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
中国大地蝗灾频发
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
新中国成立初期
各级政府积极动员灭蝗
然而人力终究有限
蝗害依然猖獗
怀着对祖国和同胞的忧心与牵挂
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马世骏
于1951年底回到中国
加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
（1953年发展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1962年并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在这里，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治理在中国肆虐了两千年的蝗灾
过去数千年间
人类在与蝗虫的战争中一直胜少败多
这一次
把“科学”这个变量引入其中
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1952年春天
马世骏指派两名年轻人陈永林和郭郛
奔赴蝗害重灾区——洪泽湖区
马世骏嘱咐他们：
“消灭飞蝗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不仅是科学任务
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我们要研究飞蝗生态学、生物学
就得深入飞蝗的老巢。”
▲马世骏院士。
尽管对手只是“小小的蝗虫”
但当年这些治蝗者经历的艰险
不亚于龙潭虎穴
由于饮水不洁
陈永林曾染上恶性疟疾
险些丧命
一次，马世骏一行人在洪泽湖上考察
先后遭遇水盗追击和失锚事件
多亏同行的警察和船长眼疾手快
一船人才幸免于难
如果说洪泽湖区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前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就是运筹帷幄的大后方
一群科学家“八仙过海”
对蝗虫发起了立体式进攻
根据研究成果
1954年，马世骏等人向中央主管部门提出
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具体实施方案
那些年
国家对黄河、淮河、海河
三大河流实施水利工程
为治蝗战役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改变水利条件，垦荒种地，让蝗虫失去产卵环境
改变植被条件，让飞蝗断粮
改变土壤条件，让飞蝗再无藏身之地
中华大地上，蝗害一年轻于一年
1977年10月24日
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庄严宣告：
“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
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
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
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蝗害！”
1978年
动物所“改治结合，根除蝗害”项目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
马世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2年
“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
及其在根除蝗害中的意义”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2年，《中国日报》报道蝗灾控制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科学家用20多年时间
将中国从数千年蝗灾频发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基本控制蝗害的国家
然而
蝗灾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20世纪80年代末
国内蝗灾呈现死灰复燃之势：
海南、西藏等地先后出现严重灾情
山东、河北等地飞蝗种群开始抬头
马世骏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康乐意识到
治理蝗灾不是一劳永逸的
新一代科学家有必要从更深的层面研究飞蝗
1999年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
康乐紧扣时代脉搏
开启了蝗虫基因组研究
飞蝗有两种不同的生态型——
群居型背部漆黑、腹面呈棕黄色
散居型则通体碧绿
两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康乐团队发现
与飞蝗两型转化有关的部分基因
富集在多巴胺代谢通路中
如用技术手段提高蝗虫的多巴胺水平
它们就会聚群
反之则更倾向于散居
由于蝗虫只有在聚群时才会成灾
他们的研究为防治蝗灾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思路
这个团队还打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认知误区
找到了飞蝗真正的群聚信息素
4-乙烯基苯甲醚
以及它的特异性嗅觉受体
一旦把这个受体敲除
蝗虫就再也无法聚群了
自此，新的治蝗局面打开了：
可以诱捕蝗群集中灭杀
可以研发与4-乙烯基苯甲醚结构相似的
竞争性化合物
干扰蝗虫，使之无法聚群
还可以不断释放基因编辑的蝗虫
逐步稀释自然种群中有聚群能力的个体比例
直至它们变为一盘散沙
▲康乐与他研究的飞蝗实验种群。
康乐团队从事蝗虫生态学研究的30余年间
形成了一套对蝗灾进行精准控制的理念和技术体系
该团队于2017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来贺信
认为他们的最新成果是
“中国科学家为国际昆虫学和蝗虫防治
作出的巨大贡献”
2011年，康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他的领导下
更多科研人员成长起来
奋战在蝗虫研究的最前沿
在他们的努力下
蝗虫从一种古老的农业害虫
发展为具有独特价值的模式生物
甚至可以作为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动物模型
中国科学院一代代科研人员薪火相传
必将续写更多治蝗、用蝗的传奇
全文请见8月9日《中国科学报》将刊发的文章
来源：中国科学报
责任编辑：宋同舟
