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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肇邺——清华园里,将时光凝固成诗

2016-11-15   清华大学   阅读量:33

    关肇邺于1929年10月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工作至今。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当选“国家工程设计大师”,2005年获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奖,2010年获第九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等。

    几十年来主持设计并建成工程项目数十项,创造了一座又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优秀建筑。代表性作品包括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三期、四期)、清华大学理学院楼群、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主楼、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等。

    从19岁求学来到清华园,关肇邺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70年。

    70年光阴流转,清华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校西侧,医学院大楼优雅现代,理学院楼群仿佛一双张开的臂膀厚重典雅;在中部,新建的图书馆(三期)红砖古朴与老馆和谐相拥;在学校东区,一体两翼式的主楼楼群忠实地记录着清华历史的印迹,大气磅礴地书写着百年清华的不凡气度……

    而它们,皆出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先生的手笔。

    他像是一位懂得凝固时间的魔法师,将一生的长度幻化为清华园永恒的故事,为清华园,也为自己,沉淀着时光的优雅与从容。步入人生的夕阳,关肇邺并没有停下脚步,2016年,经由他主持设计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四期 ——图书馆北馆(李文正馆)于日前正式开馆。

    李文正馆正门向北开,西侧特别设计的下沉庭院有着斜向45度角的门亭,与对面的明斋(杨廷宝先生建于上世纪30年代)入口相映成趣。红砖墙、坡屋顶的外观延续着前期的建筑风格,拱形门廊呼应着清华建筑的符号,南向大玻璃幕墙与图书馆三期(逸夫馆)相望对话。

    这座新落成的图书馆北馆(李文正馆)让清华图书馆总馆集合了四个时期、跨越百年的历史沧桑,从20世纪初老馆的典雅沉静,到20世纪末逸夫馆的端秀谦和,再到21世纪初李文正馆的清丽俊雅……此刻,时光仿佛如此多余,觅一席静读,不知华灯几时初上,馆舍中书香穿行,一晃已是百年,情不自禁叹一声,书生真好。

清华图书馆的百年变迁

    《新清华》:日前,清华图书馆北馆(李文正馆)正式开馆,您如何评价北馆的设计和建成效果?

    关肇邺:清华园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全球最美的14所校园之一,上榜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清华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过渡非常和谐。图书馆三期(逸夫馆)、四期(李文正馆)设计建造时,我们也希望能与原有建筑以及周边环境达成和谐统一。

    总的来说,图书馆四期虽然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不能说没有遗憾,还是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和不得已。比如三期到四期西侧的连接走廊,不能使三、四期建筑直接相对,稍微歪了一点,但是实在没办法,这就是一个遗憾。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墙。做医学院的时候,我们结合使用了贴面砖和黏土砖,色彩过渡比较自然,做出来的立面效果非常好。现在工程要求不能用黏土砖,只能用贴面砖,所以颜色比较单    一,相对来说没那么生动。

    《新清华》:特别注意到您为北馆设计了下沉式庭院,不像其他紧挨在路边的建筑那么富有侵略性,反而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氛围,您当时设计的初衷是怎样的?

    关肇邺:图书馆北馆并不是我在清华第一次尝试下沉式设计,我先做的是理学院楼群。做的时候,我希望那个地方是个优雅的,大家自发而不是被召集来开会的场所。在这里,师生可以演奏、举办各式活动或是集会,这在国外的校园很普遍。建成之后发现效果和预想的不一样,主要原因是教学区在东边,西区主要是搞理论和实验研究的,人的密度很小,最重要的是建成之后不久就开了西北门,很多车辆进出,和我想象中很安宁的环境不一样了。所以,做建筑设计要考虑很多动态的因素。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一位清华校友发明了一种中国象棋的下法,他想利用这个下沉广场做一个大棋盘,人们戴着面具作为车马炮下棋,我听了觉得很新颖,但是并没有赞成。这样的想法如果在紫荆学生公寓区还可以考虑,但理学院终究还是一个学术区,引得很多人来围观“走棋”,就冲淡了学术氛围,违背了我们设计的初衷。

    第二个下沉广场就是现在的图书馆北馆,做这个下沉广场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做图书馆三期时,我曾提出要做下沉式设计,但由于图书馆老馆有地下室,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浸泡在黄水里,那时北京地下水位也很高,工程处理方法不成熟,所以当时我提出做下沉时被坚决否定了。

    现如今,地下室已经是建筑的必备组成。因为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技术上实现防水,另外还会在地下做一个蓄水池,如果出现积水可以随时用泵打出去,不影响使用,所以我们为北馆设计了两层地下室。而我最初的想法是把第一层地下室作为24小时图书馆,当图书馆大门关闭之后,同学们可以从小亭子下到地下一层通宵看书。但如果完全是地下室,就没有采光和通风,哪怕是窗井,视觉也显得很拘束。通过下沉式设计,让地下一层和地上采光完全一样,而庭院北侧马路对面便是明斋,杨廷宝先生的作品,在建筑上形成呼应的同时带来视觉上的审美享受。未来,地下室将是建筑的一个重要方向。

    《新清华》:清华大学图书馆1919年初建至今,和清华大学一起走过了近百年的流光岁月。您当时主持设计图书馆三期的创作思路和过程是怎样的,有人评价清华图书馆三期是一碗好吃的阳春面,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

    关肇邺:“阳春面”大概是好吃不贵的意思(笑)。

    图书馆一期建于1919年,由美国人亨利·墨菲设计,包括一个书库、一个厅,还有阅览室。整体平面布局像一架小飞机。

    到1931年,一期的规模已经不足以满足师生的需求,需要扩建,于是就建了图书馆二期,由杨廷宝先生设计。杨廷宝先生很巧妙地将一期的建筑“复制”了一个,最巧妙的是做了一个斜的连接体将一、二期连接在了一起。二期中间的轴线以45度环抱式呼应了大礼堂中心的轴线。大礼堂也是1919年建的,面积不大,但是比较高。图书馆一期和二期相隔了12年,设计做得非常好,使用的材料也非常讲究,用了很多意大利的大理石。二期建成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日本人将清华园作为伤病医院,一二期图书馆是当时学校最好的房子,里面的书被撤走,日本人将图书馆作为病房使用。

    抗战胜利后,我来到清华建筑系学习并留校任教,时隔60年,1983年图书馆再次需要扩建,我便接受了这个任务,设计了图书馆三期(逸夫馆)。

“和谐”是要“和而不同”

    《新清华》:您在设计图书馆三期时,又让它与前两期浑然一体。

    关肇邺:这个思想在图书馆一、二期时已经形成了,特别是二期,杨廷宝先生在设计时把建筑做成环抱的感觉。既然他已经考虑到,我更应该考虑到。图书馆所在的区域,建筑主体应该是大礼堂,但现实是,我的三期面积要求做到20000平米,一期和二期加起来是7700平米,而大礼堂只有1000多平米,怎样才能让一个20000平米的建筑不压过大礼堂,也不抢一二期的风头?我想到的是故意把建筑主体矮的部分放在前面,让建筑整体退在后面。整个三期看起来和一二期一样,只有两层,但实际上是五层。这也是建筑设计的一个经验,虽然前面的建筑挡不住后面的高大建筑,但是在人的视觉感受上,不会有近距离的压迫感。

    《新清华》: 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您是如何看待个人风格的?

    关肇邺:这可能和民族特点有关系。我刚上学的时候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学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东方是农耕社会,种地吃粮食,而西方属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生活在马背上。西方最早的文明在希腊、埃及,既有农耕文明也有游牧文化,但后来相对受游牧文化影响更大,因此相比于东方,西方更欣赏健硕有力的身体,以人体的肌肉线条和力量为美,有英雄主义情结。而我们则不然。如果说文化也有“基因”,那么我们主流的文化基因就包括家庭观念很重,有集体观念等。这样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建筑上,最典型的是四合院。四合院反应了中国的家族观念,四世同堂一起生活。而文化基因里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凡是理性的、合理的、显性的文化基因就会一直传下去,凡是感性的、容易被现实改变的、隐形的文化基因就容易发生改变。我所借用的“基因”一词,也许并不是很准确,但我想要表达的是,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在“和谐”二字。“和谐”反映到建筑设计上,就是建筑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要和周边其他建筑发生着关系,不仅要满足它的使用功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带来审美感受。

    《新清华》:您在设计图书馆三期、四期的时候,与一、二期相比各方面外界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实现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呢?您是如何看待习总书记提到的现在许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呢?

    关肇邺:和谐不等于对早期建筑的简单模仿,新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孔子说和而不同,和谐但是不要一样,同而不和是小人,和而不同是君子。应该是在和谐之中有你我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时代不同,所以一定要体现时代的精神。例如,图书馆一二期都有拱窗,但过去了60年,到第三期时再做拱窗就太过时了,而且也不经济。那我们就在入口处做一个拱门,让它有一个和谐的呼应。而现代建筑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使用新材料,所以在屋顶做了一个亮顶。此外,在建筑与周边环境上,让三期“躲”在一二期后面。你从二校门走进来,首先看到的还是大礼堂,而不是体量大得多的图书馆三期。到做四期时,干脆就让它的门朝向北边开。

    现在很多建筑都强调自我表现,希望呈现出“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年轻人都想要最新的东西。现在西方已经开始逐渐反对这样的潮流,回到我刚才说的文化基因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延续了上千年,虽然这和当时技术不发达,不能总是改来改去有关系,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基因的生命力。现在美国至今还在盖哥特式建筑作为国家教堂,他们的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最高法院、美术馆等等都是古典风格。贝聿铭做了一个新的美术馆,大家都认可。这可能跟贝聿铭是华裔有关,他到北京给出的主意就是保存中国特色,这个特色是广义的特色,比如“和谐”。

一条清华最美的路

    《新清华》:我们知道,现在清华的校园里有很多您的作品,您能谈一谈对清华建筑规划设计的思路吗?

    关肇邺:清华园里最美的路是由西校门走进来,在游泳池向北转,西面都是树,东侧先是小水再是大水,水是最灵活的,近春园的亭台在水中留下倒影,然后是气象台,而且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这一点非常好,让环境充满了变化。再往北就是医学院和理学院,相似的清华建筑风格,但和老的又不完全一样。

    我做医学院时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清华古建筑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学院恰好就在这个区域,当时要求建筑高度不能高于12米,所以只能建到三层楼。而周边楼群也都是三层楼,缺少韵律感,于是我在转角处做了一个八角形的门厅,让它多一些变化。

    清华园很美,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分割得很清楚,没有互相干扰。在校园老校区,保留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风貌,工字厅和有垂花门的古月堂曾经是咸丰皇帝做王爷时的住处。

    从西至东,走到学校中心位置,便是以礼堂为中心的四大建筑和周边陆续修建的建筑群,虽然过了百年,但是风格保持统一,既和谐又渐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11年所建的仿文艺复兴券柱式大门的新校门,以及清华学堂等。现在并没有考证出清华学堂最早为何人所建,大概是法国人,因为建筑形式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比较简朴的形式。

    1914年后,美国设计师墨菲参与了校园的设计,扩建了清华学堂,另外修建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这四座建筑被称为“清华学校四大建筑”。四大建筑均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大学建筑风格,都为红色砖墙。

    走到东区,学校主楼建筑群是我1956年开始主持设计的,主要是浅色调、仿苏联式建筑设计。

    这样,从西到东,学校西区、中区、东区的建筑风格便有了非常截然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清华园弥足珍贵之处。

    《新清华》: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这种红砖建筑风格吗?

    关肇邺:美国这种红砖建筑风格又叫Colonial Style,殖民地式,这和美国的移民历史有关,并无褒贬之义。清华建校园时是由美国人设计的,就延续了这种风格。美国后来还出现了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风格,到上世纪80年代改建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时又在复制哥特式风格。可见如果文化的基因是合理的,一定会延续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建筑也处处体现了文化基因的延续性。一次,我带美国人参观故宫,他们问我为什么每座宫殿都有一个匾额,我告诉他们,因为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在太和殿,他们问我这个房间叫什么名字,我用英文告诉他们the Hall of Super Harmony。他们很惊讶,觉得一个房间的名字如此有哲学意味和深刻的内涵。因为在西方,名字都非常直白。比如在白宫,总统办公的地方叫椭圆形办公室,英文名就是the Oval Office,此外还有蓝房(the Blue Room)、绿房(the Green Room)、红房(the Red Room)。

文化基因代代流传

    《新清华》: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割裂呢?

    关肇邺:清华建筑学院的创始人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我先考上燕京大学理学院,一次偶然的机会,聆听了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的演讲,他那次讲的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其实这个跟我学的专业是离得很远的,可是我一听就很有兴趣,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就转到了清华建筑系。

    而梁思成的成就与品格也继承自他的父亲梁启超。据说,梁启超晚年左肾患了结核病到协和医院治疗,需要割除,结果医生匆忙之下判断失误,将健康的肾割去了。面对这样重大的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梁启超淡然地叮嘱身边的人不要宣传,他说我们正在引进西方医学,不要让人们因此而误解西方医学。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

    可见,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显性“基因”会在一代代中国人的骨血里流传下去。

    《新清华》:北京按规划要在通州建立副行政中心,很多人都想起了当年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梁陈方案”。

    关肇邺:这个一定会有人这么想,不过实际上“梁陈方案”解决不了北京现在的问题。“梁陈方案”是要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在公主坟,公主坟在西三环和长安街交接处,离城中心很近,那时候没有想到北京会发展得这么大。但是梁先生他们的理念是对的,就是把古城保护起来,不要盖高楼,尽可能保持古城的外貌。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动,而是不要把这么多的中央机构都搁在里面,那肯定会很乱。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北京发展到2000万人,所以即使他们的思想是对的,可能也无法实现。

    《新清华》:梁先生还提到过很多次城墙保护的问题。

    关肇邺:城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修地铁,如果现在要修的话就没这个问题。现在有盾构技术,先钻一个洞,然后放一个火车进去,火车前头有一个很大的旋刀,可以把石头泥土全部旋开,还有一个传送带往后传。车往前走,同时带着很多管片,泥土被旋开后马上把管片搭起来,就避免了塌方。我们那时候知道盾构这个技术,但是没有设备,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先进、花钱很多的做法。所以,要修地铁,如果不做盾构,就得拆房子,把土全部挖开,地铁修好后再填回去,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笨,但其实最省钱。而且,当时修地铁也出于一种战备思想,就是地铁要做得深一点才可以防止被炸弹命中。

    拆城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伦敦、巴黎、柏林都把城墙拆了,比咱们拆城墙早好几百年。那时候人们要建一个城市,把觉得碍事的都给拆了,保护古迹、文物的概念当时外国也没有。我们在当时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后来西安的城墙就保存下来了,平遥也是,北京如果一定要保存也是可以的。“梁陈方案”有合理的一面,不过并不能做到想象中那么理想,因为北京太大了。所幸西安后来汲取了北京的教训,实现了梁先生的想法,城墙上是一个公园,上面可以看风景

    《新清华》:您87岁的时候把清华图书馆四期建成了,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关肇邺:我在清华住了60多年,现在87岁。我对清华不仅熟悉,更充满了感情。

    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比如清华学堂附近的建筑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整理,有没有可能在清华学堂和新水利馆之间形成一个围合空间和下沉式的庭院,里面有水池,有倒影,在这样安静而古朴的环境里,打造一个比较安静的小的空间……

    当然,我最终的愿望是希望清华变得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