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贺克斌（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网站）

    贺克斌，四川成都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克斌院士长期致力于大气复合污染特别是PM2.5的研究，在大气颗粒物与复合污染识别、复杂源排放特征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

    现任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主任、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科技委环境学部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

    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10月10日至12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采访当天，北京上空蓝天白云，空气质量为优。近年来，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23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比十年前下降了54%，重污染天数下降了83%，优良天比例连续4年达86%以上。

    作为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治理研究的专家，贺克斌对封面新闻记者表示，治理空气污染这场考试，已经从六十分考到了八九十分，但是还要再继续提高成绩，除了从传统的治污手段中挖掘潜力之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未来工作的主要抓手。

    他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推动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及空气质量达标具有显著作用。实现碳达峰目标可推动2030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25μg/m3左右，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促进全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10μg/m3左右。

    以下为采访实录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我国“双碳”目标的实施进度？碳达峰目标能否在2030年之前实现？

    贺克斌：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政府宣布的是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所以，并不存在是否提前实现碳达峰的问题。

    中国正在坚定不移推进“双碳”目标，已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显著进展。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第一阶段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达到16.5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超过煤电，而其中风光装机更是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此外，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35.2%，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汽车行业的整体实力；再就是，以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已成为我国新的出口增长点，2023年全年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这些进展表明，现阶段“双碳”行动的实施进度是符合预期的。

    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还需要全球形成良好的合作生态。有些政策，比如近期拟实施的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做法，并不利于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如果全球能够积极合作、形成合力，将各自的技术优势发挥出来，相信会在全球减碳、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适应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确保中国乃至全球碳中和目标实现。

    封面新闻：在实现“双碳”目标上，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经济下行压力是否会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

    贺克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经济、社会、技术、政策等多方面挑战。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尤其面临“三高一短”的挑战：一是高碳的能源结构，中国的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的占比高；二是高碳的产业结构，全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包括钢铁、石化、水泥等，这些行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仍然较高；三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高速发展进程中，很多地区还要有能源消费增量；四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短，中国只有短短三十年时间，欧洲有六七十年，美国有四五十年。

    降碳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关系。从长远来看，降碳是新的发展动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就是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形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这些表态都说明我们是把降碳当作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一个包袱。

    封面新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这些制度安排对实现“双碳”目标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贺克斌：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与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紧密相关，能够系统性提供碳排放数据，帮助国家实现精准碳管理。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是推动绿色消费、促进低碳生产的重要手段。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从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出发，可以促进企业优化工艺流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对我们自己来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这些举措，就是在落实“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个基本判断。通过相关制度建设，逐渐建立起“碳是动力、碳是资产”的体系，把“碳有价、碳涨价”的过程作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杠杆，让碳资产真正成为驱动绿色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力。

    对外来说，随着全球绿色贸易机制快速发展，碳足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相比之下，中国的碳足迹体系相对薄弱，已成为应对这些国际规则的“短板”。完善自身碳足迹管理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有助于与国际制度接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气候治理合作。

    封面新闻：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我国先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通过您的观察，目前这两个市场的运行情况如何？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碳市场相比，还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如何更好地与国际碳市场体系对接？

    贺克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2021年启动以来，经过不断发展已逐步趋于成熟。今年9月9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预计年底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放行业纳入碳市场。碳价稳步上涨，反映了碳排放基准线的收紧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增强。然而，与欧盟等国际上相对成熟的市场相比，我国整体碳价仍相对较低，市场规模和交易深度有待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新启动，为企业通过自愿减排项目获得碳减排收益提供了重要渠道。然而，当前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参与度仍较低，方法学的范围相对单一，市场活跃度和交易量还未达到预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比较成熟”的碳市场，这个说法也是相对的，各国都在探索。对于碳市场的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目前还在达峰期。所以，碳市场的设计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另外，中国的工业体系比较全，任何一个政策工具产生的影响，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要更加复杂。所以在碳市场建设方面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要有所选择地吸取它们的优点。

    封面新闻：近年来，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但最近几年，PM2.5下降幅度呈放缓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国PM2.5浓度是否还有继续下降空间，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降低碳排放对减少空气污染可以产生多大作用？

    贺克斌：从大气污染治理角度来说，我国已经从六十分考到了八九十分，但还要再继续提高成绩。减排的边际效应递减，是当前面临的局面。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是要持续提高的，为的就是不忘初心，减小空气污染对人民健康的影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我们刚刚上了第一个台阶，也就是35微克/立方米，后边的台阶就是25、15、10、5。现阶段要稳定地达到35，目前还有少量城市没有达标，要尽快达标。

    在传统环保领域，包括末端治理、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等方面，还有潜力可挖。首先就是目前的一些技术，特别是针对VOC（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发，对一些特定污染物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应的技术进行控制。对于那些已经有了针对性治理技术的污染物，有一些还没有很有效地监管起来。这两方面原因，使污染物排放量还有下降空间。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未来工作的主要抓手。随着减排进入深水区，需要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深挖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潜力。

    研究表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推动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及空气质量达标具有显著作用。通过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加速电气化等措施，实现碳达峰目标可推动2030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25μg/m3左右。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促进全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10μg/m3左右。

    未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需要持续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加大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以科技为支撑，研究“双碳”可能带来的一些新的环境因素，确保前进方向是良性的、可行的，最大限度规避结构调整和路径转换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强化重点区域、关键领域的协同治理路径，我国区域和行业间的协同减排潜力存在较大差异，识别关键产业，制定因地制宜降碳减污协同路径，将能更高效地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促进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