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张锦秋出生于成都。受益于张锦秋父亲在政府机关工作，全家一起疏散到成都郊区的犀浦，这里田园式的生活给张锦秋提供的童年，似乎离整个国家正在经受的战争磨难遥远了一些。住房的左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右边一条幽美的潺潺小溪，院子周围是一圈竹篱，外边是一望无际的富庶稻田，早晨稻叶上那些晶莹剔透的水珠吸到嘴里清新的感觉，令张锦秋至今难忘。

有个作家梦

启蒙教育始于《增广》的张锦秋有一个作家梦，背诵了《古文观止》和《唐诗》，看了川剧的《打渔杀家》和《白蛇传》，又在镇江读高小的时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接触到西方文学，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张锦秋从家到学校要路过一个三岔路口，那里有一尊普希金先生雕像，是俄国侨民在法租界竖立的，直到现在，张锦秋去上海出差，如果时间允许，她都要到那里摄影留念。

家庭熏陶矢志建筑

后来张锦秋说到，在建筑创作领域里，她近乎于中国古代的工匠，或者更像一个写小说的文人。少年时期做着文学梦的张锦秋，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学了建筑，这和她家里人在建筑方面对她的熏陶分不开。在她的家庭成员之中，不少人都有着建筑从业、建筑教育或者相关专业的背景。张锦秋的大舅父唐英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建筑，曾先后担任昆明市和南京市的城建局长，后来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她的母亲正是在唐英的影响之下，报了建筑系，是中央大学早期的建筑系学生。

师从“梁”“莫”

但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建筑系求过学的，都无法避谈一个人对其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梁思成先生。在业界给张锦秋贴的标签中，其中也有一条“师承梁思成”。张锦秋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组当研究生时才真正开始跟随梁先生学习的。但后来矢志园林，放弃了跟随梁思成作《营造法式》研究的机会，而跟随莫宗江先生研究中国园林。

当时清华建筑系历史教研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有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梁思成先生宋《营造法式》研究，一个是莫宗江先生的颐和园研究。梁思成曾希望张锦秋随他学习宋《营造法式》，但她更喜欢中国园林，并想通过研究古典用于现代。可以说，莫先生是将张锦秋领进中国古典园林大门的恩师，张锦秋表示在此后数十年建筑创作中无不受此深刻影响。

“锦秋生于蜀而成于秦”

张锦秋放弃北京来到西安，有一个大的国家背景。当时读研究生，按常规是要留在清华建筑历史教研组的，但是参加“社教团”之后，已经是“文革”前夕，而建筑系是“资本主义思想”最厉害的，张锦秋就没能留在清华建筑历史教研组。好在她的政治条件比较好——党员，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去参加“三线建设”，而西安正是“三线建设”的基地。

张锦秋来到西安，开启了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

发端“新唐风”

有趣的是，张锦秋来到西安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放倒烟囱”。

那时候的三线建设有所谓的“山散隐”，就是工厂进山沟，分散布局，隐蔽起来，不能让人看见工厂冒烟。那时候生产所主任对张锦秋说：“听说你在学校是研究园林的，我们现在搞‘三线建设’，你去把这个厂的烟囱跟山地地形结合起来，做一个放倒烟囱的设计。”

真正发端“新唐风”的第一个建筑，是华清池大门。张锦秋回忆起这件作品时，说这件作品从开始到结束，既没有精彩的华章，也没有戏剧性的突变，“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之中顺理成章的进行”。

不过，张锦秋还是从这个华清池的大门中得到了总结。华清池里是近现代各时期建的传统建筑，而华清池以唐代故事而知名，不能设计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大门，而要用形象反映华清池的历史。

张锦秋总结到：建筑的风格形势要跟它的功能和历史文化背景统一，不能是两张皮。西方现代派建筑也在强调形式追随功能。建筑是要做什么用的，应该很明确，而不是形式决定功能。建筑的形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首先要弄清是什么功能、什么性质、什么文化背景，才能考虑形式。

黄帝陵轩辕大殿

可以说，建筑是历史的反应，即每一座城市的建筑物，都忠实的表现了它的时代与地方。对这句话的理解，梁思成有一段描述：当时彼地的人民会按他们生活中物质及意识的需要，运用他们原来的建筑技术，利用他们周围的一切条件，去取得选择材料来完成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的建筑物。所以结果总是把当时彼地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所遵循的思想体系经由物质的创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将我的作品泛称为‘新唐风’，我并不同意”

如果说华清池大门是“新唐风”的发端，那么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的设计则确立了“新唐风”建筑的风格。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是张锦秋作品中规模最小的一个，但却是她的一个完整的建筑实践，纪念碑采用了脱胎于义慈惠柱和唐石灯的方形只造纪念柱。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但是，“新唐风”就是一味的仿古、仿唐？

张锦秋在1983年发表于《建筑学报》第5期上的《江山胜迹在溯源意自长——青龙寺仿唐建筑设计札记》一文提出，“建筑形式着意仿唐，要唐风纯正、法式严谨”。可以说，青龙寺是仿唐的，而其余作品，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表现一种文化，而不是套用唐的模式。而张锦秋自己几乎也没在提过仿唐。“新唐风”的引领者并不着意强调仿唐。这里的法式，就是为匠师们所遵守，人民所承认的建筑的“文法”。

“新唐风”一词，最早是吴良镛提出的，是给《从传统走向未来》所写的序言里面，建筑界后来沿用起来。泛指张锦秋作品为“新唐风”，她并不同意。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赵元超认为建筑界把张锦秋的设计风格定位为“新唐风”是片面的，“实际上张总思想理念非常现代、开放，始终保持着建筑师好奇探索的精神。年近八十还不断推出新的作品，研究新的理论（如非常关注绿色生态建筑和新的城市设计理论）”。说到绿色生态建筑，张锦秋设计的长安塔就是蕴含了可持续、环保、节能这几个概念，最终被评为二星级绿色建筑。

和韩骥关于钟鼓楼广场的“家庭争论”

张锦秋和丈夫韩骥，曾有一个围绕钟鼓楼广场家庭争论的轶事。韩骥当时是规划局的，认为钟鼓楼广场不急的做，这里面有拆迁和建设资金难以筹措的原因，而张锦秋认为西安作为一个古城，广场应该及时做出来，否则会影响城市形象。

在一次家庭闲聊的过程中，张锦秋提出，城市中心广场不一定非要搞成政治性的广场，广场上的建筑也不一定是博物馆、行政办公楼或者会议中心，广场北边原有的传统食品店——泡馍馆、饺子馆，完全可以放在中心广场周围，这样可以让广场更有人气。另外张锦秋提出可以考虑开发利用广场的地下空间进行商业开发，商业开发的费用足以支撑城市拆迁和广场绿化的费用。

韩骥后来回忆说，张锦秋原来是研究建筑史的，对欧洲的广场很感兴趣，而那时欧洲的广场都是这样，一个教堂周围都是饭馆商店，周围摆着桌子，大家可以坐在那里聊天喝咖啡。她的这种想法摆脱了我们过去的思维定式。

三个作品成就大师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时，建筑界评选100项经典工程，张锦秋两个作品得以入选，一个是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个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她的另一个作品——黄帝陵轩辕大殿则入选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建筑创作大奖。韩骥认为张锦秋的这三个作品，足以奠定大师牢固的基础。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设计陕西历史博物馆时，为突出中国传统空间意识，张锦秋在总体中设计了一系列院落，最精彩的是入口的庭院。据赵元超回忆，“尽管博物馆序厅采用了重檐庑殿顶的最高形式，但如果直接面向广场和街道，既不雄伟，也没有群体的感觉。张总设置了一个前庭，先进一个院子再进主楼。小中见大，渐次展开，让参观者更能体会到空间的序列。”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好多国家元首到了西安，登堂入室都要看一下陕西历史博物馆。当时日本天皇在接受欢迎后，经过大门，匆匆下台阶走进广场，抬头一看大殿，就站住了，然后又退回去，退到大门，看了好半天。这是时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告诉韩骥的。

三所干部学院

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王晓安在《天地之间——张锦秋建筑思想集成研究》首发式上分享了一则小故事：“中组部有三所干部学院，分别建在浦东、井冈山和延安。其中，张锦秋院士主持了延安干部学院的设计。三所学院建成之后，大家聚在一起难免要评判比较。饭桌上喝着酒我就说了，我们陕西的这个学院和其余两个学院根本没法比。你看这浦东干部学院，那真是叫洋气，不仅放在上海，就算放在伦敦、纽约、巴黎，毫不逊色。井冈山干部学院，可谓秀气，就算放在庐山、黄山、峨眉山，同样适宜。我们延安干部学院就不行了，他与当地的历史人文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你一看便知道，这就是延安干部学院，不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干部学院。在黄土高原的映衬下，他既不洋气，也不那么秀气，但是底子里透出来的，是一股大气。

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类似这种集历史、传统、时代精神、地域文化，乃至本人个性特征熔一炉而铸之的经典性、标志性建筑，在三秦大地，特别是在古城西安，随处可见。它不仅使当地景观焕发异彩，而且为周边地区其后的建筑，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应当讲，在当代中国，有其成就的建筑大师也不算少，而且各有千秋，但是我想说，像张院士这样，一个人的创作，对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产生如此之大的深刻影响，不敢说绝无仅有，至少是极为难得。”

延安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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