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1893—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翌年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1923 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1929 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原杭州大学教授、副校长。主要从事实变函数论、复变函数论和微分方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函数论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许多分支研究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20年代独立解决了函数可以用绝对收敛的三角级数来表示等根本性数学问题，得到了关于无条件收敛的判别理论。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我来求学，是为了我的国家，并非为我自己

    陈建功先生1893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幼年时家境贫寒。陈建功作为长子，读书勤奋刻苦。1910年，他考进了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时值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很高。他觉得无论科学和实业都需要以数学为基础，而中国古代的数学本有很高的成就，只是到了近代才衰落，这使他逐渐产生了要振兴中国的科学和实业首先要振兴中国的数学的想法。这一想法，随着他对数学兴趣的日益浓厚而越发坚定。师范毕业后，父亲原想让他留在家乡做小学教员帮补家用，而陈建功则劝父亲说，做一个小学教员虽可暂时缓解家中的困难，但时下国家贫弱，急需科学来救国强国，有国才有家。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三次东渡求学，师从藤原松三郎先生，专攻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全盛时期的三角级数论。他白天学习化工，晚上钻研数学；在教授染织工业课程之余，还坚持组织数学学习小组。为提高效率，他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1928年，他证明了三角级数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氏（Young）连续函数之傅里叶级数，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的外国学者。面对导师的盛情挽留和教研机构的优渥薪资，陈建功先生毅然选择回国，并留下了那句名言：“我来求学，是为了我的国家，也为了家里的亲人，并非为我自己。”他怀揣着学成报效祖国的理想，从未想过个人得失，只是迫不及待地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得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状况，重现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灿烂辉煌。

    陈建功先生始终热爱祖国、坚持真理、不谋名利、提携后辈。他临终前，最关心的还是我国数学的发展情况，他说：“我热爱科学，科学能战胜贫困，真理能战胜邪恶，中华民族一定能昌盛！”解放初期，他动员大儿子改读军事干校；抗美援朝时，他又把儿子送上了朝鲜战场保家卫国。面对曾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妻子，他坚持讲师身份同样能够做好数学公共课程教学，同样能为国家人才培养做贡献，始终未同意她的教授提任。他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朴素而伟大的情怀。

创办一流的数学系，使中国数学立于世界一流之林

    陈建功先生与苏步青先生惺惺相惜，约定在学成后即回到自己的故乡，为中国培养一流的数学人才。在苏步青先生来浙江大学后的第二年，陈先生便将系主任一职让给了他。苏步青先生曾回忆说：“我们俩下决心，要在20年内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

陈建功先生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正是怀有这样的信念，陈建功先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勇攀高峰，他与苏步青先生共同创立的“浙大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享誉世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开始西迁。陈建功先生把家眷送往绍兴老家，自己只身随校西行。沿途日机轰炸，生活极端困苦，但他的数学研究与教学仍然弦歌不辍，他表示“决不留在沦陷区”“一定要把数学系办下去，不使其中断”。每人一盏油灯、三根灯芯，便可研读到深夜。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阻挡不住陈、苏两位先生勇攀科学高峰的步伐。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带领全系师生风雨同舟、奋发图强，面向世界数学前沿潜心钻研、勤勉治学。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改变我国科学落后面貌，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数学学派”的崇高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1940—1945年，陈建功先生发表了9篇着眼世界数学前沿的高质量论文，对傅里叶级数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其言传身教下，数学研究所的师生们也在高级别的中外学术刊物上刊发论文百余篇。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这样写道：“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1959年，陈建功先生回到杭州，年近古稀的他，毅然决定继续坚守在科研的第一线。在指导三个年级10余位研究生之余，仍有大量译著专著不断问世。1961年，他的研究成果被收录进苏联《复变函数论近代问题的研究》一书，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热烈反响。1964年，陈先生结合自己数十年研究成果与国际上的前沿成果写成的巨著《三角级数论（上册）》正式出版，成为后辈学者的重要科研参考资料。

上讲台精神百倍，下讲台满身“白粉”

    在陈建功看来，“培养人比写论文意义更大更重要”。这一理念贯穿他整个教学和科研生涯。1931年，陈建功先生与苏步青先生决定在高年级学生和青年助教中开设“数学研究”讨论班，分为甲、乙两类，前者精读一本最新数学专著，后者读懂一篇国际数学杂志最新发表的前沿论文。然后，师生轮流登台讲解，陈、苏两位教授和其他师生可随时提问。没有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的话，还有“挂黑板”的可能，这让大家丝毫不敢懈怠，更加专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中。通过这种不断鞭策的方式，陈、苏两位教授把青年教师、研究生、高年级学生迅速推进到世界数学发展的前沿，这不仅是现今浙大数学专业的讨论班制度之滥觞，更培养出了程民德、谷超豪、夏道行、王元、胡和生、石钟慈、沈昌祥院士等一批杰出的数学人才。

    陈建功先生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尤其鼓励创新，他力主在实力较强的方向招收更多的研究生，通过讨论班等特色培养制度的历练，形成独立科研攻关能力后，鼓励学生结合国家发展需要，立足世界前沿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了“老母鸡孵小鸭”的理念，他说：“现在国家需要扁嘴巴的，我却是个尖嘴巴的，但尖嘴巴也可以孵扁嘴巴的嘛！”在该理念指导下，他的学生卢庆骏从数学专业毕业后，成为著名的导弹质量控制和精度分析专家，曾任国家航天部总工程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第一导向，成功地将基础数学理论应用于国家发展建设中。陈先生培养出的优秀学生全面开花，不断开创新的方向，并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

陈建功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课堂上的陈建功先生更像是一名战士。他曾说，上课像打仗一样，要充分准备，每讲一个新内容，应讲清问题之来龙去脉。苏步青先生曾这样描述他，“上讲台精神百倍，下讲台满身白粉”。因为陈先生上课从不带课本讲义，唯一需要的，就是让学生多准备几支粉笔。他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但不是没有。我亲眼看到，他每年都要新编，老的删掉，补充新内容。”在自编教材上，陈建功先生可谓倾尽心血。他编写的《级数概论》《复变函数》等教材讲义数十年后仍然是浙大数学系教师的进修参考书。面对当时国内数学教学多采用外文原版教材，以英文授课的状况，通晓六门外语的陈建功先生坚持编写中文教材，坚持使用中文讲解，并且为许多现代数学名词术语进行中文定名，以此培养和树立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陈先生的课堂除了讲授公式定理，更是充满了前人研究问题的曲折历程和数学故事。在生动鲜活的讲述中，以数学家们的经历激发学生刻苦钻研的学术热情和勇攀高峰的科研斗志，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本文摘自《我心中的求是大先生》）

    作者：李萌（浙江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专业2016 届硕士研究生，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专职组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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