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上午，在北京医院，医生告诉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院士：彭先生的情况不是很好。晚9：30左右，与吴岳良、牟克雄两位副所长碰完彭桓武先生的情况后，刚回到家中，欧阳钟灿就接到医生的电话：彭先生的血压下去了。欧阳钟灿立即赶到医院，不幸，彭先生于当晚9：40逝世。

“1月22日，彭先生因感冒呼吸困难被送往北京医院。2月初，周光召先生到医院看望彭先生，这时先生已经插上呼吸机不能讲话了，他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多谢了，生命只魂在耳。’先生是在说‘我的生命只剩下灵魂了’。”

3月1日下午，在理论物理所办公室，欧阳钟灿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了彭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况。理论所照顾彭先生多年的研究员庆承瑞、博士生邵振和有关工作人员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老先生对人非常好”

3年前，欧阳钟灿和彭桓武几乎同时搬入中关村新建宿舍楼，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欧阳钟灿晚上经常到彭先生家看看，他说：“一起住了3年多，我很高兴，向他学了很多东西。不是我照顾他多，是我向他学习得多，他真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坚决不要别人照顾。他生活非常简单，总愿自己安排自己。”

自从彭桓武住进北京医院后，欧阳钟灿、吴岳良和牟克雄每天都会轮流到医院看望。欧阳钟灿说：“彭先生到最后的时候还在研究宇宙学，就是广义相对论，住院时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给他一台笔记本电脑，他想用它来写文章，但其实他的病已经很重了。电脑送到医院后，学生们还给他安装了Scientific Word。”

“住院时，我征求他的意见：要谁来医院看他。我说让学生来，他点头；我说让黄祖洽院士(彭桓武的第一位学生)来，他摇头，因为他不愿意麻烦老人。当我说路甬祥院长要来医院看他时，他在纸上写道：'你问大夫，看可以不可以？’大夫说可以后他才点头，他怕影响别人。这位老先生对人非常好。”

“老先生一心想的就是科研，去世前还在跟湖南大学物理系主任刘全慧合作写一篇文章。刘全慧这次特地到医院看他，一见面就在纸上写道：'你算出来了吗？’理论所的陈裕启研究员到医院看他时，他在纸上写道：'实验对你有帮助乎？’在医院里见到这两个人时他最兴奋。”

2月18日，黄祖洽到医院探望彭桓武。2月21日，当于敏院士到医院探望时，彭桓武已经不能睁开眼睛了，在仔细询问了彭先生最后的情况后，于敏对欧阳钟灿说：“彭先生真不简单，一辈子都在为科学贡献。”

彭桓武的夫人刘秉娴于1977年8月去世，他一直将她的骨灰存放在家。2005年，两人唯一的儿子彭征宇因病在美国去世，他将儿子一半的骨灰与夫人一半的骨灰合并，撒在颐和园。

欧阳钟灿说：“老先生留下遗愿：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骨灰与夫人刘秉娴的骨灰合并，不存放公墓，归返自然；藏书赠理论所图书馆，电脑、打印机等归还理论所等。”

“拉近理论和实验的距离，彭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吴岳良讲述了最后一次去医院看彭桓武的情形：“当时他的血压低于100，他看了我一眼，我在他耳旁说‘祝您能早日康复’，他的血压增加了一点，到了正常范围。我想也许是他听到我的声音了。我甚至梦见他病好了，能继续和我们讨论问题。”

吴岳良1982年考入理论所读研究生，他说：“我考研究生就是冲着彭先生和周光召先生的。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全国理论物理做得最好的就是彭先生、周光召和于敏3个人。当时彭先生还是所长，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国外留学10年多后，吴岳良又回到理论所，“回来后就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经常不知不觉讨论到深夜12点。我对彭先生的感觉是，他没有架子，非常平和”。“他的思想很深刻，回国时已经走在学科的最前沿，后来虽然他年纪大了，但是不受原有思想的约束。”

“这次住院，我希望奇迹能在他身上出现。每次到医院我都会给医生讲：彭先生是国宝，不仅是指他过去给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现在还在想重要的问题，包括核能等能源问题。如果他好起来，他还能把年轻人的思想带起来，这是最重要的。”

谈到彭先生的逝世，吴岳良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科技事业。我们每次去他那里，他都是谈科学问题，包括科学的发展。很难再找到像彭先生那样从各个方面都能使自己受益的师长了。他在科技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我很佩服他。”

 “我跟彭先生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盘棋”

自从夫人刘秉娴去世、儿子彭征宇在同一年考上北京大学后，彭桓武一直独自生活，其间，只有家中的老保姆李大姐照顾他。但1991年李大姐摔伤脚回家后，76岁的彭桓武学习做饭，坚决不请保姆。到80岁左右，他才听从同住在中关村一个小区的何祚庥、庆承瑞夫妇的劝说，同意何家的钟点工阿姨来帮忙买菜做饭。

庆承瑞1950年上清华大学，她并没亲耳聆听过彭先生的数学课，但从高年级同学处听到了彭桓武的大名和种种逸事，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他极富特色的数学物理课上，常常会给学生们留下几分钟思考消化新内容的时间，自己则在一旁悠闲地吃几粒花生米，如果有学生前来提问题，先生会高兴地和学生讨论，并同时给予学生同吃花生米的奖赏”。

庆承瑞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到物理所做受控聚变研究，碰到一些问题特别是数学问题，我就去请教他，他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所以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跟他讨论。再后来我们都到了理论物理所，我们住得也比较近。”

今年1月底，庆承瑞到医院看望彭桓武，他在纸上写道：“今天下午，我们下scrab(拼字棋)。”庆承瑞说：“那个时候他躺在床上自主呼吸已经很困难了，完全是依靠呼吸机在呼吸，结果，他们把他扶起来跟我下棋的时候，明显能看出来他那个时候有一些自主呼吸，但是拿棋子已经有些困难。大约下了40分钟后，我说休息吧。这是我跟他下的最后一盘棋。”2月初，当她再到医院看望时，彭桓武只睁开眼看了她一下。

庆承瑞说：“他生病时尽管上了呼吸机，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但头脑一直都很清醒，他用笔写他想讲的话，还要对自己的病情和诊断方案发表意见，比如给大夫写诊断需注意的问题。”

当老保姆要回家时，彭桓武曾与庆承瑞商量给她一笔养老费。不久前，他又与庆承瑞商量：在自己百年之后要按同样的标准给照顾他多年的小保姆一笔费用。

庆承瑞说：“彭先生热爱生活，他在医院里上了呼吸机还有兴致下棋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他对生命的结束也看得很自然，他很早就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安排好了。”

彭先生去世后，北京医院和欧阳钟灿商量能否做病理解剖。因为彭先生的儿子已去世，儿媳妇和孙女还在美国，欧阳钟灿便找庆承瑞商量。庆承瑞说：“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按照彭先生一辈子献身科学的精神，他一定会同意这件事情，我们也支持。”欧阳钟灿又致电彭先生在美国的儿媳妇，她也同意了。

据悉，3月1日，彭桓武的遗体在北京医院接受了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