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从那个钻研试飞小飞机的执着少年，到那个“可抵5个师兵力”的世界级科学家，钱老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祖国。

    他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

    音声犹在耳畔，事业就在眼前。奋力建设航天强国，就是吾辈对钱老最好的纪念。

    本期小编带您“听”一位老航天人讲述钱学森的二三事。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已退休老专家刘宗映自196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钱学森领导下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二部。刘宗映曾数次现场聆听钱老的报告或教诲，钱老的一言一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待傲慢“以牙还牙”

    1956年，钱学森刚归国不久，就要到北航作报告，这一大新闻顿时轰动了整个校园，包括正读大二的刘宗映。

    据刘宗映回忆，那场报告被安排在北航体育馆，里面坐满了学生。那天钱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精气神俱佳地坐在主席台上，一块大黑板架在一旁，粉笔、黑板擦都准备好了，只待钱老开讲。

    但令大家费解的是，已经超过了开讲时间，钱老仍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一打听，原来有几位莫斯科航空学院的专家还没到。时间一长，下面的学生有点不耐烦了，开始窃窃私语。

    等了很长时间，那些专家才姗姗来迟。钱老面有愠色，并没有主动站起来表示欢迎。学生们都很吃惊，因为那时的外国专家一个个都很“大牌”，傲慢得很。

    后来，刘宗映理解了，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骨气。尊重是相互的，他们若不按时到会，就是失礼在先，钱老有理由“以牙还牙”。

科学工作要后继有人

    刘宗映第二次见到钱老是在1957年，那年学校举行了一个专题学术报告会，邀请钱老来参加。据说钱老事先打过招呼，说是这次只带“耳朵”来，主要是听听大家的观点和见解。但报告会快结束时，学校领导和学生都强烈要求钱老讲话。钱老再三摆手推辞，大家就一直不停地鼓掌。钱老感到盛情难却，作了发言。

    那天钱老的讲话非常精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钱老对科普工作的重视。他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关系到对青少年科学兴趣爱好的培养，关系到科学工作者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

    钱老还提出一个观点，即大学毕业生在交出毕业论文的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交出一篇科普报告。报告须用生动活泼和形象化的语言，向外行介绍枯燥的专业知识，使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这样学校才能给他颁发毕业证书。

让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刘宗映第三次见到钱老大约在1969年年底。那时，钱老正在主抓包括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在内的“八年四弹”任务，航天部门的主管人员和专家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刘宗映因为参与了风暴一号火箭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所以也参加了汇报。

    那次汇报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弹道的模拟和计算。钱老仔细地听取了各单位的汇报后，提出了几个问题，如高弹道和低弹道的区别在哪里、低弹道如何模拟及建立数学模型、弹头再入时如何确保不被高温烧毁等。

    钱老认为，洲际导弹的低弹道飞行试验关键在于弹头的再入，这是成功的标志。他语重心长地说，组织一次大型飞行试验不容易，必须动用很多资源，牵涉到方方面面。如果试验失败了，对党和国家不好交代。他希望大家再仔细核算核算，再多做些地面试验，提前排摸和预测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得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刘宗映回忆，那次汇报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充分体现了技术和学术的民主。而钱老态度和蔼，一点没有架子，对一些一时难以突破的技术问题与大家一起进行深入探讨，并以他渊博的知识、循循善诱的学养，引导大家对一些问题达成共识。

    后来，在“东五”的第一次低弹道飞行试验中，钱学森带领航天人亲自远赴新疆，指挥和参与了那次意义非凡的飞行试验，并见证了弹头再入的成功。再后来，“风暴”弹头再入技术被移植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于1980年5月18日获得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来源/《中国航天报·金秋时光》，原标题《一位老航天人眼中的钱学森》

    文/游本凤

    编辑/刘喆 孙喆

    审核/贺喜梅

    监制/索阿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