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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骐院士:忆往昔岁月,展风华未来

2024-11-26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新闻网   阅读量:41

卷首语

    2024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校115周年,在学校百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矿大人的接续奋斗,铸就了中国能源工业高等教育的一流品牌和独特的精神文化品格。只有牢记历史,把握当下,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

    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5年来,我们通过访谈近百名老教授、老同志、老校友,真实记录他们经历的学校建设发展历史,再现学校发展历程,重温办学育人之路,为弘扬矿大优良传统、传承矿大精神品格贡献档案力量。

    2021年《寻访·记忆——口述学科史》出版,以抢救性的口述访谈为基础,通过21名老教授们的口述形式,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历史,围绕8个学科,追昔抚今。

    2022年,《寻访·记忆——口述校史》出版,围绕学校学科发展、体育运动、老校友、78级研究生四个方面,口述访谈26名老专家、老校友,昭示先行者的艰苦奋斗,鞭策后来人开拓创新。

    2024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生校友口述访谈实录》出版,本书通过对33名学校培养的校友代表进行口述访谈,生动展示了师生校友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扎实有效的创新实践,展现了新时代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校友群像,再现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办学发展历程。

人物简介

    宋振骐,男,1935年3月生,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科技大学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院长。1957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67年进入山东矿业学院采矿系工作,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兼所长;1987年担任山东矿业学院矿山压力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担任山东矿业学院(现山东科技大学)矿山压力研究所名誉所长;199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4年担任山东科技大学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现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从事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的研究。建立并完善了以岩层运动为中心的矿山压力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该理论体系把中国采场矿山压力研究从定性推向定量,把煤矿现场矿山压力和岩层控制从过去主要依靠统计经验决策,推进到针对具体煤层条件定量的发展阶段;组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矿山压力研究所,主持并完成了包括 “六五” 与 “七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多个项目的研究任务;创造的井下岩层动态观测研究方法、成功研制的顶板动态仪等监测手段, 以及顶板预测预报和顶板控制设计等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统一。

    

    访谈组: 

    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来北京矿业学院求学前的经历吗?是什么原因让您毫不犹豫地在当时3个志愿栏里全部填入采煤专业?

    宋振骐:

    1935年, 我出生在汉阳兵工厂的一个工人家庭。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工厂内迁。从记事起我就为生活所迫,拾柴、捡炭、从大食堂饭桌上和剩菜缸里捞取残羹,什么样的苦都吃过。1946年我家搬到了重庆,父母为了让我读书,让我认小学教师做干爹,从此随了他的姓,改名宋振骐。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3年9月,我从重庆市第一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后在选择报考大学和专业时,我被新建立的北京矿业学院所吸引。怀着对献身 “与千变万化的地层作斗争” 的煤炭事业的向往,除了国防专业以外,报考志愿书的其他三个志愿栏我都写上了采煤系。幸好,我最终被北京矿业学院录取了,由此我开始了大学生活。

    

    访谈组: 

    1953年至1957年您在北京矿业学院学习,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期间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宋振骐:

    我进入北京矿业学院的时候,由于当时井下条件比较艰苦,喜欢这个专业的人很少。但当时北京矿业学院院长吴子牧讲:“艰苦和有危险的事业才是祖国人民所需要的,敢于献身的青年人也是最光荣的。”这句话激励了我。通过井下实习和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的情谊鞭策着我,使自己立下了为艰苦光荣的煤炭事业奋斗终生的意愿。

    我如饥似渴地学好每一门课,特别是数学、力学。我很爱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及有关军事战略的书。注意研究学习方法,喜欢思考、类比、归纳、推演。

    我爱好音乐、文艺,在学校除了学习,我还是文体活动和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我是班级学习委员、系篮球队队长、学院民乐队队长。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 “向科学进军”,我就参加了学生科学技术小组,担任了学院首届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这些活动锻炼了我的身体、意志,培养了为同学们服务的精神和组织工作的能力,也强迫自己改进了学习方法,争取到各门功课全5分的成绩,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三好学生,出席了北京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 “三好”号召,1956年我们班还自编自演创作了快板剧 《不做啃书匠》,几乎演遍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在中南海怀仁堂纪念一二·九运动演出后, 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表扬。一直到现在老同学们相见,都以此为傲。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住这个快板剧的台词:“有个同学叫小王,你看他个子挺大脸发胖,实际上神经衰弱身骨虚,大风一吹就晃荡……”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为我在参加工作后能借助于党和人民提供的教师舞台,把自己锻炼成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奠定了基础。

    

    访谈组: 

    1957年您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今天,在教学与科研岗位上坚守了60余年,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您对这些年教育工作的感受吗?

    宋振骐:

    1957年8月, 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留校,走上人民教师的岗位。回忆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感到欣慰的是,我始终把学生看成是科学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坚持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行动,坚持走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即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相结合的道路,达到了出人才、出成果的双重目的。

    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带领学生深入煤矿生产第一线,特别是那些比较艰苦、有一定危险和需要有创造性活动的地方学习、劳动,从事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在1958年至1962年全国水力采煤机械化高潮中,我和学生参加了第一个水采矿井 (峰峰羊渠河一矿)的试生产。在淮南谢一矿首先系统地开展了水采顶板活动规律的实测研究。在隆隆的煤水声中,经历了煤层和顶板垮塌、煤流埋冲的险境。

    1963年开始带领学生为回采工作面采煤机械化而奋斗。我和学生不顾煤壁片塌(帮)、顶板冒落的危险,研制试验了装煤犁、金属支柱的支设和回撤装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亲临参观,并在全国煤展会上展出。我和学生一起为使工人同志脱离顶板垮塌事故的威胁而进行的顶板活动实测研究工作,即使在 “文革” 时期也没有间断过。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矿井(开滦范各庄矿),10个钻孔长达4年的观测,取得10万个岩层运动数据的整理分析,以及用于解释采场上覆岩层运动和矿山压力显现规律的研究,是我带领学生做的。这一研究是世界采矿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国从国外引进和后来国产的综采工作面的顶板活动和矿压显现规律的研究,以及它们与普采工作面的对比也是我带领学生做的。

    1976年,兖州第一对矿井(南屯矿)投产后,多次发生近百米工作面塌垮的大事故。我带领学生和现场同志一起不顾顶板来压时惊雷般的声响和塌垮的危险,经历近百个日日夜夜的苦战,抢夺并整理分析了30多万个顶板活动数据,终于摸清了开采顶板运动的规律,找到了需要控制的岩层范围和控制的方法,从此排除了相应的顶板事故。

    1980年,通化松树镇矿迫于坚硬顶板威胁而采用刀柱式开采法,引起强烈的矿山压力显现和大量瓦斯积聚,造成了近百人伤亡的重大瓦斯事故。我和学生不顾再次发生事故的危险,到现场通过实测研究分析,摸清了顶板活动规律,大胆改用了长壁垮落法控顶,从此避免了底板和底部相邻煤层破坏和鼓出,以及涌出大量瓦斯等强烈矿山压力显现,有效防范了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1984年,南桐鱼田堡矿5年垮塌工作面总长达3000多米,严重威胁生产,每年用数万立方米坑木控制顶板,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我和山东矿业学院矿山压力研究所的同志带领学生深入现场实测研究,改变了支护方式和支护手段,排除了长期不断的顶板事故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等。

    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带领学生解决类似问题的足迹涉及全国相关局矿。哪里有危险,我和我的同事带领学生就到哪里去学习和锻炼。正是长时期的实践不断增进了我对煤矿工程学科理论的研究,增强了我为煤矿开采技术现代化服务的决心。

    我长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采场上覆岩层运动及矿山压力分布和显现的规律,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和实践了利用矿山压力显现推断矿山压力分布,预测预报上覆岩层运动的井下岩层动态预测研究方法,从而为接近实际地建立岩层控制设计结构力学模型(包括决定需控制的岩层范围及其结构组成、确定结构参数和结构支承边界条件、确定支承压力分布等),以及建立支架围岩力学关系方程(即顶板位态方程)等奠定了基础。我们还深入地总结分析了全国成百起重大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发生各类典型事故的工作面取得成功控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顶板安全控制的准则和相应的力学保证条件。这些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使我国采场顶板控制设计进入了科学定量的领先水平。

    

    访谈组: 

    您作为中国实用矿山压力理论学派的带头人,被誉为“为矿山‘号脉’的‘老中医’”,50余年来坚持深入煤矿生产第一线。在深入一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宋振骐:

    毕业留校后,我在峰峰煤矿劳动。有一次,我和矿工们正在采煤工作面底分层奋力抢煤,顶板来压,眼看一块顶板要冒落,我立即跑过去用肩膀扛着,直到拿来支柱顶上。幸好,我人没有事。然而,不久后我在参与抢救被顶板埋住的工人时,亲眼看到一个矿工因这次灾害失去了生命。

    当时的我十分难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似乎整个矿山都压在我的心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矿工头上这块 ‘天花板’ 保护好?为什么要让矿工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了千百万矿工的安全,我这个学采煤的有责任啊!”也在那时,我在心中萌发了向矿山压力抗衡的念头,并暗暗下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此后多年,我深入峰峰、平顶山、淮南、开滦等矿区现场实践,不断探索矿压之谜。听说开滦范各庄矿为搞 “三下” 采煤,曾从地面往下打了10个钻孔,每个孔10多个测点,测出了大量数据,我简直如获至宝。1974年夏天我便带领16个学生到范各庄矿实习,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领着学生日夜苦干两个多月,分析了10多万个数据,并把分析的结论画在坐标图上。从这里摸到了岩层运动的规律,取得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大概一年之后,我又带着学生到开滦矿区同矿压开始打第二仗。有一天,在林西矿的地层深处,突然响起咣咣、嘎嘎的像板炮发出的声音,这是顶板来压的征兆。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学生都被吓住了,但我不能被吓住,学生们和工人们一起撤到安全地点后,我便向老塘爬去。工人们喊:“宋老师,您不能冒这个险!”学生们的心也紧张起来。但当时我就在想:“我必须往前爬,这个来压时刻,正是我一心要得到数据来源的关键时刻,此时冒险正是为了千万个矿工安全。”

    这一仗之后,我带领学生在3个工作面,分3班,一天24小时连续观测几百根支柱,处理上万个数据,每天在井下工作10多个小时,晚上还在灯下从纷繁的数据中探索岩压的奥秘。就这样,我和学生在这里整整奋战了100天,人更瘦了,眼也红了,但我的心却更加豁亮了。因为通过这一仗,我对顶板破碎的原因、支柱在井下的实际支撑能力等。从感性认识提升到了理性认识。对于在不同的压力下,如何确定每平方米支柱的密度心中有了数。

    

    访谈组: 

    您是中国实用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您在煤矿领域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地深耕,您的动力是什么?

    宋振骐:

    1980年,通化松树镇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不久,我便赶到现场。在下井调查中,我发现矿井在坚硬顶板条件下采用刀柱式开采法采煤,导致强烈的底鼓等矿压显现,造成通风不畅,瓦斯积累,冒落的石块撞击出火花,引爆瓦斯,导致56名矿工牺牲。我再一次被眼前的事实震撼了: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不懂科学,特别是缺少正确的矿压理论的指导。

    在通化矿务局组织的事故分析会上,我还记得我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抓科学,用科学来指导现场生产。”在场的人从懵懂中醒悟过来,无不为之振奋:抓科学,才是煤矿的根本出路呀!随后,我开始帮助他们将刀柱式采煤改为长壁采煤,成功地控制了坚硬顶板,消除了因采煤方法不当带来的瓦斯积聚现象。所以,煤矿太需要科学了,而且需要先进技术。

    整个采煤过程是动态的,岩石压力也是变化的,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靠经验办法和人工监测是不行的。煤矿少伤亡、生产现代化的出路只能是依靠科技,甚至是高科技。想想看,全国煤矿一年因为顶板事故死亡的人数一直占各类事故的首位,这样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我们搞矿压研究的人能熟视无睹吗?前面我说的这些便是我工作的直接动力。

    我一直想建立以科学定量为目标、能解决采矿工程实际问题的矿山压力理论,这是我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从研究室到生产井下往来奔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在实践中寻找科学发现的火花,同时让实践成为工程理论的试金石。

    1976年, 兖州南屯矿的井下工作面发生多次塌垮事故。在山东省煤管局的领导下,成立了顶板工作组,我担任工作组的组长。在南屯矿的5个月里,我有4个月天天在井下泡着,测到了数十万计的顶板动态信息数据,在井下探测矿压的变化规律。

    我们的科学理论成果得来不容易,要在现实生产中使用推广也很难,所以我在研究中,总是希望理论成果同相应的方法和手段能够统一。

    

    访谈组: 

    您多年来坚持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建立和发展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为大幅度降低煤矿顶板等重大事故、提高经济效益做出了贡献。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的形成过程吗?

    宋振骐:

    我们深入一线的时候,我就发现对采煤工人威胁最大的就是顶板冒落,它在煤矿安全事故中占比近一半,所以我就在想有什么理论和方法能够为他们解除这种来自顶板的危险,让矿工们可以无忧无虑、安全地开采祖国的地下宝藏呢? 于是,我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个事业上,这也是采煤学理论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分支——矿山压力。

    在国外,矿山压力理论研究已有百年历史,而在我国,这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研究的新领域。当时乃至现在,对我国采煤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仍是苏联的矿山压力理论及其岩石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因为大都属于静态方面的研究,所以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回答不断推进的采场的实际问题。而我认为,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来自实践, 并能动地作用于实践。

    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深入采煤现场,结合生产实践,通过全国各地20多个工作面的观测,整理和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从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发展理论和探求新技术及与之相适应的新手段。

    也正是长时间的深入实践,使我自己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煤矿采场不断推进、煤层地质条件多变、上覆岩层运动和矿山压力不断变化等工程特点,从而提出了以研究岩层运动为中心,建立融合矿山压力和岩层运动预测预报(摸清情况)、控制设计(决策)和控制效果判断(监控)为一体的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把生产现场决策,推进到针对具体煤层和开采技术条件定量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并突破了一些相应的难题。几十年来, 我和学生们与煤矿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紧密结合,利用生产现场这个 “天然实验室” 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矿压显现动态信息和实践经验。

    通过深入实践,我有了自己的初步理论,同时又吸取传统矿压理论的优秀知识,摒弃传统理论的弱点,从运动的观点来分析探讨了采场上覆岩层运动规律及影响采场矿压显现的岩层范围,从而提出了矿山压力和岩层控制设计的具体目标和方,步骤,实现了矿压理论、预测方法和手段的统一。

    我们还深入地总结分析了全国成百起重大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成功控制各类典型事故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顶板安全控制的准则和相应的力学保证条件。这些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使我国采场顶板控制设计进入了科学定量的领先水平。

    我的矿压理论研究成果告诉人们,采场顶板运动是有规律的,来压时间、压力大小是可以预测预报的。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防护措施,为矿工创造一个安全的生产条件。

    

    访谈组: 

    您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并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煤炭企业现场技术骨干,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您如何看待这些成就和荣誉?

    宋振骐:

    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并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所有为此做过支持、援助和贡献的人们和集体。在无数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中,最使我动情的,还是我所领导的矿山压力所这个小集体,是共同的理想信念把这个小集体每个成员紧紧连在一起了。为了矿工的安全,为了煤炭事业的兴盛,为了要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矿压理论”和 “具有独特风格的研究路线”,我们携手共同奋斗。

    1976年矿山压力研究室刚建立时,只有两三个人,而真正搞过矿压的只有我一人。当时矿压理论虽被认为很高级,但在采煤系的授课计划中,一个学期却只有几个学时,没有引起重视。我不仅说服他们来从事矿压理论研究,而且在我的鼓励中,大家都逐渐 “迷” 上了这一行,并且树立了强烈的事业心。我把自己多年来观察、研究形成的矿压理论构思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到现场去,发挥各自的智慧和能力,独立处理和研究问题。

    经过数年的磨炼,我的几名得力助手,都能独当一面,能到现场去独立解决问题。从1979年开始,我先后培养了6名硕士研究生,由于学习期间,总是强调让他们把理论的探索、实验室和现场研究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他们工作都很出色。他们到现场能解决问题,结合实践都能写出漂亮的论文。

    最先毕业的研究生宋扬,在南桐和门头沟的两次实际工作中都是解决问题的中坚力量,现在他已是一名出色的矿压理论研究者。我常常真诚地鼓励我的助手和学生敢于和勇于超过自己的导师,在矿山压力所矿压理论研究人才中,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的梯队。矿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要靠这些有为的后来人。在这样和谐的集体中生活、工作、搞科研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手段是理论的载体,到生产现场实践,能够掌握更多的科学理论,也有利于掌握手段和认识机理,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理论成果千万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必要的工程基础理论是需要的,而现实生产所急需的是有现实指导性的工程理论,即便是这样的理论仍然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转化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学术称号,更是一副沉重担子,也是激励我多年来坚持拓宽工程理论迈向生产实际的动力。

    

    访谈组: 

    当前母校正在全力建设世界一流的能源科技大学,您作为我国煤炭与煤矿领域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您对母校事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宋振骐:

    在以前参加政协会议或者院士大会的时候, 我就多次提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呼吁和相关议案,明确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应该是传统的就业教育、办学思想、教学方法的简单重复, 而是应当向开辟人类生存空间、拓展新的就业门路的创业教育前进,强调高等教育发展及产、学、研教育体制的建设,是推动相关省(区、市)经济发展的动力火车头。

    现在,我觉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该建设一个院士产业园,践行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科技创新。我们的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科技创新的人才,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人才培养为己任,通过院士产业园的培养,我相信我们学校的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

    

    访谈组: 

    您一直奋斗在自己热爱的教学、科研、生产一线,请您对母校学子讲些寄语和期许。

    宋振骐: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深深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和崇敬为祖国的崛起奋斗献身的先烈和仍在努力奋斗的同志们,心里要始终装着仍然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人民。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要有与党和人民同甘共苦,不畏艰难险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要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坚持创造性地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干我们这行的,要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目标,坚定“爱心能聚众,坚韧致成功”的信念,以及“多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鞭策鼓励自己,最大限度地团结同志,共同工作。

    特别鸣谢———宋振骐院士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


来  源/档案馆

本期编辑/王宏羽

责任编辑/王丽晔

宋振骐
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