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防火墙之父方滨兴:罹患晚期结肠癌后专注于学术
方滨兴,1960年出生于哈尔滨,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信息内容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教育部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国云安全与新兴技术安全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委员会主席,哈工大(深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首席学术顾问、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曾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并荣获由中组部、中宣部、科技部、人事部联合颁发的“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他是学界的传奇,
他是被学生亲切称为“方Sir”的大学校长,
他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病人,
他是激流勇进的“中国防火墙之父”,
他将把人生未来的8年奉献给哈工大(深圳)。
“人的一生一定要丰富多彩。”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方滨兴多次提到这句话。从学者、官员到校长,每一次面临转折,他都勇于、乐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去探索新的领域,迎接未知的挑战。
除了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外,方滨兴的本科、博士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下称“哈工大”),并在哈工大任教15年。20余年在哈工大的浸润,方滨兴身上有一种典型的“工程师”人格:务实、勤奋、负责、追求技术上的完美,他的人生也一直在阐释着“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哈工大校训精神。
与清华擦肩而过的理科尖子生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祖籍江西、出生于哈尔滨的方滨兴成为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投入到这场改变命运的洪潮中。
这位理科尖子生痴迷数理化,喜欢捣腾无线电和收音机,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不负众望,取得358分的好成绩,在全市应届生中排名第二。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线是309分,实际录取最低分是317分,这些数字方滨兴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必须确保考上大学,这样我的户口迁出之后,才能让下乡的姐姐回到我父母身边。清华大学在黑龙江招9人,而哈工大则招200多人,当年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父母都认为报清华大学风险太大了,劝我不要冒这个险。我听从了家人的安排。”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方滨兴的语气中仍透露出一丝遗憾。
就这样,17岁的方滨兴与清华大学擦肩而过。为弥补这个遗憾,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84年,硕士毕业的方滨兴回到哈工大任教,开始了他15年的任教经历,期间他取得博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在科研的道路上勇攀高峰,成为了学界传奇——
27岁担任全国青年计算机学术会议主席,29岁评上副教授,32岁评上教授。1990年,他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胡守仁的指导下,获得了多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
在方滨兴看来,这些成绩都是那个时代给他的馈赠。“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能耐,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机遇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广阔天地摆在我们面前,任由我们开拓驰骋,大家都很有闯劲和拼劲。”
1999年,在哈工大任教15年的方滨兴调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那一年,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不足200万台,用户数约400万人,新浪、搜狐出现不久,腾讯、阿里巴巴也才刚刚创立。
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工作的8年里,方滨兴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求必应的“方sir”
“我有一个理论,叫导数理论。如果我每天都有增量,那么每天我的导数大于零,如果没有增量,甚至开始走下坡路,我的导数小于零。衡量人有两个指标,一个常数,一个是导数,我更看重导数。”方滨兴说。
在正厅级事业单位做到主任,方滨兴感觉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导数和增量了。2007年,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北京邮电大学(下称“北邮”)担任校长。“当我得知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在全国排名第三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导数在哪儿了,所以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北邮。”
在北邮担任校长期间,方滨兴的亲民和勤奋让他深受学生欢迎。
他向全校公布他的个人邮箱,学生和老师有任何问题和困难可以直接找他,刚开始,他每天收到上百封邮件。
2012年6月6日晚上9点多,学生王新宇给校长写邮件,反映学士服发放的问题,仅仅2个小时后就得到了回复。第二天上午,辅导员就找上门来,解决了问题。
王新宇身边的同学,不论是反映宿舍供暖的,还是投诉办事程序的,都能得到了回复,方滨兴“每信必回”的作风在学生中广为人知。
有一次,一位学生在图书馆丢失了数码相机,报案后,校方保卫处无法查到监控录像,学生提出抗议,于是反映到校长那里。方滨兴知道后,从自己家里拿了一台全新的1200万像素的相机,委托秘书把相机交给学生,并转告学生,学校已经尽力了,但校长还是要更尽力才是。
拿到校长送给自己的相机,这位学生莫名地感动,还有点不知所措,她转告说:“我要好好珍藏校长送给我的相机。”
当另一位学生因交不齐学费无法按时毕业,方滨兴也以同样方式解决了问题,他借给这位学生1万元现金,解了燃眉之急。
很多人对方滨兴的做法表示不理解,但在他看来,学校里所有的问题都要有人解决,而他正是最后的担当者,他的出现,足以表现出学校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权力最大的人去支撑权力最小的人,只有这样,权力才有意义。我会对学校中层干部比较严格,甚至苛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权力,我要‘死死’盯着他们,监督他们用好手中的权力。在学校,学生是最弱势的。作为校长,我必须要支撑学生。我跟我的学生说,‘我是你的后墙,后墙不倒,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委屈直接告诉我’。”说到这里,方滨兴的语气十分坚定。
正是因为方滨兴务实高效、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多学生的实际问题得到了及时妥当的解决,学生亲切地称他为“方sir”。
与此同时,学校的辅导员也着急了,想方设法让学生找不到任何告状的理由,学生工作做得越来越细致扎实,学生的诉求也随之越来越少,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刚开始,方滨兴每天收到学生100多封邮件,到后来,一周只有几封。
“不把自己当病人”的病人
在方滨兴带领下,经过5年的努力,2012年北邮位列全国高校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排名第一,实现了他刚来学校时定下的目标。同年,方滨兴查出结肠癌。
秋季开学前夕,方滨兴患晚期结肠癌的消息传来,对所有人都不啻为一声惊雷,而他自己却挺乐呵。
“我看得很淡,并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我觉得,人过50岁,这一辈子就算值得了。当然,也有太多值得留恋的,比如家人。”
从检查、手术到化疗,方滨兴从来没把自己当作病人,甚至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工作节奏——
手术后第10天,方滨兴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参加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与老师对话。医院管理人员说:“除非你出院,否则不允许到学校参加任何活动”。方滨兴索性办了出院,这时候身上手术留下的伤口里还塞着纱布,还需要每天到校医院消毒换药。由于校医院仅仅是每天消毒换纱布,十几天后方滨兴才发现手术后放在伤口里的纱布已经长在身体里了,自己直接硬拽了出来。据同事回忆,他一脖子的汗哗哗地流,手腕上,输液后止血的胶带还没撕掉,伤口还缠着纱布;术后第15天,他出席学校沙河校区开工奠基仪式,站着演讲10分钟;术后第20天,他给学生讲课,连续不休息讲了4个小时。
这段在常人看来痛苦煎熬的日子,方滨兴向记者说起来时,却显得云淡风轻,他笑着告诉记者:“如果我当时天天想着自己是病人,得在医院躺着,我估计现在我的身体不会恢复得那么好。”
在随后的5个月里,方滨兴每两周进行一次化疗,每次72小时。对于方滨兴而言,这宝贵的72小时绝不可浪费。
“尽管我在化疗,但工作节奏丝毫没有被打乱。”方滨兴化疗期间,他的病房几乎成了学校的会议室,学术界有人找方滨兴开会,索性就“搬”到病房来开。他也每周把自己的科研团队和博士生叫到医院来向他汇报研究进展。他甚至挂着化疗瓶出去开学术会议。
在两次的化疗中间,方滨兴见缝插针地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开了7天的会,胳臂上的血管里一直埋着化疗所需要的针,还自己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带着针剂在国外开会期间自己注射。
这场大病让方滨兴失去了通宵达旦工作的资本,无法同时挑起学术、管理两副重担。“两个担子必须放下一个,我选择放下管理担子。”
2013年6月27日,穿戴好学士服的2013届本科生,齐聚体育场,用掌声将方滨兴送到麦克风前。这是他最后一次以校长名义发表毕业典礼演讲。
“临行奉送锦囊,人生追求‘六好’:好品德、好本事、好谋划、好态度、好心气、好身体。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身体,轻易就能连续自由泳两千米。但由于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来补充,所以生了一场大病,无法连任校长。而你们都有着长远的未来,有着家庭、事业、孝敬父母等多副担子,所以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一辈子都要健健康康的!”
“方校长,我们爱你!”学生们喊道。
“我也爱你们!”学生们看到方校长眼眶湿润。
激流勇进的“中国防火墙之父”
方滨兴是1998年推出的中国国家互联网安全系统的首要设计者,被网友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方滨兴对国家、对时代有一种感恩的情结。爱国,是方滨兴在校内演讲中谈及最多的词汇。最典型的是2011年研究生毕业典礼,在方滨兴三千余字的讲话里,他15次提到“中国”,“国家”和“爱国”各被提及12次。
方滨兴的博士生韩培义告诉记者,“方老师经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做一个科研项目,首先要想到国家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每一个细节的完美。”
在韩培义看来,方滨兴不仅给他专业和学术上的指引,更让他感受到一名网络空间研究人员身上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站在更高的站位去思考问题。”
王轩90年代初毕业于哈工大,现在是方滨兴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方老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对国家的需求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而且还很拼。去年,我们课题组共同编写《网络空间主权》一书,经常早上4、5点钟在微信群里收到方老师修改的最新版本,不得不佩服啊。”在王轩眼中,方滨兴是铁人,除了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对于网络空间主权的态度一直都十分坚定。
方滨兴是中国最早提出“网络空间主权”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领海有海防、领土有边防、领空有空防,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有网络必须有网防。
近年来,“网络空间主权”成为方滨兴团队重要的研究方向,他在各地做报告和演讲,主题都围绕着“网络空间主权”。“是时候该关注网络空间主权了。”
在讲座中,他常常演示一些被黑客攻击的网站,有的被攻击了多年,至今还没有被恢复。有一次,他展示了一个两年前被攻击至今未恢复的某地民政信息网。这个被国内黑客攻击的网站,页面被一个署名为“流浪人”的黑客篡改成带点黑色幽默的页面,在最上方,“引领技术巅峰,黑客无所不能”十分醒目,下面一行字写着:承接各种黑客业务。“国内的黑客都比较搞笑,国外的黑客就不喜欢打广告。”方滨兴开起了玩笑。玩笑之余,在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之后,也引发了现场听众无限深思。
方滨兴说,这就是网络主权被攻击的例子,也是国家安全受到危害的表现,“中国被攻击的次数占亚太地区的一半以上”。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方滨兴认为,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网络空间形势下,中国须全面进行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战略布局,积极参与并开展领网安全立法,着手建设国家网络边防,构建信息科技自主创新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中国话语权,打造网络疆域保护体系,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站在深圳树根上的“哈工大人”
方滨兴喜欢用“四个八年”来概括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前两个八年在哈工大教书,第一个八年打基础,第二个八年提升飞跃,第三个八年在政府部门历练,第四个八年在北邮当校长。
从教授、政府官员到校长,变的,是职位和头衔;不变的,是学者的身份和对哈工大的情感。
“从在哈工大学习,到在哈工大任教,我感情上从没有离开过哈工大。人生中第五个八年,我想在哈工大,做企业化的事情,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在这方面,深圳是最合适的土壤,哈工大(深圳)是最佳的选择。”
方滨兴坦言,到了他这个年纪,最希望落叶归根。“我的根在哈工大,哈工大就像一棵大树,根很长,从东北延伸到深圳,我现在站在深圳的根上,就相当于站在哈工大的树下,内心感到很满足。”
2016年9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受聘为哈工大(深圳)首席学术顾问
2013年,经过手术和化疗后的方滨兴身体逐渐恢复。现在,他平均每个月从北京来深圳两至三次,每次都活力四射地投入工作,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得过一场大病。
廖清在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后,去年进入方滨兴在深圳的研究团队。在她眼中,57岁的方滨兴比团队里的所有年轻人精力都要充沛,思维都要活跃,节奏都要快。
“有一个文字材料,我们已经改到第32个版本,晚上12点发给他,他会熬夜把全部材料仔仔细细看完,早上6点给我们发回详细的评论和修改意见。我们能不佩服和感动吗?”
廖清告诉记者,平时,方滨兴的耳朵一直挂着蓝牙耳机,每天要接数不清的电话,他即使在通话的时候,手上的工作也不能停下。
为什么依然保持勤奋和激情?
“中国发展到现在,科研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已经在发生变化,如今,我们更强调学术是否在社会实践中落地,是否产生经济效益,是否让人们从科研中有获得感。深圳是一个经济发达、充满活力、创新包容的城市,我们的团队来深圳不久,企业化已经做得风生水起,这很符合我的心愿,我看着心里很高兴。希望我们提出的新思想能够产生更多GDP,第五个8年是我人生中干事创业的最后一个8年,期待我64岁前能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必须争分夺秒,刻不容缓。”说到这,方滨兴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目前,方滨兴计划在建设网络空间安全重点实验室,把哈工大本部以及威海和深圳校区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团队整合在一起。
“哈工大的校训很了不起,‘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有两个字是重复的,证明这所学校不追求用好的词汇,而是很务实地培养真正的工程师。我相信,
寄语深圳
深圳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离市场最近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务实、创新的城市,所以我选择来到深圳。在深圳这片创新的沃土上,我们科研团队的新思想能更好地落地,更快速地投入市场,更充分地产生效益,能让人们真正地感受和共享科研的最新成果。
“敢于冒险、追求成功、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使得这座城市拥有最大的创新活力。创新是深圳的基因,也是深圳最大的底气。华为、腾讯等众多创新能力强、学习能力强的企业汇聚深圳是底气的构成与体现。
希望深圳形成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圳模式”,一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模式。同时,深圳要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激发更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能力,让他们的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到老百姓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