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倪思洁

    “怀疑一切权威理论。”

    “你们得折腾。”

    “放开思想。”
 

    6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以“中国高能物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的“科学与中国”云讲堂活动上，五位高能物理领域的院士坐到一起，一边畅谈中国高能物理过去50年的发展，一边喊话年轻人参与高能物理争论，大胆批判质疑。

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争论中起步的中国高能物理

    忆及中国高能物理的起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惕碚总能想到1973年在香山召开的一次研讨会。

    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各种技术方案的较量碰撞、生动而激烈的争论氛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次会议及之后的更多争论，最终让我国确定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电子对撞技术方案。

    “我国高能加速器的发展能取得成功，就是建立在充分的学术民主讨论和争议基础上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从上而下的决定。”李惕碚说。

李惕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回过头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认为，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起点上，“老一辈科学家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

    在王贻芳看来，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中国高能物理过去50年的发展“一步都没有走错”，“无论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还是中微子实验，还是宇宙线观测站，还是‘慧眼’卫星等天体物理实验，都真正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得到了国际认可，也有大量的国际参与”。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变革期的迷茫

    历史让人津津乐道，但现实却依然令人迷茫。“下一步怎么办”是参加圆桌讨论的五位院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做高能物理研究的这些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原宁感觉高能物理已经走进变革的前夜，他感觉“自己像在爬一座看不到顶的山”。

高原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我们气喘吁吁、灰头土脸地爬到这个平台上，建立了标准模型。往下看，山底下郁郁葱葱，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等各种各样研究方向丰富得很，也有很多诱惑，很多同年代的伙伴们如果早点‘下山’，可能也都挺有成就的了。那我们要不要下去？在平台上，还留下了一些事情，例如强子谱的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深耕。”高原宁说。

    面对“上山”还是“下山”问题，高原宁自己的选择是“上”：“山上云雾缭绕，但是藏着暗物质、暗能量和正反物质不对称等等大秘密。”

    在王贻芳看来，曾被视作高能物理重大成就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也成了高能物理正面临的重大核心问题。“标准模型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它不能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现象，所以一定有超出标准模型的新层次的物理，我们如何把它找到，用什么途径去找，走哪一条技术路线？”王贻芳追问道。
 

    喊话年轻人

    希望，被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

    “高能物理发展到今天，是不是走到头了，物理学界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不只有老先生在考虑这个事，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样的思考和争论里来。”李惕碚说，“基础物理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变革的局面，希望青年一代怀疑一切，这个‘一切’是指所有的权威理论。”

    “年轻人还是应该有危机意识。”王贻芳说，“高能物理到了一个不错的状态，如果维持现状，有课题，实验也挺多，把那些实验做了，估计也能有一个不错的生活，但如果维持现状，再过20年，我们又要远远落后于世界。”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粒子物理领域，放开思想，尽可能地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和生说，“粒子物理仍然非常有生命力，它处在重大突破的历史前夜，这个突破有可能是重大实验的突破，也有可能是出现像爱因斯坦一样的人指点迷津。”

陈和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你们得折腾，得有一些目标不断去做去试。”在高原宁看来，研究者和登山者很像，“安逸不是一个合适的追求”，“做研究的人，一生走完以后，觉得这一生还是比较好玩，折腾了一些事情，即使犯了错误，回头看也挺好玩的，要不然我们的研究就太苦了”。

    作为圆桌对话的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詹文龙在总结时呼吁：“在学术讨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比以前弱了，在老一代科学家时代，质疑是比较多的。要做基础研究，要探讨未来，要走没有人走的路，年轻人还得再加把劲。”

詹文龙。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