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全家不会忘记，茫茫的大戈壁，美丽的孔雀河，神奇的罗布泊不会忘记他——中国核工业的先驱，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
1969年9月23日，我国在新疆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68年夏天，我在工兵124团当兵，工兵团在南山进行打洞。有一天，王老到现场检查，他进洞后仔细查看，并询问干部、战士们的身体情况。他对随行人员说：“洞中有氡气，对人员要加强防护！”后经检测，确有放射性氡气。在当时，干部、战士们热情很高，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老把各级领导召集到一起，很耐心的做工作，严肃的说：“氡气对人伤害很大，一定要科学施工，确保人员安全。”事后，指挥部组织开展了全面的安全防范工作。
在全场区大联试后的平洞回填期间，有一天汽车将洞口的控制电缆轧了，会不会影响电缆性能说不准确。为了万无一失，指挥部决定，断开引爆间与引爆系统的接口，给控制系统加电。当时，回填部分有的地方只留有五六十厘米直径的小洞，人进去只能爬行，年过六旬的王老一定要进去，大家说他年纪大了不能进，他说：“别看我老头子老，一样和你们爬。”大家拗不过他，只好让他老人家和大家一起爬进去，确保安全第一。
1970年10月14日执行完大气层核试验任务后，国防科工委决定：拟在1971年1月份进行某核电磁脉冲测量，由国防科工委的21研究所同第九研究院10所联合组成测试组，我任组长。当时既没有测量设备，又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带着测量方案的图纸，从罗布泊试验场区前往青海某厂。到达某厂，才知道九院已搬迁到四川绵阳，我们立即赶到绵阳报到。
由于距拟定任务“零时”仅有两个月时间，困难很大，我们立即投入工作。一天，正当我们讨论电路时，白发苍苍的王老步入实验室（当时王老任九院院长），我们全体起立，请王老坐下。我们还未开口，他老人家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们都在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我是背靠背揭发，被批判的对象，也不让我参加会议，我没有事干，来和你们一块搞任务，给你们跑跑腿。”一席话，我们很感动，掌声不断，一下子围住了王老。
此后，王老不管风吹雨打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每天早晨九点来，下午五点回，往返30余公里，中午和我们一起吃饭，饭后就在小车上休息一会，不辞辛苦，他也是我们完成这次测量任务的主心骨。
王老多次提出：“离核爆炸中心多远距离测出的核电磁脉冲，就不能直接显示出核弹的性质？根据从几千公里外测到的核电磁脉冲，能否反推算出几公里内测量到的核电磁脉冲，从而分析出核弹的性质？你们要很好研究！”对此，王老很关心。特别是在一次试验中，原子弹中加入了某材料，这在当时只有九院几个专家知道，绝对保密，我也不知道。但当我们在距核爆中心17.5公里处测到的核电磁脉冲，从波形中看到了热核反应，效果很好。当时，朱光亚教授、王老都很担心，某国距我们的爆心500多公里，能否保密？他们一致强调，要加强远距离测量。
在王老他们的关怀下，我们的测量从距离爆炸中心1100公里的某厂，发展到2250公里的北京测点，又进行了5500公里、6700公里外的核电磁脉冲的测量，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971年至1973年间，年过花甲的王老到青海原子城（某厂）指导核试验前的原子弹（扳机）、氢弹的各项工作。我当时在原子城与王老同住招待所，且为邻居。每天早晨王老很早就叫起我同去散步，谈及核弹的设计、计算、装料、加工，都必须精确进行。如球内炸药，必须爆炸产生均匀向心力，准确压向球心，使核材料成为超临界状。稍有一点差，则会在零点几微秒（千分之几秒）爆炸，使试验失败！这些教导，使我刻骨铭心。
有一天，王老叫我同他一起去爆轰场看球（某某球缩小型）的爆轰试验。我们到达场地时，我看工作人员抬球有点吃力，就赶紧过去帮着抬。过后，王老严肃地批评我：“你的精神很好，但你没有必须的防护，要科学的工作，不能蛮干。”
1989年在西安国际电子学会议上，八十多岁的王老一见到我就叫我的名字，我很惊奇，我们已有十四、五年未见过面了，我已经到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两年了，王老还清楚的记着我们在原子城相处的情景。王老一见面就问这问那，问我们的工作、生活、问我孩子的病好了吧！并叫我陪伴他在古城西安观看几天。王老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核工业事业，二十多次路过西安，都没有顾上看看西安的景观。我陪伴王老在西安观看了几天，满足了八十多岁老科学家的心愿。
拍于1989年西安骊山
（前排从左至右：王尉周 王淦昌 西工大教授 后排：王淦昌秘书 ）
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27岁便获得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的科学家，听到组织上让他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时，几十年来的报国之心只化作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王京，隐形埋名17年，投身核研究。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教授，不但在科学研究上严肃认真的指导我们，在生活上像慈母般关心爱护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