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院士，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而“隐身”戈壁荒原、深山峡谷，以身许国，俯仰无愧。从出国求学、扬名海外到毅然回国、科技报国，从青年科技栋梁到铸造核盾的支柱，他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科技创新 为国为民

1960年6月，37岁的陈能宽由中央选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担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当时，我国急需通过爆轰物理实验，对原子弹理论方案加以验证。陈能宽感到既光荣又有些底气不足，因为他“原是学物理冶金和金属物理的，对搞原子弹所需要的核物理知识，以及有关炸药、爆轰方面的知识，都是外行”。

陈能宽带领团队从“零”做起，仅用两年时间就手工造出上千枚炸药部件，做了上千次试验，初步建立起核武器爆轰物理理论和试验体系，完成了相关设计和测量研究工作，并带动了炸药以及光、电测试的技术攻关。之后，在陈能宽和王淦昌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大型爆轰试验节节突破，为原子弹、氢弹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我国核武器加紧攻关的时候，超级大国为保持核优势，以其达到的技术水平设置门槛和限制，于1963年签署了“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妄图把中国核武器扼杀在摇篮里。如何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测试技术，成为摆在攻关人员面前的新挑战。

陈能宽和朱光亚、王淦昌一起提早筹谋，并亲自参与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带领团队攻克了面临的测试技术难题，使试验方式实现了从空爆、地爆向地下平洞和竖井试验的转变，试验的效费比也大大提高。之后，又成功完成了从全当量到减当量的试验，打破了“限当量核试验条约”的限制，再一次粉碎了超级大国的图谋。

“争气弹”的成功只是辉煌的起步。此后数十年间，以陈能宽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转战草原、戈壁、大漠、深山，默默无闻、艰苦卓绝地探索世界尖端科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道路。

不等不靠 自力更生

为开创核武器爆轰物理学的新领域，陈能宽先是自学相关基础知识，打好理论基础；再从改造简陋试验场开始，用土办法手工熬煮、搅拌、浇铸炸药，为赶进度冒着硝烟一个接着一个试验，再就地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处理试验数据，通过理论模拟与上千次试验的相互印证，逐步抓住了爆轰物理研究的“牛鼻子”。

同时，陈能宽从有利于工程化角度提出设计思路，经过反复的计算推敲、试验验证、设计修正和论证，终于在最短规划期内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部件。

为了创造一种更安全、省钱的替代核爆的试验方法，陈能宽和几位专家带领攻关队伍，利用相关理论成果，从探索、失败到再探索，历经十余载的艰难跋涉，终于攻克技术难题，摸索出用系列冷试验来获取数据的科学实验方法。

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陈能宽深深地感到，创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必须要做。他从原子弹的成功总结出，创新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原子弹的研制技术高度保密，所以掌握技术诀窍，必须靠自力更生。”

民主学术 协同攻关

在攻关阶段，陈能宽经常把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布置给科研人员，分头调研形成设想方案，然后召开全体人员学术讨论会，对每个方案展开集体讨论，不管地位、学问、资历，人人畅所欲言、平等交流，集思广益，形成大家认可的方案。他更多的是认真倾听，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只有在总结归纳时，才提出清晰的通盘考虑和独到见解。

在出任“863”计划首任首席科学家时，陈能宽延续“两弹”研制的经验和作风，组织全国各单位参加攻关，群策群力明确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和技术路线，建立“红队”“蓝队”对弈，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和设想，不仅尊重每一位专家组成员的意见，而且注意吸纳组外专家的意见。

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单位参加攻关会战。陈能宽曾总结道，“我们的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有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四个部门的结合是成功的，有效地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任务的结合。”所以，“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科研与大型经济建设，必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

（摘编自2016年8月18日《光明日报》 刘仓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