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共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研究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方面也有卓越成就。代表作有《东南
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抗日战争时期，率领浙大师生员工辗转西迁办学，使浙大在困境中迅速崛起，蜚声中外。
为纪念竺可桢134周年诞辰，特推出《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竺可桢》，以仰先生之风，扬求是校风。
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
——竺可桢
从半年之约到十三年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本不愿就任，“余谓在此时局，难保于三四月内不发生战事。京杭兼顾，势所不能。故余不愿就”。但当时浙大正处学潮迭起的艰难困境，见危不救从来不是他的作风，竺可桢心生恻隐：“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
正是为浙江大学发展的大局着想，加上陈训慈、郑晓沧及夫人张侠魂等人的力劝，1936年4月，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表示：“本人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而要达到相当的成功，必然期待诸位同学的合作和努力。”
在竺校长的身体力行下，全校师生同心同德、相互砥砺，浙江大学在抗战烽火中迅速崛起，蜚声中外。
竺校长受任于困厄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任职之前，他曾向国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任职时间以半年为限。但在硝烟弥漫中，纵然经费拮据，他依然带领浙大辗转迁移，坚持办学，至1949年杭城解放前夕，首尾13年，远超开始的半年之约。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
“竺先生”
竺校长到校后，即大力延揽优秀师资：“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他四处寻觅名师，礼贤下士且任人唯贤，不带成见，包容兼蓄。初到浙大时几次登门聘请马一浮先生便是其中显例。马老当时虽未能到校，却为其最终加盟结下善缘。在抗战播迁中，马老颠沛流离之际致信浙大望予以接纳，竺校长欣然允诺。后马一浮先生随浙大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并为浙大创作了凝聚和升华求是精神的校歌歌词，影响深远。
1944年10月，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学术活动中，竺可桢校长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学术报告
竺校长不仅延揽名师，更竭尽全力为教师们安心教学科研提供充分的保障。苏步青教授回忆：“浙大搬迁时，竺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竺校长春风化雨般的关爱，浸润着学校的广大教师，还有太多像苏步青教授这样的故事。竺校长胸襟开阔、待人真诚、以身作则，受他的感召，各方著名学者陆续聚集到浙大，且能安于其位，待遇差一点也并不计较。虽然时局动荡，学者们生活清苦，但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淳朴浓厚，教师们都以校为家，兢兢业业，真正做到了竺校长所倡导的“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吴耕民教授回忆说：“竺先生虽做了大学校长，地位很高，但为人和气，极平民化，故全校教师都叫他竺先生，不叫竺校长。”由此可见，竺校长也是当时教师们心中的大先生。
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
——竺可桢
责任、使命、担当
竺校长非常重视学生家国情怀的涵养，他勉励大学生要立志做“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的报国人才。竺校长素仰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虽为浙江人，而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因缘际会，浙大西迁由江西泰和而入广西宜山，正是蹑着阳明先生的遗踪而来。竺校长在浙大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开学训辞“：处现在外侮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候，阳明先生的伟大处，更应为学者所取法者，尤在他那公忠报国的精神。”正是对浙大学生寄予“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之厚望，所以竺校长平时对学生们的人品和学业要求都很高，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浙大从泰和迁往宜山的路上，学校指派19名学生护送图书、仪器等行李，途中战乱，学校叮嘱绕远改走安全水道，但学生们急于早日将行李运至学校，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后果真遇到险情，2名学生随即跳入江中，游往他处；其余同学为避空袭，也偃船迫岸，弃行李而走。幸好校中有职员及时赶到，才保住了物资。为防微杜渐，竺校长针对这件事在学生集会上语重心长地讲：“此次十九个同学管理五百件行李，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是为不智；临危急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各自分跑，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此十九人乃你们所公推，是全体学生之样本，十九个学生之不负责，乃是全体学生之大辱，亦是全校教职之奇耻。以后你们得常自省问，若是再逢这种机会，是否能见危授命，能不逃避而身当其冲？”相信聆听了这次生动的训话，全体师生包括现在的我们，对于责任、使命、担当都会有新的领悟。
竺可桢（前排右九）与浙江大学1942届毕业生合影（1942年7月摄于遵义）
“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竺校长的谆谆教诲，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也为我们当下浙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不竭精神动力。
余惟以是非为前提，利害在所不顾。
——竺可桢
求是精神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疟疾疫情肆虐，日机狂轰滥炸，浙大面临西迁途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泰和刚刚丧妻失子的竺校长，强忍悲痛，以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用“求是精神”为风雨飘摇中的浙大挺立起屹立不倒的精神风骨。1938年11月19日，竺校长在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根据他的提议，经校务会议议决，学校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校长先后在多次演讲与论述中阐释“求是精神”的内涵，“求是精神”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竺校长不仅是“求是”校训的倡导者和制定者，更是终生践行“求是精神”的楷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校长平日的为人处世即是对“求是精神”最为生动的注解。
竺可桢题写的“求是精神”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举行“倒孔运动”示威游行，为避免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竺校长劝阻学生无效后，竟以国立大学校长的身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1947年10月，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杀害，国民党当局对外宣称于子三系自杀，竺校长大义凛然地向《申报》等记者阐明于子三事件的事实真相，并称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陷于一片被动。铁骨铮铮，民族脊梁，竺校长以身作则践行了他心中科学家应取的态度：“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在竺校长的身体力行下“，求是精神”在浙大形成一股勇往直前、攻无不克的强劲精神力量，这是竺校长留给我们的永恒精神财富！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以天下为己任
竺校长不仅关爱师生，他对世间万物都有一颗悲悯仁爱之心，所行之处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他总是竭尽所能。浙大西迁时，竺校长就提出了“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沿途造福乡里。在江西泰和，为解除当地水患，在竺校长的倡导下，浙大师生协助当地修筑了防洪堤；在贵州遵义，当地烟民很多，竺校长甚为痛心，由浙大提供一笔捐助经费，帮助当地人免费戒烟……这些善举至今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这是一种博爱情怀，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全校师生感动于他暖人灵魂的大情怀、大格局，所以当竺校长安排师生协助这些大义之事时，师生总是欣然应允，全力以赴。1937年战乱搬迁之际，竺校长慨然派浙大教职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地母洞，并始终关注与协助其事，直至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顺利返杭。
竺校长一生为国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竺校长夫人陈汲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竺校长曾多次将自己留在美国友人处买书的外汇捐赠给国家，把南京一所用自己借款建成的房子也捐赠了，1955 年又将故乡的几间楼房捐赠给国家。1974年病逝遗言，将由1966年起自动减薪1/3后的10000多元交了做党费。他用行动表明对党的一片忠诚，为科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切。竺校长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不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49年9月，竺可桢（前排右一）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教育组代表合影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前人集《论语》句咏手杖联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49年3月7日，是竺校长59周岁寿辰，按照我国习俗计为六十大寿。浙大学生自治会用红色软缎为竺校长制作了一份寿幛，上贴金色“万世师表”四个大字。3月6日晚，全校师生自发为竺校长举行祝寿晚会，现场挤得水泄不通。1936—1949年，竺校长主持浙大 13 年，正值最为艰苦的战乱时期，他丧妻失子，但仍勠力办学，使浙大弦歌不辍，人才辈出。全校师生员工没有一个不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参加祝寿会的师生人数超过了任何一次晚会的纪录。但当天晚会的主角竺校长却坚决推辞不往，故意早早离开家中躲了起来。
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在浙大1940届毕业生临别联欢会上，学生赠送竺校长一本贴有毕业班130余人照片的相簿和一支手杖作为纪念。竺校长即席以前人集《论语》句咏手杖联作临别赠言：“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遇到危难不能相扶持，那要你手杖辅佐何用？需要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不需要的时候就退藏，唯我与你手杖志同道合！竺校长担任浙大校长13年，多少次“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功成名就却弗居，这正是其高贵品格的真实写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矗立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月牙楼前的竺可桢校长雕像
1948年浙大学生创作《求是之光》歌曲向竺校长致以崇高敬意：“十年流亡，风霜久摧鬓发苍；惨淡经营，剑桥媲美，听万人欢呼竺校长！自由褓姆，鞠躬尽瘁为人道；科学民主，矢志所求，歌真理战士竺校长！”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竺校长为我们树立了为学、为事、为人的丰碑。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摘自《我心中的求是大先生》）
作者：刘新（现为浙江大学档案馆综合办公室主任）
编辑：丁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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