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5年来，我们通过访谈近百名老教授、老同志、老校友，真实记录他们经历的学校建设发展历史，再现学校发展历程，重温办学育人之路，为弘扬矿大优良传统、传承矿大精神品格贡献档案力量。
2024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生校友口述访谈实录》出版，本书通过对33名学校培养的校友代表进行口述访谈，分院士篇、高校篇、行业篇，生动展示了师生校友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扎实有效的创新实践，展现了新时代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校友群像，再现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办学发展历程。
本书可供关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设发展的学校师生、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参阅。
人物简介
顾大钊，男，1958年5月1日生，江苏省滨海县人。矿山工程与水文地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82年获得山东矿业学院矿井建设专业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矿山岩土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矿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至1991年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中国矿业大学被破格升为教授；1995年作为科技带头人调入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1996年至2001年分别担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中心和计划部副主任；2002年至2009年担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与信息中心主任、科技与信息部总经理；2009年至2018年担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发展部总经理；2018年至今，担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西部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利用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原创提出了煤矿地下水库储用矿井水的理念，建立了煤矿地下水库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奠定了我国在此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将矿井水由以往水害定义为水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将矿井水定义为非常规水资源等国家一系列矿井水保护利用政策法规的颁布提供了科技支撑。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中国专利金奖2项，获授权发明专利30余件，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6部，培养博士、博士后10余名。
问
访谈组:
1982年您考入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攻读矿山岩土工程专业，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来母校前的求学经历吗？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到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继续深造？
顾大钊:
我出生于1958年，1975年高中毕业之后在老家附近的一个工厂做了3年临时工，1978年考入了山东矿业学院。当时的高考政策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山东矿业学院当年只在江苏和山东两省招生，一共招了300多人，在江苏就招了100多人。进入学校后我被分配到矿山建设工程专业，实际上就是建井专业。那时候学校里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是现在无法想象的，所有学生都拼命学习，我自己也是一门心思地学习。1982年初，我临近毕业，听说可以报考研究生，于是就报考了。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多，我们建井专业两个班80个人，大概有四五十个人都报考了，但最后只有我们班考上了3个。我当时报考的是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因为那时候山东矿业学院没有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1982年9月我到北京上学，当时北京研究生部的师生人数不多，大家学习都很刻苦。
问
访谈组:
1988年您获得矿山岩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矿山建设井巷特殊工程领域的第一位博士，您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的初衷是什么？
顾大钊:
1985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都是余力老师。当年煤炭领域的3个主要专业方向是地质、建井、采矿，简单来说就是找煤、建井、采煤、这与当时煤炭行业发展需求相适应，所以当时矿山企业的主要领导一般都是这3个专业毕业的，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也是机缘巧合选择了其中的建井专业。而且矿山建设工程中又分好多研究方向，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特殊凿井，又称井巷特殊工程，也是我的导师余力老师研究的内容。井巷特殊工程主要研究如何在特殊的地质条件下建设矿井，具体技术方法有冻结法、钻井法、沉井法等。当时我们国家在矿山建设方面的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而特殊凿井的技术水平更高。我自己也喜欢学习、喜欢研究，所以1985年就继续攻读特殊凿井方向的博士学位。
问
访谈组:
您能分享一下在母校求学的6年里，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和难忘的人或事吗？
顾大钊:
我很怀念当时学校的氛围。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设施，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学习，有浓厚的学习风气，而且同学关系比较融洽。当时我们82级一班的学生全部住在教师公寓，我们矿建系的同学住在一个房间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现在我们同学有时回到母校还总会去看一看那个平房。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学识渊博的老先生，有巴肇伦教授、赵国景教授、杨善元教授、王树仁教授等，我们的辅导员老师是高慕鸿老师。在课余活动方面，我印象里学校冬天有滑冰的地方，在现在西郊宾馆附近，冬天学生可以去滑冰。
问
访谈组:
1993年您被破格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全国矿山建设工程领域最年轻的教授，2015年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您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之后又是什么契机到了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顾大钊:
我觉得无论在哪里，是什么岗位，首先要认真把工作做好，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获得认可和机会。我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后就有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但需要通过EPT的英语考试。我因为有其他工作，准备时间不充分，所以只考了99分，距离通过的标准线差1分。我当时觉得无所谓，该干什么干什么。过了几天学校的老师联系我说我通过了, 我还挺诧异。后来才知道我们学院了解我的情况，表示我平时整天干活，在没有时间复习的情况下参加考试，也只差1分而已，和学校交涉后也就通过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认真对待工作，自然而然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其次就是有机会就要多学，要多做研究，这样才对自己的成长有利。我当时出国去澳大利亚的年限是1年，但是因故推迟半年才成行，我到澳大利亚后只剩下半年学习时间。为了能真正学点东西，我需要延长学习时间，所以我就想办法联系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各个学院，希望参与一些科研项目。最后联系到土木工程学院，该学院有一个大的项目，同我的研究方向很类似，是关于机械破岩的。他们正好有一个项目方向缺少人手，还有几个博士生要指导，最后我就把这个项目给承揽下来了，以此作为在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并因此延长了研究时间。为了充分利用好难得的机会，我在这段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每天除了去实验室，就是去图书馆。虽然悉尼的风光很美，但我基本没去过除了学校的其他地方，整天就在学校学习、研究。在那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国外发表了6篇论文。1991年底我回国之后很快就评上了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这些成绩都与我工作刻苦密不可分。
再次要尽量把研究领域扩宽一点。我本科学的是建井，硕士和博士学的是岩土工程，实际上就是地下工程。然后到国外我又学了采矿和土木工程，所以研究领域相对而言就宽一点，也因此我有机会去神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神华集团”）工作。1994年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中青年教师会议，当时郭育光校长提到国家要成立神华集团需要技术型人才，要求是学历和职称高一点、有国外学习经历、研究面宽泛一点的，同事们觉得我的条件比较合适，之后经过与原煤炭工业部部长肖寒的交流，肖寒部长就同意我到神华集团工作了。神华集团是1995年10月成立的，我在神华集团成立前就调入神华集团筹备组。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很多机会都必须你自己把条件准备好，你自己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很难把握住机会。因此我常常给年轻人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干，才能把握好机会。
问
访谈组: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您是如何解决科研难题的？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若想获得学术研究的突破需要具备哪些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
顾大钊:
谈到研究的事，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特别是从学校刚到工作单位的年轻人，一定要深入现场才能发现问题。我到了神华集团之后一段时间，主要是参与神东矿区建设。当时矿区有两座矿井正在建设，一个是大柳塔矿，一个是补连塔矿，这两个煤矿现在都是世界闻名的井工煤矿。因为我是建井专业的，到神华集团后的一段时间经常在神东矿区参加这两座煤矿的建设。
在此期间，我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煤层赋存条件很好，但是地面没水，全是沙漠，而井下却有很多水，这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在矿区建设中没水是不行的，而井下那么多水， 我就琢磨能不能把井下的水给用上。但这与传统的理念完全不同。传统的理念中，煤炭开采中产生矿井水必须都外排到地表上，留在井下就不安全。而西部地区地面蒸发量很大，蒸发量是降水量的5倍多，矿井水排到地面之后就蒸发掉了。我就琢磨能不能把矿井水存储在井下，这样就不会被蒸发掉，需要水的时候再使用它。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尝试，重点解决安全储水问题，从一个小的工作面到几个工作面，再到最后形成现在的煤矿地下水库群。我们从1997年开始做一直到2010年，大概做了10多年，我们就把煤矿地下水库这个事基本上做成了。
大柳塔矿建成了首座分布式煤矿地下水库，可以储水710万立方米。进一步推广之后，我们在神东矿区一共建了35座煤矿地下水库，储水量最多的时候达到3500万立方米。目前，神东矿区是全球唯一的2亿吨级井工矿区，它的水有95%以上来自煤矿地下水库。基于煤矿地下水库技术，2015年科技部批复成立了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目标是解决西部矿区用水的重大实际需求，意义重大，也证明了我们当年的方向是对的。国家一直在强调创新，我觉得原始创新首先要有理念的创新，就是和传统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矿井水的利用，传统思路就是水不能放在井下。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把它放在下面，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通过科技攻关逐步地往前推进。
问
访谈组:
1995年从大学教授转型到企业工作，您是缘何做出这个决定的？您觉得个人的职业发展如何实现破圈成长？
顾大钊:
说到1995年我从大学教授转型到企业工作原因有很多。首先与我在澳大利亚的研究经历有关系，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土木工程学院做课题，是关于机械破岩的一个课题。学院的院长叫罗宾菲尔，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他就是从企业转型到学校的，当时我挺惊讶，但是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去神华集团的时候，我就觉得国外专家能从企业转型到学校，那我为什么不能从学校转型到企业呢？所以我就转型到了神华集团。据我了解，当时在学校当教授的，特别是年轻的教授几乎没有到企业发展的，现在这种情况就多一些了。目前，我们强调产学研结合，最好的结合方式就是人员的交流。
问
访谈组: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CCS应用方面做了很多实践，您能简要介绍一下CCS技术以及其应用前景吗？
顾大钊:
当前我们国家的能源发展面临两大战略难题。第一是确保能源安全，第二是实现能源转型。对于煤炭行业更是如此。首先要保证供应安全，然后要实现转型，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能源安全是指保证我们国家能源供应，保证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能源转型核心的问题是低碳，要从高碳转到低碳。之前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能源转型对于煤炭行业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煤炭的碳含量比较高，排放的碳比较多。要实现低碳转型，其中兜底性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埋到地下去，也就是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CCS）。
目前，各行业都在做这方面工作，主要面对的问题是经济成本较高。不过后续随着气候环境的要求逐年增高，成本计算也会发生变化。第一是随着我们封存规模的增加，成本可能会下降。第二是碳排放的成本会越来越大，包括现在我们国内的碳交易，国外对我们要实行碳税等，导致碳排放的成本会急剧增加，继而碳封存的经济性将得到改善。除此之外，我觉得煤炭行业必须做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们能把煤炭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封存起来，煤炭就是清洁能源了。而且煤炭是我们国家最经济、最可靠、资源量最有保障的能源，它的边际成本或者边际效益是巨大的。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未来煤炭资源不能无限地开采下去，最后总要转型。因此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后我们煤炭高等院校或者以煤炭开发专业为主的高等院校，可以慢慢地从研究采煤转向如何埋碳。埋碳和采煤都是地下工程，而且埋碳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比如说，以后企业碳排放是要缴费的，如果碳排放价格涨到500元/吨，但如果我们有能力把CCS的成本降到300元/吨，相当于我们可以从中赚200元/吨。这一点很可能是我们煤炭行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
问
访谈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您认为母校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助推行业转型升级？您对母校事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顾大钊:
关于深化改革，我们学校现在是个综合性大学，但是毕竟它有能源的基因。因此我觉得学校应该紧密地围绕着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来布局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这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现在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可以，其主要的核心是保证煤炭开采量，为国家提供足够的能源。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增量是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又包括很多，包括现在的新能源，例如太阳能、风电等。
我们学校的核心除了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之外，一定要盯住地下工程。这是我们的本行，之前无论是地质、建井还是采煤，都是对地下工程的研究，地下工程研究这么多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科研力量。但其实在地下工程研究方面，我们以前吃过亏、走过弯路，像隧道建设、地铁建设我们就没跟上，本来这应该是我们的强项，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转型得不够。现在的煤炭地下气化、CCS等的核心都是地下工程。所以一定要锚定方向，更多地聚焦于能源转型。能源转型面很宽，我们要在地下工程上下功夫，学校还要在这方面下大力度。如果现在再不转型，过不了多久，大学生基数少了就来不及了。在这一方面要确实把工作做好，要做到科技引领，人才为本。国家对科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教育人才是一体的，其核心是人才。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数量是足够了，一年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但是怎么使这些人才更加符合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实际上是很难的一项工作，必须要有长远发展的方向。
问
访谈组:
请您对母校的青年学子讲些寄语和期许。
顾大钊:
希望我们青年学子聚焦能源安全。为实现能源转型做贡献。我们能源行业相关的事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安全，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另一个是实现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如果把这两个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工作也就符合了各方面的要求。
特别鸣谢———顾大钊院士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大力支持!
来 源/档案馆
本期编辑/徐谢诗琦
责任编辑/王丽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