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学习期间，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几次走访了“两弹一星”功勋人物、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家乡——上海郊外的支塘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刻在纪念馆墙上的那句话：科学事业来不得半点马虎，荣誉总是属于那些奋斗到最后的人。

    王淦昌一生穿过两次军装，前后时间长达20余年。然而在他穿军装的那段时光里，他的名字却是不能公开的，他的身份更不能公开。

    他第一次穿军装是在1951年底。有一天，王淦昌接到中央通知：立即离开四川土改工作组回京。组织派人告诉他，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总部传来一份情报，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一种威力非常大的武器，几乎任何山体和障碍物都可以摧毁，对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志愿军领导想请他到前线实地考察一下。

    原来是这样。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感到任务艰巨而紧迫，马上说：“好的。什么时候到朝鲜？”在这之前，44岁的王淦昌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那时的他却像士兵接到命令一样果断而又坚定。

    “越快越好。”一位军事部门的首长说。

    “好，那就马上出发吧！”王淦昌站起来说道。从这一天起，他从一名科学家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王淦昌。

    去往前线的道路秘密而艰苦，战场的硝烟与炮火，更是让这位共和国的第一代核武器科学家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后来，王淦昌回忆说：“……白天赶路，我们时刻面临着敌机的不断轰炸。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吉普车就得赶快停下来躲一躲。轰炸声过去后，我们再继续前进。大多数时候是晚上赶路。晚上车灯不能开，只能慢慢摸索着向前开。有一天晚上，一位朝鲜青年司机开车，他嫌山陡路黑，车子实在开得太慢，就试着拧亮了车灯。谁知刚一开灯，敌机就展开了轰炸。瞬间吉普车周围就落下了七八颗炸弹，车子差一点儿翻下山崖。那是我在朝鲜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王淦昌对美军投下的炮弹弹片进行现场探测，分析后发现，这是一种威力很大的“飞浪弹”。后来为表彰王淦昌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有关部门专门给他颁发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王淦昌第二次穿上军装，是他从朝鲜战场回国近十年后又一个“突然的一天”，他被请到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

    王淦昌一进门，就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场。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请您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批准这项工作。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

    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内心一阵激动，钱三强朝他郑重地点点头。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同时看着王淦昌，期待满意的答案。

    王淦昌当即拿出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人作风”，“噌”地站起身来，坚定地向刘杰部长和钱三强保证道：“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

    “为了工作需要，王先生得先起一个化名。”刘部长说。

    王淦昌想了想，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

    “很好，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祖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此，王淦昌便一头扎进了为祖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试验中……这位当时已经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名气的科学家，从此隐姓埋名了整整17年！

    后来，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王淦昌曾为国家一系列重大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知道他的学生中有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振道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却并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淦昌就已经在苏联实验室里完成了一项并不比诺贝尔物理学奖逊色的伟大科学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还没等他将这一发现公布于世，就接到了祖国对他的召回通知，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回到祖国，再度穿上了军装，并彻底“消失”于公众视野。

    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振道曾就老师的这一科学成就评价道：这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伟大发现”！

    王淦昌站在了新中国原子弹试验场上，穿着绿色军装的他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整个试验队伍中，他是最年长的“老兵”。

    有一天，中央突然下达一道紧急命令：让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立即前往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并指示：核爆采取塔爆方式，要确保万无一失，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爆炸试验中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怎么对得起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呢！”多年后，王淦昌回忆这一幕还如此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没经历失败就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激发了下一次试验的勇气和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

    各个系统正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现了！

    “报告王院长，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无法休息。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追了过来。

    “我马上就来！”顾不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两名助手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给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带来了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着急了！

    王淦昌听取意见后，当机立断：继续重复试验！

    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异常艰巨复杂。接下来的日子，王淦昌与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土法上马，靠最原始的方式，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原子弹”到罗布泊来。

    “王老，有我们各路精兵强将在，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可王淦昌坚定地说：“如今到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待？不行，我一定得去！”

    这是真正的战斗。那段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西安、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每到一个站，全部是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道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后来，王淦昌笑着描述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成了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太有趣了！”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领导和技术人员下达了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接头、线路和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中也十分紧张——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因为只要有丝毫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甚至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

    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反复检查、询问。当别人向他保证没有问题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放下心来。那些日子，王淦昌心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5、4、3……”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要停止了……这一刻，历史定格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

    此刻，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挟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是核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淦昌的声音很洪亮，也很权威。

    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到王淦昌身边，向他祝贺。

    “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脸涨得通红，兴奋地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荣誉属于奋斗到最后的人……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是的，荣誉属于奋斗到最后的人，奋斗的人生最壮丽！几次支塘小镇行，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站在王淦昌的旧居前，我心潮澎湃，用一个军礼，向这位已经离开我们20余年的老兵和伟大科学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