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8日，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天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南方医科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第四位院士，也是由学校自主培养的工程院院士。
今年61岁的高天明为人低调，平时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却常能推出重要发现，斩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他聚焦人们“不快乐”的机理，另辟蹊径揭开了抑郁症的神经调控之谜；而他最大的快乐，就来自潜心研究取得新的发现。
当选院士后，高天明接受了南方日报、南方+记者的专访。眼前的他一头白发、衣着简朴，言语间流露着对医学研究的执着。说到忘情处，他会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
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老顽童
高天明6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的手绘漫画。
高天明6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一幅手绘漫画。画中高天明目光炯炯、白发苍苍，身披红色斗篷，手指触着星云形状的大脑星形胶质细胞，口袋里一只小白鼠探头探脑，电极、大脑、显微镜环绕四周——好一个可爱的科学老顽童！
神秘的脑科学，是他一生潜心钻研的领域。但高天明说，自己从来都不是尖子生，只是对世界一直充满着好奇。
您从小就是学霸吧？
高天明：我学习成绩从来都不算是最拔尖的，算是中上游吧，大学成绩也就是前10%到前5%的水平。上完高中后，1977年我下乡去山西老家西北部的农村，干了一年多农活。
1978年恢复高考，我也去考了，但那时候基础太差，第一次没考上，就去当兵了。当了两年兵，在部队补了不少物理、数学的文化知识，1980年，我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南方医科大学。
其实一开始我对学医是没有感觉的。我所在的是一个雷达部队，当时想，要是学无线电多好。被录取学医，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也就慢慢地爱上它了。
为什么没有当医生，选择了做基础研究？
高天明：我读的是临床医学，其实出来是可以当医生的。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对科学家非常崇拜，我也更愿意做研究。大学最后一年到医院实习，当时我感觉自己更喜欢研究类的工作，更想探索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从小我就爱看书，也看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可能那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吧。在下乡的时候，干完农活休息时都是在看书。那时候书很少，一本书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政治的书，都很想看，对一切知识都非常好奇。
在部队的时候，周末我经常跑到书店看书，有些也看不懂，但就是很感兴趣。部队发的津贴我常拿去买书，堆满了宿舍。上大学期间，我自己花钱订了自然科学类的杂志。上课也不仅仅是学课本上的知识，还喜欢去琢磨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求知欲是最好的老师？
高天明：我经常想，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不爱看书不爱学习呢，是不是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学腻烦了，把学习看成负担，到真正要探索的时候，就没有求知欲了。我小时候并没花那么多功夫在课本知识上，后来也没有做得很差。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愉快的，有了新的发现就很激动，感到很有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学那么多课本知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我对学生说，没必要考90分，掌握的书本知识够学习新的知识就行了。为了提高一点分数花太多精力，还不如去探索一些感兴趣的东西。
我招研究生，首先就是他们要有研究兴趣，没兴趣就无从谈起。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有一定的做科学研究的能力，科研不是谁都能做的。我经常给本科生讲，可能你们毕业后不一定做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工作，但如果培养了学习的能力，不管做哪一行都将受用一生。
“不开心”可能是大脑有问题了
人为何会抑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ATP（三磷酸腺苷）是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高天明团队创新性地发现，抑郁可能是由于大脑中的星形胶质细胞释放ATP不足导致，补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他们关于星形胶质细胞功能的研究，解开了抑郁症与自闭症的神经调控机制之谜。
为何选择脑卒中和抑郁症作为研究方向？
高天明：在我国，脑卒中无论是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高，临床治疗手段却很有限。我岳父岳母都中过风，岳父因此卧床十余年，让我体会很深。
抑郁症的影响面比脑卒中更宽，如今上学、就业、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而压力大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100个人就有5个人患抑郁症，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发病率更是高达40%。到2030年，抑郁症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有可能在所有疾病中排到首位。所以我对它们有兴趣去研究。
抑郁是心情不好、想不开吗？
高天明：想不开或是心情不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可能是大脑有问题了。压力是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的最大危险因素。现在已经比较明确，在压力情况下，我们大脑在分子层面会发生一些改变。
我们在动物模型上筛选这些分子时发现，ATP在抑郁动物大脑中水平降低了，猜想它可能和抑郁有着密切关系，并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
目前抗抑郁症的药物起效一般要4周左右，而补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在动物身上治疗1周就能起效。如果这一成果能用到人身上，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另外，现在的抗抑郁药物对约1/3的患者是无效的，ATP对他们会不会有效，也是我们想搞清楚的。
目前抑郁的诊断主要还是通过量表等方式，受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客观地来诊断抑郁症。这也是目前抑郁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能不能找到让人快乐、不抑郁的办法？
高天明：现在大家都知道，快乐的感觉来自大脑里的一些神经环路活动。能不能激活这些系统，来治疗抑郁症？这是一种思路。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像体育锻炼一样，锻炼人们的抗精神打击能力，减少抑郁发病的可能性。
我们在动物实验上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发现。小鼠是群居动物，我们发现，把刚断母乳的小鼠隔开单独饲养，过几天再放回群体，这些小鼠长大后面对比较严重的压力时，更不容易表现出抑郁。我们正在寻找这种“挫折教育”在分子层面的物质基础和科学证据。
通过基因分析发现，奥秘可能就在于能量的代谢提高了。轻度的压力提高了动物能量合成的能力，并储备起来。遇到一些大的挫折时，大脑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应对。如果能量不足，神经细胞的功能就可能异常；有了能量储备，就可以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
研究中心主要做哪些研究？
高天明：脑科学是很大一个范畴，我们脑中心根据国家脑计划的布局，重点研究脑的一些重大疾病，例如儿童自闭症，青年和成年人的抑郁症，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为解释疾病发生的机制及诊断治疗提供实验依据，甚至直接实现转化。
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就是想整合大湾区的科研力量，开展更多的合作，来攻克一些问题。这几年我们大湾区也引进了不少著名的专家。但现在大湾区与北京、上海还有差距，我们希望提升大湾区的脑科学研究水平，做到三足鼎立。
做研究要对得起老百姓
作为一位研究“不快乐”的院士，高天明的快乐来自科研上的新发现。他反复强调，做科研最忌急功近利，呼吁要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潜心做好基础研究。
“他把我们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本科生，当做未来会发现创造、改变世界的脊梁来尊重与培养。”在高天明当选院士的消息下面，一个学生写下留言。
如何看待自己的院士身份？
高天明：选上院士，很多人祝贺我达到目标了。这怎么能算目标呢？把当院士作为目标，就有了功利心，就做不好事情。对科学家的认可，应该是学术成果被所在的领域承认，更新了人们的认知，被写到教科书、专著中，能够转化应用到社会上去。
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当院士，只是用心去做，能做到哪就做到哪。当了院士要做的事情还是跟原来一样的，能再做一些基础研究，在疾病的理论上能够有新的突破，有一些成果能够转化，无论诊断还是治疗，在人身上见效，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为什么一直都非常低调？
高天明：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道家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做事需要有水这种品性，与世无争，沉下心去做。如果能达到这种思想境界，就更有可能做出好的科学成果。在做人上，我很欣赏儒家的君子之风，以君子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善待别人。但我认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在科学研究上就不行，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做不好科学家。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点性格，一门心思去做。
学了医却没有在临床工作过，会不会遗憾？
高天明：那倒不遗憾。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年，国家和广东省均发文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我非常认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仅看眼前利益。科学研究周期很长，基础研究可能5年10年也不能见到效果，但必须去做。没有好的基础就想转化，那是做梦，纯粹是自己骗自己。
我经常教育学生们要珍惜做研究的机会。做研究的钱哪来的，都是老百姓交的税，如果不认真，浪费钱，还不如不做，把这些钱用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小孩去上学。
基础研究要怎样才能取得突破？
高天明：这个没什么锦囊妙计，就是要营造一个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基础研究在哪里会有重大突破，是无法规划的，就是要让有兴趣的人去自由探索。
做科学家是很寂寞、很熬人的。我们需要培养队伍，沉下心来做基础研究。现在中国的科学研究队伍并不大，需要培养大批感兴趣的年轻人去做研究，慢慢地中国的科学才有可能冒头。我年纪大了，越来越感到培养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光我们这些人还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让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