术是完全一样的。

    我曾经也有年轻气盛的时候，甚至觉得没有我做不了的手术。而这其实恰恰是经验不足的表现，我现在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我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是：把每一台手术都当作你人生的第一台手术来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犯错，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让患者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科室在招医学生的时候，除了要考核他们的业务技能，更要考验他们有没有成为好医生的潜质。

    上观：成为好医生需要具备哪些潜质？

    夏强：第一，要有爱心。爱心不是一种职业习惯，而是要发自内心。如果没有爱心，你技术再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第二，做医生一定要严谨。比如，在做手术的时候，缝5针就是5针，6针就是6针，1毫米就是1毫米，不可以有丝毫偏差。有些年轻人说跟我在一起工作挺累的，说我是典型的“处女座”，太完美主义。我不懂星座，但我认为，严谨细致在手术中是必须的。

    第三，要耐得住寂寞，要终身学习。做医生不是掌握一点知识和技术就能管一辈子的，当今医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不学习、不读书、不参加学术交流，过个一年甚至只要半年，就会落后。

    我招医学生的时候，还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选择报我们这个专业跟家人商量过没有？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可能会比较辛苦，收入也不高，需要家庭的支持。选择医学就意味着不能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假如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工作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落差很大，在面对诱惑时就容易走上歪路。

有着180年历史的仁济医院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

务实、谦和、内敛、包容，

与上海的气质一脉相承

    上观：自2021年起，您担任了仁济医院院长，听说您一年还能做100多台手术，您是怎么平衡手术、科研和行政工作的时间的？

    夏强：每周一上午看门诊是我多年不变的习惯，下午我会主持参加医院的各项行政例会。周二到周四是我理想中的手术时间，但由于各项行政工作，这3天的手术时间常常会被压缩。周五、周六是学术会议时间。周日和平时的晚上，我会跟科室的同事以及学生们讨论一些研究课题方面的问题。

    上观：在手术台上，您技术精湛，面对病人时，您温和细致。作为一家大医院的管理者，您的管理风格又是怎样的？

    夏强：我担任院长后第一次参加行政例会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新来”的、从临床来的，如果我说错了什么，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平时与人相处很温和、很客气，但对于工作的要求很高。

    上观：当前对于医院管理，您最关注哪些方面？

    夏强：一家医院首先要具备过硬的医疗技术，学科建设、学科人才的培养是我关注的第一要点。每个学科都要有自己的绝活，既要有拿得出手的技术，还要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

    医院还要有一流的服务。医生开刀开得再好，对病人板着脸、态度冷冰冰的，病人能满意吗？有人说，来医院看病的人一多，排队等候时间长，病人的就医体验肯定不会好。但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内部的细节上找原因。我带着行政部门的同事到急诊走了一圈，我建议他们脱下白大褂，自己体验一遍病人的看病流程，看看还有哪些环节可以改进，设身处地为病人想一想。

    说实话，做了两年半的院长，我自认为依然是个“新兵”。现代医院对管理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将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向前辈和优秀的兄弟单位学习，把仁济医院180年的历史传承下去，不辜负手里的这根接力棒。

    上观：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西医医院，仁济医院今年即将迎来180周年“生日”。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气质，您是如何理解仁济医院的气质与文化的？

    夏强：仁济医院最大的特点是务实、谦和、内敛、包容。这也是我们医院180年来一贯的气质与文化。仁济人少有豪言壮语，但脚踏实地，非常务实。

    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仁济人”，我的博士学位是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读的，选择到仁济医院来工作是我的幸运。正因为这里有着非常包容的氛围，我才能在这里成长起来，更好地为医院、为患者服务。

    包容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医院文化，对于有创业热情、有事业心的年轻医学人才，仁济都会给他们一片很好的土壤，为他们搭建良好的平台。而这份大气谦和、海纳百川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所在。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西医医院，我们与这座城市一起发展，与这座城市的气质一脉相承。

    题图来源：仁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