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从2022年起，新污染物治理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新污染物对于身体健康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可以防范吗？新污染物治理有哪些难点？有何建议？针对上述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他表示，面对环境中数量庞大的未知新污染物，需要从研究范式、基础理论、分析方法、评估手段和治理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创新。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与健康危害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核心。

    他建议，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以“科学基础战略”为先导，用科学认知指导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框架；以健康效应为导向，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分阶段、分区域的控制法规与标准，引领新污染物科技前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新京报记者 张璐 摄

    谈原因

    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产生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目前，新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是否有统计？

    江桂斌：新污染物治理是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的新污染物种类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等。2022年5月，国务院《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更加明确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物（EDCs）、抗生素等。

    2022年11月，生态环境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提及的新污染物为上述类别的化合物共14类。2023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十一部委发布管控的5类新污染物，要求对六氯丁二烯、多氯萘、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类、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等5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淘汰或者限制的规定。

    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均制定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对石化、化工、农药、纺织等重点行业、防治试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调研，关注的重点污染物从数十个至数百个不等，覆盖的种类在国务院行动方案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主要包括全氟化合物、卤代阻燃剂、农药、内分泌干扰物、消毒副产物等。

    有资料显示，我国新污染物摸底调查不断推进，122个重点行业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实现摸底。

    新京报：有哪些常见的新污染物？公众接触新污染物的途径有哪些？

    江桂斌：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的新污染物种类很多，因为我们的生活与化学品的使用息息相关。例如，全氟化合物因具有疏水和疏油的特性而广泛用于不粘锅涂层、衣物防雨涂层等；房屋保温材料、电缆电线塑料中会添加一定比例的卤代阻燃剂；壬基酚等内分泌干扰物已被要求不得用作化妆品组分；我国食品安全法案中也要求严格控制禽畜水产类食品中抗生素残留的含量。

    广义上讲，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化学品，化学品的合成和使用为促进人类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和更便捷生活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曾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尽管地球本身如光合作用、微生物作用、太阳光催化、地质活动等也可能产生各种污染物。但是，如果没有化学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我们的生活就会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社会不会如此快速地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少量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毒性（PBT特性或类POPs特性）化学品长周期低剂量暴露所致生态健康风险则是其危害。

    新污染物就在我们生产、生活活动的周围，接触途径也是广泛的。口、鼻、皮肤摄入都是可能的，也就是学术界所研究的膳食摄入、呼吸暴露以及皮肤接触过程。相对而言，呼吸、饮水和膳食摄入的占比会更大一些。

    谈危害

    新污染物对人群健康影响存在复杂关联和长期的潜在危害

    新京报：新污染物对于身体健康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可能会造成哪些疾病？公众可以防范吗？

    江桂斌：毒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污染物整体上具有广泛的毒性，典型的包括神经毒性、发育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免疫毒性，甚至是对进化的影响。这些毒性表现都是在分子尺度和种群尺度上评估生态健康风险的关键靶点。目前，多数新污染物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清楚，难以从病因学上确定直接的关联。

    与传统污染物相比，新污染物的独特性也体现在长周期低剂量，因此其对人群健康风险存在复杂性和潜在长期性，需要多学科领域专家联合攻关，开展实验室研究与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结合的研究方式，以特定毒性靶点为线索，加强化合物分子与疾病在机制上的关联研究。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化学品。每个人都需要和化学品，甚至还和病毒、细菌、微生物等打交道。现在已经知道的污染物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未知结构和毒性的污染物可能早已存在，但我们并不知道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如何，这是现实。

    另外，新污染物也会伴随人类进化的全过程长期存在。因此，严格防范不受到新污染物暴露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相对于防范，我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及时筛查发现对健康有危害的污染物，并在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上通过严格的法规与标准进行控制。同时，要辩证地看待污染物影响的长期性问题。毫无疑问，化学品在推动全人类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健康问题也是贯穿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需要通过科学决策、技术创新和社会共治才能实现风险可控的发展。

    新京报：在治理方面，对于已经存在于环境中的新污染物是否可以清除？

    江桂斌：源头控制、过程减排、末端治理是逐步减少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残留量的整体思路。其中，源头控制是最有效的方法，其次是过程减排，而末端治理则是最后能采取的补救方法。

    在源头控制方面，《斯德哥尔摩公约》对全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管控案例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即基于基础科学先行原则，探索在PBT（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高毒性）特性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促成政府、工业界、科学界在需重点管控污染物种类上达成共识，再基于工业类型摸清排放清单、设立管控标准。

    鉴于环境介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新污染物完全去除是不现实的；只可能对特定区域的存在显著生态健康风险关联的新污染物进行治理，主要形式包括经人工干预的生态修复技术、各种膜过滤技术、各种吸附技术、植物修复技术、水体高级氧化处理技术等。

    谈治理

    建议建立国家级新污染物毒性评估中心，

    建立跨区域联防联控和陆海统筹风险评估平台

    新京报：目前治理新污染物还有哪些难点？对此你有何建议？

    江桂斌：各地已制定的新污染物行动方案大多参照治理传统污染物的成功经验，缺乏对新污染物种类繁多、赋存复杂、危害隐蔽的特点的把握。

    主要表现在：重点污染物的列入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国际贸易安全以及区域污染特点的角度出发，聚焦需优先管控的化学品亟须科学规则的指引；拟重点管控污染物的生态毒性、健康效应尚不明确，严重影响了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和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污染源监管标准制度的制定；部分拟优先管控的化学品缺乏替代品，加强绿色低毒替代品的基础研发是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绿色产业的重要环节。

    我们去年召开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香山科学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是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的关键支撑，应在新污染物治理中实施基础研究先行的战略。

    新污染物的“新”，本质上体现在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作用靶点、毒性效应和赋存形态等。面对环境中数量庞大的未知新污染物，需要从研究范式、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和评估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创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将污染防治关口前移，才是解决由海量化学品带来新污染物问题的根本思路。其中，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与健康危害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核心。

    具体的建议和对策方面，一是强化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的先行战略，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构建环境暴露-风险评估-健康效应-防控理论体系。侧重“精准识别-过程追踪-风险预警-协同防控”全链条研究，以环境健康基础研究为纽带，推动学科交叉，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赋能的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与管控的前沿基础研究体系。从根源上厘清不同疾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突破新污染物快速筛查、风险评估等瓶颈技术。构建我国新污染物风险防控新思路，形成基于绿色替代、低碳削减与污染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支撑新污染物治理国家行动计划和国际履约行动。

    二是组织优势科研院所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工作，强化系统性科技攻关，建立区域平衡的人才高地。针对新污染物监测治理区域差异明显的特征，构建跨区域联防联控平台，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布设监测站点，基于新污染物治理高层次人才队伍实施“东部技术+西部平台”联合攻关机制。聚焦新能源、新型化工产业伴生的污染风险问题，构建我国新污染物全链条治理方案。

    三是构建陆海统筹风险评估平台，引领新污染物全球科技前沿。加快推进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及平台建设，构建“水-土-气-生”新污染物立体监测网络，提升陆海统筹的环境科技创新的支撑和技术装备研发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体系。

    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需以“科学基础战略”为先导，通过动态优化研发任务、主导国际数据智库、完善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将科学认知深度融入社会治理框架，为高水平保护与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谈科研进展

    以关键毒性靶点为线索，利用AI等技术推进污染物筛查

    新京报：目前你正在开展哪些新污染物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

    江桂斌：我们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分析方法与仪器设备研制、污染分布与溯源识别、污染物形态与化学行为、生态毒理与健康效应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的系统研究，始终引领我国环境化学与毒理学科发展，是我国新污染物研究领域的先行队伍；本世纪初就规范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Cs）的科学名称和中文概念；承担并完成了我国新污染物研究的第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第一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第一个国家支撑计划项目、第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委重大项目和第一个创新群体项目。2004年起，开始了发现新污染物与毒理研究的新学术方向，研制了世界首台“高通量多功能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ITA）”，逐步形成了“从物质到效应”和“从效应到物质”的新污染物筛查识别方法体系。这些成果不仅为我国履行环境国际公约提供重要支撑，更标志着我国在新污染物研究的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发展。

    当前新污染物对健康危害的数据大多来自大队列研究，这意味着这些危害往往在产生健康影响之后才能被发现。我们应开展逆向思考，新污染物若要产生危害，必然会在体内作用于某一靶点并引发毒性效应。因此，我们正在以关键毒性靶点为线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合成生物学新毒理模型等先进技术推进需重点关注污染物的筛查和环境赋存解析；环境毒理学研究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也在系统加强，以助力发现新污染物的毒性靶点、解析毒性通路、理解健康效应。

    近年来，我本人在全国两会上也一直呼吁要加快推进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相关工作的布局，重点关注新污染物的环境暴露与人群健康效应，最终希望能够实现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兑现为生态环境的永续安全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持续提升。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