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院士不是学术生命的终结，而是更重要的终身使命的开始，生命不止，奉献不停。”11月15日，枫林医泽——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士精神展开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在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中这样阐释院士精神。

    他们眼中的院士精神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什么是复旦院士眼中的“院士精神”？

    闻玉梅说：“工作成果是评选院士的条件之一，成果会不断被超越，精神却是永恒的。科学道德、科学精神、优良学风、表率作用、培养人才是院士精神的体现。院士拥有最高学术称号，理应有更高、更远、更忠诚的为国为民的精神。”

    面对一个科学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杨雄里认为，作为院士要谨慎发表意见。“即使在自己从事的熟悉的研究领域，也要考虑到，所积累的知识，所做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被新知识的海洋淹没。”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王正敏分享了耳鼻喉科青年医学科学家不久之前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基因治疗感音神经性聋，为耳鼻喉科精准医学发展铺下了牢固可行的新道路。他希望能通过展览为复旦新生代医学科学家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此次院士精神展通过陈灏珠、沈自尹、汤钊猷、闻玉梅、王正敏、周良辅、杨雄里等7位院士，以及韩启德、桑国卫等15位校友院士的160余件珍贵史料实物，展现他们在诸多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也代表言传身教、发蒙启滞，继先贤而启后学的精神。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共同为展厅揭幕。“以院士为代表的上医前辈，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凝聚起追求真理、科研报国、服务人群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宝贵丰富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大力弘扬。”裘新表示，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广泛发动师生向大师名家们学习，见贤思齐，在校园内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尊重创造、创新报国的浓厚氛围，为建设科技强国、健康中国汇聚澎湃动力。

    “我走得并不快，但是在别人停顿的时候我也在走”

    诸多展品中，有一本和学生证差不多大的证书，静静地躺在“脑的奥秘的探索者——杨雄里院士”的展柜中。证书不大，来头不小。

    证书左侧页上写着：“杨雄里教授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这里所说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说起自己的成绩时，杨雄里认为勤奋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天才，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最后能够成功的人，都离不开勤奋的工作。“我走得并不快，但是在别人停顿的时候我也在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走在了前面。”

    杨雄里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个年代，大学里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苦学之下，杨雄里可以用俄文阅读高尔基、普希金原著，甚至可以在老师用中文讲课时，用俄文做笔记。但他很快意识到要从事科学研究还必须掌握更多的语种，特别是英语。

    随后，他开始用课余时间自学英语，早起晚睡成了他大学生活的铁律。每天天还不亮他就起床，当时，他还没有手表，只有教学大楼上的大钟告诉他时间是凌晨2点30分。后来，他用一年学会了用英语阅读、交流。

    大学期间，为扩大知识面、了解国际科技前沿，杨雄里阅读了大量科普读物，他将俄文科普杂志上《蓝色阳光电池》一文译成中文寄给《科学画报》编辑部，很快录用。“当时还是学生的我用‘处女作’2元稿费加母亲寄来的1元生日贺礼，买了本《德俄辞典》自学第三门外语——德语。”

    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也为他抓住出国深造攻读博士提供了机遇。1980年-1982年，他在日本进修期间获学术博士学位。期间，他不仅完成了全日文的博士论文，并在毕业答辩的两个小时里，全程使用日文，“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没看过一页稿子，所有的内容，我都已烂熟于心。”

    回国后，杨雄里和他的团队应用多学科的技术，在几个层次上，对视网膜神经细胞处理信息的特点，以及信号调控的方式和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成果。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仍是他的重要研究方向。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科学研究这条艰辛的道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半个多世纪来，有许多成功的喜悦，从事科学研究对于我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终身教授的他坚持只看普通门诊，89岁时，他大年夜仍在为病人看诊

    2020年12月，沈自尹中西医结合展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揭幕，沈自尹家属捐献了近千件珍贵史料。为了增加展品的丰富度和完整性，开展前，家属又向图书馆捐赠出8件史料。

    展柜里，一排整齐摆放的方印格外醒目。其中，三枚是沈自尹工作时常用的处方药和膏方专用印。

    1947年，沈自尹考入上海医学院。1953 年8 月，二次分配重回上海医学院，任“助理住院医师”。195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跟随著名老中医姜春华从西医转攻中医，也开启了与中医结缘的半生。

    “当时，他就觉得这是党需要他必须去做的，是党交给的任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医学，从来没做过其他的事情。”女儿沈蔚说。

    跟随老师边学习中医理论，边临诊，边总结，1959年，由于对中医的发扬与贡献，师徒二人共同获得“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

    结合自己所长的西医，沈自尹希望“能把中医的理论用西医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他从肾的研究出发，率先揭示肾阳虚证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和紊乱，并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其有特定病理基础，成为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收益更高的药物研发的相关研究，对于基础理论就不大重视。我父亲还坚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沈蔚忆起父亲常说，“做基础理论研究，要勤勤恳恳、甘于寂寞，很枯燥时还是必须要坚持，坚持了才会有成果。”

    以“肾”为关键点，沈自尹开启了对中医脏象学说的发展性研究，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三枚工作印之外，还有两枚方印是沈自尹亲手书写，并刻章送给女儿们的礼物。一枚刻着“梅花香自苦寒来”，另一枚刻着“君子以自强不息”。希望以此激励，要自求进步、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在沈蔚看来，这两句话，也是父亲一生的追求和真实的写照。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沈自尹坚持只看普通门诊。沈蔚记得，父亲89岁高龄时，还坚持在大年夜当天为病人看诊。

    此次开展同期，就在沈自尹院士展厅，第三届奖学金颁奖仪式同步举行。2020年7月，沈自尹家属将出售房产所得的5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沈自尹院士医学发展基金”，每年收益用于发放奖学金，奖励扶持品学兼优的医学生。截至目前，已有60位优秀医学生受到励学金扶持，以资助他们在医学学习研究上走得更远。

    “肺病学有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呢？”

    上世纪50年代，上医共有16位一级教授，当时一级教授被形象地称之为“学术地位的最高标尺”，吴绍青就是其中一位。

    此次仪式，也为重要捐赠人颁发了捐赠证书。一级教授吴绍青先生家属特别从国外回到学校，向图书馆捐赠包括吴绍青教授“上海市一九五五年先进卫生工作者”奖状、“上海市一九五五年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先进卫生工作者”奖状、手稿、相关照片、扁桃体切除器止血钳等245件史料。

    “爷爷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把他的史料捐给学校也是一种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吴绍青的孙女吴明安说。

    这批史料中虽然有很多张珍贵的奖状证书，但吴明安觉得最难忘的是那张爷爷批阅自己打字功课的手稿。1975年，吴明安从插队的农村回上海后，爷爷就手把手教她英文打字，熟悉自己的工作。“这样年事已高的他在家中就有了工作的助手，可以在有生之年多作贡献。”

    练习英文打字时，爷爷对吴明安要求严格，“他只要发现其中有一点小错误，便不允许我涂改，一定要我重新打一遍。”

    那张薄薄的打印纸上，手写这样的批语：“我很高兴，你打的很好，为求改进，应做到以下各点：复核我改的错误，虽然极小一点也不放过，这样才能提高准确率......”当时，吴明安只觉爷爷严厉，有时还被批评得掉眼泪。“但正是他的谆谆教诲，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乃至生活中得益匪浅。”

吴明安（左一）与祖父吴绍青

    1957年，吴绍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去印度新德里参加国际防痨联合会召开的第14届大会。会上，他宣读了《结核菌的耐药性和致病力的关系》一文，广受好评。

    “爷爷问我：此时，你说我感到高兴吗？当时我不假思索说，当然高兴了”。令吴明安想不到的是，爷爷开口说，“虽然没有人再提出其他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了，肺病学有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解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去研究，所以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呢？”

    吴绍青将一生献给了医学事业，即使是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安排国外医学文献的翻译工作。吴绍青获誉“卓越的医学专家，我国防痨的先驱”。

    下一步，图书馆将对这些史料进行专业保存和展示，让这些史料价值最大化。医科馆也在陆续将现有展览在网上实景在线，结合史料将上医的医脉传承逐步揭示，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

    文：唐闻佳 赵天润
    图：成钊 戚心茹
    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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