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作者罗安

    罗安，电力电子变换与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工业企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1993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德国Duisburg大学、英国Bristol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电能变换与控制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明了多种大功率电能变换系统及控制方法，研制出大功率电磁搅拌、大电流电解等电能变换与节能装备，并将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冶金、化工、电力等领域的多家企业。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获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中国专利金奖和优 秀奖各1项、省部级一等奖8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带领“电能变换与控制”研究团队荣获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奖）；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现任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变，举世瞩目。而40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令我记忆犹新。——罗安

    我出生于1957年，父母都在长沙一家国企从事财务工作，我是家中四兄弟里最小的一个。
    1974年，我高中毕业，按当时的政策，每个城市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留在城市工 作，我大哥和二哥都已下乡，三哥留在市内集体企业工作，所以我必须下乡务农。在乡下当知青的两位哥哥劳动一年所挣工分难以自给自足，经济上还要靠父母支持，如果我再下乡，家庭经济将难以为继，考虑再三，父母决定把我留在家中。
    那年我17岁，为了帮家里节省开支，曾只花3元钱买了一卡车煤灰，独自一人动手做蜂窝煤，一车煤做的煤球，够家里做饭烧水用一年。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也曾走出家门四处打零工挣钱。
    我先找到长沙坡子街的一个铁铺，师傅看我虽然身板瘦弱，但抡起铁锤打铁还像模像样，就把我留了下来，我这一打就是半年。后来，铁铺老板发现我没有“留城证”（当时能留在城市工作必须有的证明）之后，就把我清退了。当不了铁匠，我又去学修皮鞋，还跟着裁缝师傅学缝制衣服。到现在我还能独立做衬衣、裤子呢。
    后来，听说长沙修路（现在的长沙芙蓉南路其中一段）需要人挑土，而且不查“留城证”，我就赶紧去报名。那时一个挑土队有20来人，按每个人完成的工作量发放工钱。当时我就“霸得蛮”地干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70多块钱。记得有一次，我拖土的车翻了，连人带车从山坡上滚下来，右手缝了十几针，这伤疤连同挑土的记忆一直留到现在。由于我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到大都是穿三个哥哥的旧衣服。就靠那段时间挑土，我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了我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高中毕业后的日子就是在一天天打“黑工”中度过的。偶尔碰到自己的中学同 学，他们关心地问：“你怎么办？你没有下到农村，那你这一辈子都可能没有正式工作呀！”

    当时的我真的感到很迷惘很无奈。
    1977年秋天，无线电广播传出一条消息，中断十一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将要恢复，这条消息瞬间使我在迷惘中看到一片曙光，让我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追求目标，那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算得上是个优等生。虽然那时的学校常常受到“文革”运动的干扰，学习风气不太好，但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在学业上总是从严要求我。我对数理化课程很感兴趣，数学常常能考满分，物理化学也常常在90 分以上。尽管如此，我也丝毫不敢马虎。为了备战高考，我那时可是下足了工夫。白天，我自己在家复习；晚上，就去在长沙市十九中任数学老师的堂姐家学习。堂姐还专门为我请了化学老师补习。为了弥补逝去的那几年宝贵时光，我夜以继日地学习，每次从堂姐家学习完回到自己家，差不多都是凌晨2点了，第二天又是早上6点起床，接着复习。在我看来，数理化应该是自己的强项，但语文却是我的弱项，我担心高考时语文会拖后腿。
    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为我暗暗下了笨工夫。我家住在湖南第一师范附近，当时在第一师范的学习墙上，贴了很多好文章，父亲就把这些文章抄下来，让我逐字逐句背，差不多有一百来篇，我背着背着似乎也对写作有了一点感觉。
    这样“玩命”地复习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有人突然告诉我，像我这样既没有下到农村，又没有“留城证”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我顿时万念俱灰，准备放弃复习。是母亲给了我信心，她安慰我，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千万别放弃。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没停下我的复习计划。终于机会来了！上级通知：1976年毕业的高中生要下放到湘潭县的郭家桥公社。虽然我已经毕业两年了，但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农村当知青，这样，我就有资格参加高考了。
    我背起装满资料的行囊和其他知青一起从长沙市下放到了湘潭县的郭家桥公社。边劳动边复习，那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我和其他知青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去挑河底的淤泥，用于肥田，路上往返20多里山路，上坡下岭。回到宿舍，筋疲力尽的我还要拿出书本来复习几个小时，有时候实在太困，我就用冷水洗把脸，冲个头，清醒一下 大脑，又接着复习。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备战高考。期盼已久的高考终于到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我三四点钟就起床了，步行20多公里路赶到考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知青点的农民到中午时还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饭菜，我至今还心存感激。

    在填报志愿时，我感觉自己考得不错，没有半点犹豫，把三个志愿全填上了自己认为的最好的大学——湖南大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我正在生产队一个200多米高的陡坡上种竹子，突然来了一个邮递员，他一边挥舞着录取通知书，一边喊：“罗安！罗安！你的通知书来啦！” 一时间我高兴得不得了，跑着、跳着，竟从200多米的陡坡上滚了下来。我一看，果然是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是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当时我的那份激动难以言表，身上的伤痛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进入湖南大学就读，我如愿以偿地学了自己第一志愿的专业——工业企业电气自动 化专业，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又是一次新的开始。那时每个专业只有一个班，全班42个人。我发现每一个人都玩命地学习，恨不得能弥补所有被耽误的时光。在我们这一代人 看来学习就是带有一种抱负感、使命感、责任感。大家都满怀着雄心壮志，觉得一定要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以后要为社会多做贡献，否则，就对不起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对不起父母为我们的无私操劳。
    我的大学生活完全是典型的“三点一线”，白天到教室上课，晚上在图书馆自习，还有就是去实验室做实验。晩上11点宿舍熄灯后，我就点煤油灯看书。由于用眼过度，不到半年，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那时父亲的业余爱好是组装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他花了不少钱买了很多元器件在家里。我耳濡目染，从小也跟着父亲玩起了无线电，把元器件组装成收音机。得益于此，上大学后我的数学、模电等科目成绩都很好，数学基本是满分。上课时老师教讲的电模知识我都懂，一时有了骄傲的情绪，有些课我都不去上了。结果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模电成绩只考了 70多分，这给我敲响了警钟——学习来不得半点骄傲。有了那次学习上的教训，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再没走过弯路。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湖南大学计算机系工作；1986年我在湖南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湖南大学电机系工作。在湖南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总觉得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还要继续学习。199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有关德国优秀博士路甬祥院士的《我的事业在中国》的长篇报道，深受感动，通过认真备考，我考取了浙江大学路甬祥院士的博士生。1993年，我获得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和2000年我分别去德国和英国留学攻读电气工程专业；2003年我重新回到母校湖南大学工作至今。

    由于有了较长时间厚重的劳动、学习与教学、科研基础，我在我所热爱的专业领域，与团队的师生一起取得了一些成绩，自己也觉得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能为国家的教书育人及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甚感欣慰。回首自己的学习及工作经历，我万分感慨，如果没有40年前高考的恢复，没有我在艰苦环境中的坚持学习，没有要考上大学的目标和坚定信念，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40年后的今天，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的人和事我都已记不清了，可唯独那场高考让我刻骨铭心。那一场高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成为我终生铭记的人生转折点。
    感谢难得的历史机遇！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来  源| 湖南大学出版社
    编 辑 | 陈  卫

    校 审 | 罗  瑶  杨  刚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