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被中国亿万人誉为科学的旗帜、民族的脊梁、华人的典范。由于他的巨大贡献，中国导弹、航天科技至少跃进了20年，大大加快了中国强国步伐。因此他获得“中国导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等荣誉。钱学森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但在他心中，国家最重、个人最轻，事业最重、名利最轻。他曾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移居美国后，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从此，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和无畏的登攀。

为了进行“东风—3号”全程试验等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以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当时，国民经济十分困难，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通信指挥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

“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困难很多，但我们绝不向困难低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认真’两字，只要认真，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钱学森的讲话鼓舞着广大参试人员。

试验开始，导弹原定下午5时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第二天凌晨。一夜没合眼，一些年轻人都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身穿旧军装的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

钱学森兴趣广泛，他和夫人蒋英一样热爱音乐，会吹小号，留学美国时钱学森还有个爱好就是摄影。回国前，钱蒋夫妇知道国内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与美国有天壤之别，早就做好心理准备，打定主意要回来吃苦，但国内物质水平究竟什么层次，他们心里并没有概念。当时，钱学森被评为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纵向比较算是很高的收入。钱学森从美国带回一架照相机，一个月下来，只是买胶卷就把他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这时他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乱花钱”了，要省着过日子。从此钱学森把相机收起来，放进箱子里，以后再没玩过摄影。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学森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用于沙漠治理。

1991年，年满80岁的钱学森退出一线科技工作岗位。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

一天上午，钱学森把秘书涂元季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他说:“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

在钱学森毫不客气的坚持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