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同时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院官微从今天开始推出“亲历者说”系列文章，重拾那些记忆深处的难忘时刻，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让我们追寻先辈足迹，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和“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院训，在新时代以拼搏和奋斗谱写无愧先辈、无愧时代、无愧祖国的新篇章。

    王方定，1928年12月21日生于辽宁沈阳，籍贯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53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早期参加我国铀矿石的分析、处理研究。1958年开始从事核武器研制中的放射化学工作。研制了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并实用于核武器点火部件。参加创建了核试验的放射化学诊断方法，并多次用于实践。开展了多价态裂变产物化学状态和自发裂变电荷分布的研究、核燃料后处理中长寿命裂变产物元素的化学及工艺研究等。

    1958年，我从莫斯科开会回到北京，发现组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办公地点由中关村迁至房山的坨里；组里分出10人组建了第十研究室；工作性质也由核燃料前处理转向后处理。自从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以来的5年时间里，我主要从事核燃料铀相关的分析工作。除此之外，所里还安排了大量的学习，学俄语、去北大旁听原子物理学……这一切似乎都为日后的核武器研制埋下了伏笔。

    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20号楼办事，刚走到门口，正好碰见钱三强所长从楼里出来。钱所长叫住我，告诉我说所党委研究决定派我参加原子弹研制，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当时钱先生很满意，高兴地说：“我想你也是这样的。”他接着说：“现在可以先做铀235的核裂变产物的分离、分析和产额测定，质量分布外国人做了，我们中国还没有人做，你来做中国的第一条质量-产额分布曲线吧。”

    几天后，我拿着钱所长用毛笔写的私人介绍信，来到（二机）部大楼五层，在干部处处长徐杰那里挂了号，就算是九局的在册人员了。这时我才发现，人们嚷着失踪了的邓稼先同志在这里，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胡仁宇也是九局的在册人员。

    此前，我国已于1957年5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约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在等待苏联援助的日子里，我们一边学俄语，一边做钱先生定下的课题——裂变产物分析。核爆之后的很多测量都会用到这些，这充分证明了钱先生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撕毁协定，苏联专家撤走。二机部调整部署，开始立足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我开始正式接手一项艰巨的任务——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用这些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装置叫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我是其中一条路线的负责人。

    研制任务开始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原材料的缺乏，一些α放射性物质和元素周期表中的轻核元素都可以用作制备中子源的材料，我们小组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α放射性物质钋-210的提取上。但α源从哪里来？

    由于当时我们并不具备条件，就找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有一套放射性治癌的设备，可以提取氡来获得α放射性物质钋-210，可是量很少。

    这时，钱三强所长问我近来工作中是否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提取的方法有了，但缺少原材料。”钱所长说：“我有，从法国带回来的。”

    于是钱所长带着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打开铁皮柜，拿出近十个带磨口塞的石英瓶，这些瓶子直径约3厘米，高约6厘米。

    钱先生接着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镭D-E-F盐，放了这么多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了。”

    我从做天然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大量的钋-210原料，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真是高兴极了。

王方定小组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工棚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缺少实验场所，怎么办？钱先生建议我们建立一座简易工棚作实验室。他说：“操作强放射性物质的工作在工棚里做最灵活，可以很快把房屋建起来。内部设施可以做高标准的：油漆天花板墙壁、地面铺橡皮、设置手套箱、安装强通风机等。”

    他还说：“居里夫妇发现镭就是在工棚里完成的，已成为科学界的一段佳话。”说完，他立即给基建处的王振恒同志打了电话，要他来办公室来一起商讨建工棚的具体事宜。

    仅仅一个月之后，以沥青油毡做顶、芦苇秆抹灰当墙的工棚就在原子能所落成了。

    工棚条件差，夏天室温高达三十六七度，还要穿上三层防护工作服，戴上两层橡皮手套，挥汗如雨。严冬季节，天寒地冻，自来水管都被冻裂。我们只好晚上把液体样药品和试剂搬到有暖气的房间，关好水井阀门，放掉自来水管里的水。第二天上班再复原。

    我们在工棚做了三年多的实验，后来何泽慧先生又在45工号给我们安排了一大间实验室。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子源终于在1963年夏完成并交付九所。
 

    1963年除夕，捷报传来：所出中子数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我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在这取得成绩的时刻，我们都看到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一项巨大协作环节中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个大协作的集体，我们的每个单项工作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感到当时大协作的可贵和个人的渺小，更加感到能够参加到这项大协作的行动中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1964年5月，我的小女儿诞生，家里忙得团团转。6月初，胡仁宇同志从“前方”给我捎来一张纸条，叫我速去“前方”。于是6月11日，我和蒋国强同志一起携带了4枚点火中子源，在保卫人员护送下登上西去的列车，奔赴“前方”——青海高原上的“金银滩”。

    核武器设计的水平如何，需要通过核爆炸试验来检验。比如核武器的TNT当量、核反应爆炸时产生的中子能谱和通量，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核反应过程等。用放射化学的手段和方法，对核爆产生的爆炸灰进行分析测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在“前方”，我参加并组织多次核爆炸化学诊断工作，有幸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航载核弹、第一颗导弹运载核弹等十余次核爆的放射化学测量工作。

    我这个在原子能所培养起来的青年工作人员，在美丽的大草原上继续做着在原子能所启蒙学习到的放射化学工作。是原子能所十室抚育了我和我们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我永远珍惜这一段宝贵的经历。1979年，我重新回到原子能所十室，当时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口述人丨王方定

    整理丨董建丽

    制作丨陈琬

    责校丨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