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长沙，雨雾氤氲，岳麓山下春意渐浓。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报告厅里，坐满了前来听报告的师生。

    “今天有机会来到211、985名校中南大学，这大概是我第三次来到这个学校。这次要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来谈谈遥感与科学家精神，我还觉得有点诚惶诚恐。”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科学与技术专家童庆禧走上讲台，言语谦逊而温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科学与技术专家童庆禧在宣讲现场

    这位曾经两次攀登珠峰、将自己捆在直升机门口做实验的院士已经年过90，却仍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他以“我的遥感之路”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科学与情怀交融的精彩报告。

    讲述从跨越半个世纪的中国遥感发展史开端开始。

    起笔：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童庆禧1935年出生，作为中国遥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亲历了我国遥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什么是遥感？童庆禧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自古以来人们总想离开脚下这块土地，来看看外面是什么。宋朝大词人辛弃疾写过‘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遥感不就是直下看山河吗？”

    从技术上讲，遥感有两个关键词：远距离、非接触；两个技术概念：分辨率、辐射量；两个研究对象：几何性质、物理特性。它不仅是人们视觉在距离上的延伸，更是人们在感官上的延伸，涵盖可见光、红外、微波等波段，让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变得可视化。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刚刚提出“遥感”这个概念，国际航天技术发展迅速。1972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影响。新华社把这条消息传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那里，中国开始在这方面加紧追赶。那一年，童庆禧被选中参加中国科学院对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

    “能够进入这个领域，我认为这是我幸运的开始。”童庆禧说。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他们制定出中国科学院发展地球资源卫星的设想方案。1975年7月，钱学森先生亲自听取汇报。那场汇报，成为童庆禧科研生涯的转折点。

    “实际上我当年的汇报并没有讲完，钱学森同志就打断了。他说讲的这些都很好，地球资源卫星也非常重要，但是国内当年航天技术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持发射这类太阳同步轨道的地球资源卫星。”童庆禧回忆。

    经过讨论，钱学森提出应该“狠抓遥感”：“把遥感做好了，那么资源卫星也就水到渠成了。”

    跋涉：从“火堆导航”到“争气飞机”

    在钱学森的指引下，童庆禧和同事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航空遥感平台的研制。

    “当时国家外汇紧缺，国内又没有合适的飞机，我们就从国外引进飞机，进行遥感改装。”童庆禧介绍，这个项目后来被列入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科技攻关计划。经过大规模协作攻关，中国建成了当时国际上最为先进的高空遥感飞机系统之一。

    “当年创业的时候，是很艰辛的。”

    童庆禧讲起了一段往事：他们在新疆无人区做实验，当时的飞机没有导航设备，罗盘失灵，到处都是戈壁滩，地面上也没有参照物，但还要在夜间完成红外遥感任务，重重困难之下，童庆禧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火堆导航。每隔两公里，用卡车拉来胡杨树根浇汽油，飞机到达时点起火堆。就这样，三堆篝火飞出了六条航线。

    当时科学院对遥感飞机的要求是，能飞越青藏高原的珠穆朗玛峰，能从北京不着地飞到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即便在那样艰苦的创业条件下，这些目标后来都实现了。

童庆禧和遥感飞机

    1986年6月28日，两架“奖状”遥感飞机在北京海军良乡机场隆重举行开飞典礼。童庆禧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航空遥感中心第一任主任。

    此后，这架飞机飞出国门：第一次到新加坡参加航展，第二次在1990年飞到澳大利亚合作考察。这是中国首次用自主研发的遥感设备与发达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开了先河。马来西亚科技部长专门来华考察，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

    “以前我们通过国际合作都是用国外的先进设备，这次是用我们的先进设备。”童庆禧说。这套航空遥感系统至今已运行40年，获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高质量遥感数据，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

    攀登：高光谱里的“中国智慧”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遥感发展有两个重要方向：成像光谱（即高光谱遥感）和成像雷达。高光谱遥感能从几十个波段到几百个波段，精细识别地物的光谱特征，被称为“光谱指纹”。

    “当时国家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用遥感去探测黄金。”童庆禧回忆，当时国家缺少外汇储备，每一克黄金都是硬通货，为了找黄金，他们专门研究黄金成矿的矿化和蚀变现象，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制能在黄金成矿关键波段成像的高光谱成像仪，用遥感去探矿。

    这项技术在当时也是从零起步。“我们当时没有像国外那样的先进二维探测器件，只好想办法用几个特定波段去探测矿化现象。”这条路硬是让他们走通了，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高光谱遥感的作用不止找矿。童庆禧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们曾用高光谱探测北京一个购物中心的屋顶，发现屋顶的油漆虽然看上去都是蓝色，但在光谱上却显示出差异。后来调查发现，这个屋顶的钢材用了三种不同来源——进口的、国产的、合资的。

    “光谱上显示出来的差异，是因为油漆和下面的金属产生了化学作用，眼睛看不出来，但光谱上已经显示出来了。”童庆禧说。

    90年代初，中国的遥感飞机携带科学院自行研制的高光谱仪器飞出国门，到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当地能源部长专门带队听取他们对重要探测成果的讲解。当地报纸报道：“高技术检测了能源的消耗。”

中国的高光谱遥感飞机到澳大利亚合作考察，当地报纸的报道

    破局：小卫星，大有可为

    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开始出现新型小卫星。一次国际会议上的交流后，童庆禧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动向，向科技部提交了发展微小卫星的报告。后来，在北京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商业航天民营企业，形成了“北京系列”卫星。

    “1000公斤就是一吨，是最重要的分界线。国际上认为，比1000公斤多的都称为大卫星，比1000公斤小的称作微小卫星。”童庆禧介绍，北京一号只有166公斤，分辨率达到4米，是中国当年包括国家卫星在内的最高水平。它的多光谱幅宽达600公里，对研究农业和森林植被很有用处。

    “以前我们用国外的数据，2008年北京一号第一次用我们自己的卫星数据制作了一个全国的影像图。” 这等于第一次用自己的卫星为中国照了一张“全身照”。童庆禧说，小卫星成本比大卫星低一个数量级，研制周期也快很多，为商业航天的发展探路先行。

    从北京一号到北京二号、北京三号，中国的小卫星技术一路高歌猛进。北京二号由三颗卫星构成一个物理星座，三颗卫星以120度分布在同一轨道平面，分辨率达到0.8米。

    北京三号的最高分辨率达到0.3米，在600公里高空可以看到地面30公分的物体，还具有多条带面成像、立体成像、点成像、多角度成像等多种模式，可以形成实景三维影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卫星之一。2024年7月，湖南岳阳团洲垸因洪水决堤，北京三号卫星清晰地捕捉到了决口现场和救灾情况，为抢险提供了关键信息。

湖南岳阳团洲垸决堤前后的卫星影像

    “小卫星成本低、周期短，能实现大卫星的很多功能。”童庆禧说。如今，民营资本已进入航天领域，形成了商业航天的新发展阶段。

    跨越：从追赶到并跑的国家使命

    童庆禧遥感之路的第五部曲，是参与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1999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传输型遥感卫星，空间分辨率30米。同年美国的遥感卫星分辨率突破了1米。2000年，美国又发射了一颗超过200个光谱波段的高光谱卫星。”童庆禧说，这个数据反映了当时的差距。

    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童庆禧和同事们提出将空间对地观测系统建设列为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经过努力，“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终于成为国家16个重大专项之一。

    从高分一号到高分七号，每一颗卫星都有独特的功能——2013年突破2米分辨率，2014年突破1米分辨率。当时“我们和美国差了14年，但后来速度越来越快。现在美国的卫星和中国的卫星差不多都在同一水平上。”长光卫星公司的“吉林一号”卫星已经发射了140多颗，可以每天把我们的地球观测一遍，成为世界上发射高分辨率卫星最多的企业，童庆禧说。

    他介绍，高分四号卫星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凝视观测，每400公里乘400公里的区域可以灵活覆盖，对灾害监测特别有效。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可以监测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高分七号实现了亚米级立体测绘，平面精度优于5米，高程精度优于1米。

    “中国遥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国家新质生产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安全等各个方面不可或缺。”童庆禧说。

童庆禧寄语青年学子

    宣讲尾声，面对青年学子，这位91岁的院士语重心长：“我们面临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是驱动我们的重要动力。”

    “我从事遥感科技研究已有50多个年头，有成功也有困惑，国家的重视是成功的最大动力。我们的幸运就在于有幸能和国家的发展同步，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报告结束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古老梦想，到“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今日现实，童庆禧用五部曲为青年学子铺开了一幅中国遥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长卷。其中薪火相传的精神，正化作一粒粒种子，播撒进更多青年学子的心中。（记者 李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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