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有梦 眼里有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空军某部高级工程师 俞梦孙

    我出生于1936年，入伍参军到今年整70年，我名字中有个“梦”字，心中也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有着许多与空军关联深刻的“梦”之渊源。讲述我个人成长与空军发展壮大的蓝天故事，也是追寻强国梦强军梦的奋斗史。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重大方向选择，始终与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紧密相连，与祖国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青年时期的俞梦孙

    1950年，一批批热血澎湃的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当时正在读初中的我，看着报纸上的火热宣传，聆听前线战士回来所作的报告，内心深处的渴望无比强烈——为祖国、为人民，一定要尽快去参军。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放弃自己3年来对无线电技术的痴迷爱好，抱着“只要能上战场干啥都行”的想法，在上海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正巧军队招收一批学医的学员，计划短期培训后，奔赴朝鲜战场。顺利通过报名考核后，7月15日，我们大概800名同学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其中包括我在内的约200人，又换乘汽车，到达南京丁家桥，即南大医学院所在地。

    这是我当年参军入伍的第一站，而南大医学院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大学医学院。我最终还是没能去成战场。随着前方形势变化，因空军发展需要，上级决定，我们这批200多名学员，高二以上的留在南京大学医学院读本科，而高二以下的则转至空军华东中级医校读专科。

    当时正值空军组建之初，急需一批懂航空医学的军医人才，于是，空军各组建了几所培养青年军医的学校，南京方面正好需要120名生源。经组织协调，决定将我们这些学员一分为二：约120名学员调拨给南京空军培养，剩下的80名留在南大医学院，改学口腔专业，培养成口腔科军医。我在南大医学院学习训练了100多天，相当于过渡期。1951年10月，我服从上级安排，正式成为空军的一员。

    1951年10月之后，我在南京空军学校学习了两年半，于1954年4月分配到徐州空军五预校门诊所担任助理军医。1956年2月调回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医班继续学习，8月毕业后，改任为军医。在毕业教学座谈会上，航空医学研究所领导和老教授们发现我在无线电电子学的医学应用方面兴趣浓厚，于是决定把我留在研究所工作。那一年我20岁，这是我步入航空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端，自此，我开启了与空军发展历程割不断的65年。

△1977年俞梦孙在机场与飞行员一起分析飞行参数

    1972年，我带领团队早于美国7年构建了火箭弹射时人体脊柱的系统响应模型及其安全标准，并领先于美国装备在现役飞机，显著增强了飞行安全性。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第四军医大学派人到航空医学研究所调研，聘请我担任硕士生导师，1999年又聘任我为四医大博士生导师。从那以后，我不仅为学校培养了数十位研究生，更重要的是，在我做研究生导师的25年中，又做出了至少五项以上具有世界性、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性成果，并且逐项得到了发展落实。

    半个世纪过去了，培养我的母校已于上世纪末并入第四军医大学。前几年，我工作生活了65年的单位，原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也随原第四军医大学一起合并为空军军医大学。后来，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成立后也并入空军军医大学，我受邀参加了中心成立仪式。部队集合时，军靴踏地的脚步声，那是一种不可比拟的向心力凝聚力真实地触碰在身体上，击打着军人的内心，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肩上重担千钧。

△俞梦孙院士在高原为飞行员测量血氧饱和度

    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而我从事航空医学科研工作也已65年。走在学校的林荫路上，我经常感慨，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我和战友们很多人生的礼物。搞学术的人肯定都体会过做学问的寂寞和实验失败的苦闷，现在如果你要问我一个人痴迷军事科研多年独自踟蹰克难的心情，我想起的却不是孤单和路长，而是波澜壮阔的事业和天空中闪耀的星光。

    我想，拥有强大的空天力量，才可捍卫岁月静好、山河浩荡。我们一代代军人，始终有着最朴素的爱意和最坚决的勇气，我想这也是每一位“后浪”都甘愿前赴后继集结在一起的袍泽之情。  

    军改之后，我感觉一扇新的大门才打开，一条新的报国路才刚刚开始。我感恩组织的关怀，让我依然能够与志同道合的战友们，继续在航空医学科研的神圣殿堂里不断追梦，能够与新时代的空军人一起逐梦空天，延续这个关于信念和梦想的接力传递。

    愿我们都是心里有梦眼里有光的人，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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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李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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